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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X先生：
今天我们来聊聊有病，最近我总是需要让身体向后打折，躺在床的一角，让脑袋瓜垂在床边，脊椎可以向相反的方向弯曲，站在任何一个门边，总是下意识地两手扶住门框，身体向前拉伸，让背肌朝相反的方向动弹动弹。时间长了，相反的，成了一个褒义词，脊椎如果有机会叛变，朝着相反的方向弯曲，那就是脊椎最幸福的时刻，要是人的脖子可以扭转，脸朝身体的前面过一年，转年的时候把脸朝着相反的方向长一年，该有多好啊。我常常拿着书，举起来，向着天花板看，要是有个很高的工作台，就可以站着工作，要读电子书，就把电脑架到脖子那么高的位置去读。
去年我以为自己开始老花了，小孩子凑大人的热闹一样，到处去借别人的老花镜来试戴，每个人的度数我都觉得适合自己，都觉得世界清晰了很多，别人脸上的斑点和皱纹都看得出，过了几个月，无论多小的字，又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才结束了假老花时代，又做回几天年轻人。
生病是意识到人生无常的最佳度量衡，就像战乱是世界无常的尺子一样。我被一些病困扰了二十五年，腱鞘炎加网球肘，倒也没有死掉，脚上一个鸡眼跟地理课上的地球仪一样，这里长了几年，又移动到另外一处长，也没有因此夭折。最隐形的病是健忘症，我已经和它和平共处很长时间了，你如果问我某年月日，你我见面的情景为何，我可能没办法想起来，但是在写个什么文章的当下，那情景又清晰如放电影——电影胶片从地库里搬出来，放到放映机上，吱吱吱地转动起来。我甚至能够回想起你拿来喝水的马克杯的形状、颜色和质地，你手持它的姿态怎么样，以及你站在什么地方，正在读什么书。我们安安静静什么也不做的时间里，各读各的书。
你搬家到遥远的地方之前，给了我两捆外文书，都是外国人在远东的历险记，还有一本斯诺写毛泽东的传记，每一本的厚度没有少于十厘米的，那些书一直就那么捆着，在书架上，当年捆它们的绳子，慢慢都显出了年代感，褪色的绳子代表了时间的流逝，但比起更为长远、开阔和深刻的时间，它们不过是一秒钟不到。
要让记忆调出仓库，需要库管的同意，否则他的存在失去了意义，会被上级发现，上级会废除他这个岗位，他只好回家吃低保去了，这不人道。所以，我既非常地健忘，又非常地擅长记住一些事情，我对声音和光线有自己的储存卡，我记得当年学校走廊深处传出来的水龙头没关紧的声音。在夜半，也记得有一年租住的楼房里，五楼一对夫妻吵架的声量，他们的挂钟在夜里十点半不到，从墙上掉落，四散在地板上，还有一块零件飞出窗外，正好落在我的窗台上，那是挂钟上调节时间的钮。我和你从来没有吵过架，我们连气都没有怄过，你决定了离开我，然后就离开了，我连怄气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也终于从一个时间的、足以淹死人一百万次的隧道里走出来，确认自己听不到隧道入口处的收费员在说什么，也把所有的光亮隔绝在记忆之外。
然而，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伤害，伤害是缓释的，死亡是大自然给予所有生命体的终极伤害，我在22岁就知道。即便伤害不可避免，我仍然在狂奔去往末班地铁看你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迟疑。
至今如此。
2018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