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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晚年发表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应该将“天人之际”和“精神世界”纳入研究范围，并指出要避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即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而“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应该关注人与人之间“只能意会”和相互感通的部分。花儿是否就是这样一种天人合一、天地交融的媒介，或是连通青海各民族精神世界的纽带？
我将花儿称为流通在青海各族人民之间的精神货币！
——题记
花儿是乡愁。花儿里到处都是故乡的姿影和气息，一个人走多远，花儿就会跟多远。
那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在新疆伊犁新源县的街头，听到青海歌手马俊演唱的花儿旋律，我为之一怔：这么远，它是怎么跨越几千公里山水而成为祖国西北边陲的一丝气息的？在随处摆放的酿皮摊子前，我以普通话发问。谁料，摊主以地道的青海话作答：这声音就是我们心上的声音，就像生活中少不了盐一样，这是我们听得懂的故乡。
可是，花儿把式尕
马俊才二三十岁，而你们在伊犁的生活远不止这么些年吧？
是的，我们这里的青海、甘肃人自从清朝开始就移民伊犁，大多数人都说不清自己到底是青海、甘肃哪个县、哪个村的，可是，一听到花儿就觉得是找到了故乡。尕马俊的歌声最容易把我们带回老家。
那你们为什么还坚持说青海话？
说不清青海话有啥魅力，但是用青海话唱出来的花儿就像是在用熨斗熨着我们的心。
就这样，我在祖国西北边陲听到了花儿子民的心声。就从那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搜寻着花儿，揣摩着花儿在游子心目中的分量，这一晃就是几十年。
先是在热衷淘金的那一段激情岁月，花儿一度成为我在金场里享受到的一种“天籁”。在金场，那些远离了家乡的男人，在一日五餐十几个小时的强体力劳作中，偶尔得闲，就会面对苍茫大地声嘶力竭地吼出他们心中的思念：
架子车拉哈的肩头疼，
铁锨把抓哈的手疼；
一天里想你肝花疼，
晚夕里想你时着心疼。
金场的特殊在于那是一个纯男人的世界，男人们每天干着与砂石打交道的重活、累活，要不是对财富的渴求，谁还愿意一整个夏天都泡在这种罕见的枯燥与单调里？然而，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思维就越显活跃。在蒙头干活的每一刻，他们各怀心事，内心丰满，不发一言，但一经花儿的点燃，他们就会扶着劳动工具在稍作喘息的时间里，唱出自己隐秘而朴素的心声。
日头的影子下来了，
长虫在石崖里过了，
指甲儿连肉离开了，
活剐了我心上的肉了。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日记本开始了“补习”。虽然，耳濡目染，从小听着花儿长大，但是，近距离学习花儿对于我是一个难得的机缘。于是，我主动地跟每个人学，他们给我唱了不止于思念的各种题材的花儿，我写满了整整一本日记本。后来，每每拿出来温习时，我犹能记起每一名演唱者的声息。他们的嗓音或沙哑，或粗壮，或悠长，或像岩石相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是他们音容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心灵生活的冰山一角，借此我们了解到了他们寂寞内心里一轮轮照亮了他们生活的太阳。
要不是花儿，在荒滩野地里，他们怎么表达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怎么打发在大地冰冻之前漫漫长季的孤独？
我所知道的是，青海上一代人很少有识文断字的，那些寥若晨星般的识字者中更少有著述者。再加上“春风不度玉门关”，过去，青海的闭塞是可以想见的。为此，青海人喜欢打听，总喜欢说“阿门了”。可是，奇诡的是，就是这么一块曾经封闭了很久的江源大地并没有因此背离传统、失去多元文化的滋养，一旦接触到来自中原以及更遥远的异域文化，它便马上心领神会，不觉陌生，甚而会借此发挥出令人为之惊愕的全新水平。
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一经西藏的过滤与缓冲，在青海结出参天大树般的硕果：在驰名中外的塔尔寺的熏染下，西藏班禅代代相传，青海几成藏传佛教沃土；失传于中原大地的汉族的诸多远古礼仪，在青海的社火以及民间礼俗中依旧保有昔日的鲜活；自广州、泉州登陆，而在西安与汉文化碰撞中羽翼渐丰的伊斯兰教，与成吉思汗西征引来的色目人相遇，色目人在大地上来回迁徙的过程中，选择河湟
大地为其最适合的土壤，在这里繁衍生息，发挥经商优势，活跃一方经济，接续丝路文明。
为此，我常常发问：青海从来没有过引领一方潮流的传统和历史，但是，它为什么却始终保有一股文化再造的活力？
我再次想到了花儿。在多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青海，花儿是青海人精神的货币，花儿是流淌在各族人民心中的高山雪水，它与长江黄河澜沧江一样滋养着它所到之处的大地和人民。
就说我最熟悉的大通。它是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下辖的一个县，也是青海多元文化色彩比较集中的一隅。大通被称作花儿的故乡，这里最具代表性的花儿沃土就是老爷山。老爷山花儿会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意思的是，老爷山几乎囊括了这个县的几大文化元素：山脚是代表伊斯兰文化的清真寺，离清真寺不足二百米的山腰里有一个道观，再往上，离道观不足一百米，则是塑着释迦牟尼佛像的大雄宝殿，山顶上是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电视转播塔。更有意思的是，几大文明在每年农历六月六前后，以花儿为媒介拆除藩篱、走在一起。
六月六是大通地区的黄金季节，也是人们最为闲适的时节，大通民间的朝山会也定在这一天。朝山会本来是民间的一个活动，事关山神崇拜和民间礼仪，不具宗教仪轨。但是由于受宗教仪轨的影响，如今它有些宗教意味了。不过，依旧让我们无法归类的是，它既有拜山仪轨，又有拜佛程序，更有唱道号的过程。它杂糅多元，却无人叫停。最为有意思的是，一俟活动结束，脱去了朝山服的人们就会与围拢着看热闹的人们一起走进山林，开始唱花儿：
老爷山上的刺梅花，
扎是扎来嘛摘两把；
只要你尕阿哥给句话，
死里嘛活里的我不怕。
老爷山上的老爷庙，
再甭修，
越修得越玄妙了；
披着衣服了送哥哥，
再甭送，
越送得越难过了。
老爷山上云起来，
闇门滩下起个雨来；
尕妹妹就像个嫩白菜，
一指头弹出个水来。
大胆开口，以山取比，比起兴随——源自《诗经》的古老手法，就这样在山林里恢复了生机，长上了翅膀，直逼云霄。这就是著名的老爷山花儿会。男女歌手，不分老少，拆除了心灵、宗族以及日常的藩篱，共同建立起了一个自由歌唱的世界。
红铜和黄铜是一样的铜，
只不过颜色不同；
回族跟汉族是一样的人，
只不过信仰有不同。
这是花儿的典型修辞方式之一。“上去个高山望平川”，登高望远，花儿让每一个人一下子走出了自己的阶层以及生活的庸常，获取了一种站在云端端详一切的视角和姿态。花儿是文学，文学是人学，人在超越自己的那一刻，其精神的寰宇一下子变得很宏大，这使歌唱者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人性的高度审视生活。生活不再是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一日三餐，而是像江源大地一样辽阔苍茫的另一种存在。于是，歌手们变得就像一只只俯视大地的雄鹰，其目光是那么的明澈、辽远，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卑微与生活的苦难。
花儿是音乐。音乐是带着翅膀的一团云，一旦冲出胸腔，就会与蓝天相伴。这使歌手们在开口的一瞬，就会与天地宇宙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让雄伟险峻、壁立千仞的老爷山仿佛一时变成自己骑马飞奔的脚下的一块垫脚石。
在宏阔的宇宙和时光的长河之中，人何其渺小啊。在花儿的视野里，只有人在天地之间的爱情以及相思最是他们心中万年不倒的长城。
一把麻籽撒上了天，
落下了千千万万；
心里的花儿唱不完，
从家门口唱到了天边。
一首首花儿，就是一块块奠基长城的砖石；一段段旋律，就是一截截葱郁在记忆深处的山川。山川大地、历史记忆，甚至神话传说、民风民俗，生活中的经历，经过花儿的端详、审视，就成为他们共有的财富，共生的呼吸，精神的养料。
多么神奇的集体记忆！自《诗经》开始，甚至早于《诗经》的这样一股田野雄风在青海的大地上得到了毫无阻拦的传承。关于劳动的花儿，比如农耕、出门寻找财富的淘金、放羊、拔草、做脚户，里面包含了最为生动传神的劳作以及与其相关的动植物。
一溜儿山，
两溜儿山，
三溜儿山，
车夫哥下了个四川；
一日儿牵，
两日儿牵，
天每日牵，
好人哈牵成了病汉。
左肩子担水右肩子换，
担水着浇花院里；
哥哥是牡丹在心儿里转，
啥时候走进婚姻里？
任谁也意想不到的是，多少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劳作或者生活场景就这样在花儿的歌词和旋律中得到了最为传神的保护：
上去个高山扬红灰，
青犏牛架上了四对；
端起个面片想起个你，
我没有了食欲咽口水。
随着农业现代化以及全球化大潮的势不可当，多少传统劳作方式以及传统产业正在迅速消失，来不及保护、回顾，它们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就像这首花儿中提到的“红灰”、以牛犁地的场景，在今日的河湟生活中已经很少见到了，但是花儿在不经意间却为我们记录下了曾经的筏子客、脚户、金客以及放羊、除草、打链枷、做针线等传统职业、生产生活场景，在一个不善著述的大环境中，作为记忆的宝库，花儿让后人探视到一代代先民们远去的背影。
花儿之中，有一个久唱不衰的种类叫作大传花儿，其鲜明的特点是以历史或神话传说起兴，让只字不识的歌手们打捞历史记忆，从其冰山一角看到历史的鲜活，以此丰富文化修养。在这方面，大通歌手马得林可谓是一位民间文化达人。他曾任教于中学，当他看到花儿的这一艺术特点之后，便从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开始，按照中国历史进程的顺序搜集编排大传花儿，一度使学生们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提高了教学质量，也使学生们对花儿的表达方式有了更加入肌入里的了解。
青海花儿中有较多以杨家将、三国、白蛇传、薛仁贵征东等起兴的内容。
六郎的名字杨延景，
单枪匹马地上阵；
千百万伙里的真英雄，
尕妹妹离开你心疼。
薛刚上的是铁丘坟，
动哭声，
惊起了十万大兵；
我晴天盼雨实难心，
根更深，
相思病扎下的冬根。
在花儿中，“相思”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由其忧伤的情调注定的，也是花儿对历代相思诗的继承和发展。
上去个高山望平川，
平川里一朵儿牡丹。
看去时容易折时难，
折不到手里时枉然。
这是一缕淡淡的忧伤，这就是爱情，这就是花儿的魅力，这就是青海人心中的关于距离与美的最鲜活的阐释。有人猜想，青海人就是这样借着花儿找对象，借着花儿谈情说爱，借着花儿走出传统婚姻的束缚而走入心仪的情感乌托邦的。我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说只是盲人摸象的一己之见。从深层说，花儿的深根还在于它对于人类自身尴尬以及诸多不如意进行了一种乐观观照，对于爱情以及生命本身有一种诗性的把握，完全不是一种功利的浅近。如果是那样，它就不会有世代相传、越唱越远的生命力了。
就像我们读波斯诗人鲁米诗歌中的爱情和酒一样，花儿中的相思也突破了男女肉欲的层面，蕴含了更为丰沛的对于人类情感的珍视。我喜欢将花儿中的相思曲与中国诗歌长河中的边塞诗作比较。花儿高于边塞诗之处，在于其唱词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习性，更加贴近人性，更少“饮马长城窟”等过于宏大的表达，而更多关于无奈却并不失去希望的心灵倾诉。一句话，在豪放与婉约之间，花儿找到的是一条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就像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花儿的个性任谁也说不尽，这是因为花儿就像长江水一样源远流长，随地就行，逢山开路，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就青海沉淀下来的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等四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它们各有特点，各有发挥，在花儿的文化版图上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个性。
老爷山花儿会多以老爷山起兴，以山喻人，以山说事，天人合一，对自然山川的感悟达到了较高水平。老爷山是祁连山里延伸出来的一截山体，其生态植被、自然气息与大通的东峡、城关、祁家寺的没有太大不同，但其现有的地理优势和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险要造就了它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于是，它荟萃这一片山川的精气神于一体，成为这里首屈一指的花儿摇篮，孕育出了大通“直令”和“东峡令”两种不同于别处的花儿唱腔，其气息回转打上了这一片地域包容而和谐的宽阔烙印。尤其是流传较广的《尕马儿令》和《水红花令》在这里更是家喻户晓，成为广大民众心目中最为亲切的文化气息，一度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节奏和心跳节拍。
互助的丹麻土族花儿会最大的特点是，其令悠长，回声婉转，余味无穷，拖着一条蒙古长令的尾音，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和含蓄性，风格较别处花儿婉约。因此，一开场总缺少开门见山的直白，较多青稞酒香的敦厚与清冽。互助是青稞酒的故乡，生活在互助的以土族、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都喜欢自己酿酒、喝酒，民间戏言：这里的麻雀都能喝三两！因此，丹麻土族花儿会染上了浓浓的青稞酒香。不知是丹麻土族花儿会的传统，还是人的惯性或怯场使然，在丹麻土族花儿会上，大多数歌手开口前总喜欢喝上二两白酒；在演唱中，唱着唱着，也会不时地抿上一口，这使丹麻土族花儿会在羞答答的氛围中开场，而唱到下午就会出现热烈火爆的场面，直至晚上，人不散场，热闹的势头会延续很久很久。丹麻土族花儿会孕育了具有鲜明土族风格的《尕连手令》《黄花姐儿令》《杨柳姐儿令》《梁梁上浪来令》《大眼睛令》等多种曲令，也引来了其他曲令，这是一个体验花儿艺术多样性的不可多得的花儿会。
瞿昙寺花儿会犹如这里的瞿昙寺，具有皇家文化和民间文化相互交融的深刻烙印。瞿昙寺是朱元璋敕赐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其规制以及设计有点故宫的味道，因此民间素有“去过瞿昙寺，故宫再别去”之说。这里始终保持着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再加上，乐都是青海的文化之乡，这里的汉族人对唐诗宋词比较熟悉，这使他们对于花儿中的比兴有着更加高超的领悟力和驾驭力，因此，好花儿大都荟萃于此。与此同时，瞿昙寺的存在让周围的藏传佛教信众在花儿会期间来这里时，也不忘与各民族歌手邂逅与交流，这使瞿昙寺的花儿唱词吸收了很多藏语词语，花儿旋律中飘荡着藏族拉伊的音符，因而听起来就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在这样两种强势文化的碰撞中，这里孕育出了具有乐都特色的《咿呀咿令》《碾伯令》，也使广为流传的《白牡丹令》《尕马儿令》《水红花令》《三闪令》等略有变异地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发扬。
七里寺花儿会是青海最富激情的花儿会，也是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地域最广的花儿会，这是因为七里寺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青甘两省的客商往来时少不了要从这里路过，花儿会让他们停止脚步，也让一颗心找到了暂时的驿站。所以，花儿会期间，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许多帐篷，有的甚至扎到了山涧。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远道而来的客商、慕名而来的花儿把式；还有一些是奔着七里寺药水泉来的病人。他们沉浸在这里，想以花儿进行心理治疗，以山泉滋润身体，让形而下的山泉和形而上的花儿挽臂徐行，祛除他们身体和心中的沉疴。为此，一代代花儿把式在这里留下不少掺杂着当地神话传说的花儿佳话。这里孕育出的花儿曲令常见的有《古鄯令》《马营令》《二梅花令》《东乡令》，其中，古鄯、马营是民和两个乡的名字，东乡是毗邻民和的临夏地名，也是一个民族的称谓。有意思的是，在青海花儿界颇负盛名、由联合国授予一级文化勋章的赵存禄就是民和东乡族的一位花儿文化传承人；青海花儿王尕马俊也是民和东乡族的一位唱把式。他们或编词或演唱，让花儿获得了更加健飞的翅膀，飞越大江南北，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在青海，远近闻名的花儿会远不止这四个。就我所知，还有西宁凤凰山花儿会、平安夏宗寺花儿会、湟中南佛山花儿会、循化道帏花儿会、化隆昂思多花儿会、湟源日月山花儿会、贵德花儿会等五十多个。我曾将此告知一些外地朋友。谁知，一辈子研究花儿的青海民族大学教授朱刚说，这个数字太保守，其实，在青海，一到夏天凡有绿荫处，不论是在田野还是在山林，也不论是在休闲还是在劳作，都有唱花儿的人；有人开腔，就有人附和；众人相聚，何事可说？那就唱吧！这是青海人骨子里的爱好，焉能以“会”数尽？
青海人就这么离不开花儿，这是否有点矫情或者夸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不少人展开了学术思考，但至今仍旧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常想，大概这与青海这一方水土有关。青海自古是流放之地，其“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偏僻和荒凉决定了这里的地广人稀，人多孤独。孤独的时刻，往往是人的心灵最富激情、最具创造力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有时一只盘旋在眼前的蜜蜂也会引起一个人的高度警觉；随着阳光的远去，一截大山的影子也会在人心里泛起阵阵涟漪。花儿就是这样孕育于人的孤独的。
青海人来自五湖四海。青海的先民羌族如今在青海已寥若晨星。在青海的世居民族中，藏族是人口超过一百万的民族，其形成过程中，融合了吐谷浑人以及汉族人、羌族人等的血脉，是滚雪球一样滚大的一个民族。
关于青海的汉族，如今流传最广，甚至可以家谱佐证的最庞大的一支移民来自南京珠玑巷。那是明朝，他们祖上因为得罪当朝皇上，而被贬谪到青海。如今，青海话里的许多词语与《红楼梦》中的词语相当一致，甚至严丝合缝，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文化一脉。新中国成立后，青海一度是安置河南移民、山东知青等迁徙人口的首选地。汉族移民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使青海的普通话推广走在西部前列。
青海的土族是元朝时期入居青海地区的蒙古人吸收汉藏民族成分以及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民族，如今还在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是元代后出现的民族，不断迁徙的习惯让他们近乎始终在路上。至于蒙古族，是在明朝中期才在青海逐渐定居下来的。
这么多的民族，会聚于此，相互不了解，再加上山川地理的阻隔，他们一定是孤独的，同时是需要交流的。可是，交流需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背景与相应的心理基础，如何抵达？可能花儿是他们之间最好的使者。与陌生人打交道，交浅言不深，那就得寻找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花儿艺术不就是这样一种突破了意识形态的人性旗帜？
我还猜测，花儿创作之繁盛还可能与青海人的生存状态有关。青海远离中原文化和权力中心，这使青海人大多无缘仕途，也没有在商业舞台上驰骋的机会，为此，青海人放牧、种地、吃粮、淘金，最有运气者无非是给大户人家当脚户，始终与大自然保持着最近的距离。
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是流放，即把人放在一个季节或途程的隧道里，靠其持久的耐力完成任务，求得生存与发展，于是，为了驱赶寂寞，他们就吟起了花儿，而放羊娃、吃粮人、出门人、相思等成为他们创作的主题，也成为他们的心灵伴侣，伴随着他们远行。不是吗？他们走过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花儿扎根、盛行的地方。
花儿听起来像秦腔，有点张扬，这是青海人平时不事张扬的一种补偿。在青海电视台拍摄的花儿剧《马五哥与尕豆妹》的研讨会上，看着片子，我忽然想，是花儿塑造了青海人的个性，青海人不善投机，不懂讨好，也不会说场面话，而花儿的直率和直达心灵的个性正好可弥补青海人不善言辞的不足。在我的印象中，“会讲话、会来事”跟青海人无缘，其但凡需要发言，每露窘态，说不圆满。那么，就以花儿表达心情，走出窘境吧。我发现，在青海的影视作品中表达一个主人公的心情时，再没有比花儿言辞更少、内涵更多的手法了。为此，我在审看别人的片子，或者操刀为别人写台词时，常常试着以花儿表达人们最隐秘的心声，每每都会拿起电话求救于我所认识的那些花儿把式。
最隐秘的心声，最张扬的曲令。最酣畅的表达，最不善言辞的民众。
这是潜藏在花儿艺术里的辩证法。
我在回味着，看到了土耳其思想家葛兰的一句话：伟大的思想和优秀的作品总是在子宫般的漆黑中培养完成。难道花儿就是青海人在“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茫茫大野里与自然的一次次碰撞中点燃的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束束火花？
花儿是艺术，是关于心灵的艺术。然而，在有些青海人的心目中，花儿却是爱情的宣言、人格的底线，是他们以心相许的良言。
追溯历史，自由恋爱尚未在全国流行时，花儿已经成为青海自由恋爱的先声。早在明末清初，在青海各地，一些胆大的青年男女就通过花儿会相识、相约，寻找伴侣。花儿曾成为他们爱情地平线上一束强光，照亮了那一颗颗在黑暗中的心，一度开创了自由恋爱的新风。
就此，前几年，与民俗专家谢先生聊天时，他告诉我，青海海东一对青年在三十年前的花儿会上相识、相爱，以至难分难离，离别时以花儿发誓：
一对儿白马扯地边，
鞭麻滩，
水红花开满了塄坎。
如要我俩的心儿变，
海炼干，
隆宝滩摇着动弹。
从此，这首花儿成为他们心中的风景，成为他们坚守的堤坝，也让他们一生难以释怀。残酷的现实，让他们以心相许的婚姻未能如愿，女方在父母的威逼下远嫁玉树，在牧区一个干部家庭里生儿育女，一晃几十年，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谁知，2010年的玉树地震让这个早已满头银丝的老太太一下子回到了青春岁月，连夜坐班车回到了家乡。因为，她早已探听到与她花儿有约的初恋情人至今依然单身，在乡下茅屋里实践着他以青春相许的诺言，尽管日子过得很贫寒。
隆宝滩，隆宝滩，这是玉树的草原一角，还是他们都不知道玉树在哪儿时一语成谶的天机？在回来的路上，她全然忘记了她将从此开始适应与她现有生活天差地别的一种苦寒岁月。那是她曾经出发的地方，也是留着青春和初恋的难以忘怀之地，贫困有什么可怕！她这一次的决绝，让子女和朝夕相处几十年的丈夫都难以理解。
在青海花儿界，远近闻名的花儿编词家冶进元先生最是为花儿以身相许的一个人。他这一生，干过许多行当，日子过得并不如意。相反，随着家庭负担的加重，个人倍觉不堪其累。于是，年轻时，他心一狠就抛家撂口走出家门，唱花儿，编花儿，过起近乎流浪的生活。今天是在这个花儿会上，明天是在那个花儿沙龙，后天又是在一场酒宴的桌旁抚腮演唱。直至七十多岁，被儿女们寻找到时，他已病入膏肓，不能开腔。
我曾筹款想让他把自己编创的花儿结集成册，但他早已说不清自己随手记录的笔记本在哪里。他这一生成就了许多能够挣钱的歌手，自己却潦倒不堪，无家可归。唉，要是有那么一点功利心，他早年或许就不会那么决绝地离家出走而一生落魄了。我见过他几次，包括动员出花儿集时在他儿子的办公室里，也听过他编创的花儿，他对于花儿内在逻辑“连象”修辞的高妙追求，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他一生创编的近千首花儿中，我只记住了一首，是他的自嘲：
吃烟喝酒的唱少年，
臭名远扬了青海高原；
亲戚六眷的全不管，
阿訇爷见了着转脸。
言辞间透着孤独、悲凉、尴尬以及无可奈何的迷茫。回忆到此，我仿佛看到他在人生尽头接受着亲人的严厉审视时脸上那一缕乐观而调皮的眼神。
花儿到底是迷魂药，还是清醒剂？乐都女歌手王克秀说，谁也说不清。
王克秀身为青海人，从小时候起，就听花儿，但奇怪的是，她讨厌花儿，认为那是不正经的人用以调情的野曲，不值一听。但是，她的老公偏偏就好这一口，每逢花儿会，有再要紧的事也敢耽搁。这还不要紧，一来二去，在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他竟迷上了一个花儿歌手，后来，居然跟着花儿歌手跑了，将她和儿子晾在一边不管不顾。这对她来说是多大的打击？最终她抑郁成疾，一查，竟是癌症，真是祸不单行。亲人们好言相劝，一概无用；远近求医，几成生活常态，依旧无用。有一位族里的长者出招：再别折腾了，信马由缰，到处去玩，玩到啥时候就说啥时候的话。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她在四处游玩的过程中，最终将目光盯在花儿会上。于她而言，花儿会是一朵“恶之花”，让她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她想弄明白花儿好在哪里。阴差阳错，一个夏天下来，她的心境竟由坏变好，她的癌变也得以抑制。更重要的是，她的声音条件和感悟力是一流的，她对花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花儿把式，她开腔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伤心事随着她的歌声一点点抽丝剥茧，最终全然离开了她，阳光再次照亮了她的内心。
人生这么短暂，啥是你的我的？只有每一天、每一刻的快乐属于自己，何必耿耿于怀？她在花儿的怀抱里终于找回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别人的鼓动下，她还出了几张碟。我在拍摄一个专题片时曾邀请她为我唱了几首花儿，我觉得她浑厚的声音里确实隐藏着对生命的深刻感悟。离别之际，结合自己的身世，她为我留了一首花儿，同在车上的花儿把式马得林即兴和了一首，男女酬唱问答的歌词被我及时记了下来：
西凉国招亲的薛平贵，
雁捎了信，
它捎到平贵的府里。
你身上阿哥把心牵碎，
我尕妹哈问：
碎心哈你拿啥着补哩？
西凉国招亲的薛平贵，
孽障的人，
王宝钏哭干了眼泪。
阿哥你心碎了别忧累，
碎掉的心，
尕妹的嫩肉俩补给。
花儿是青海人尚在襁褓里时便能感觉到的气息。走在河湟大地，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奶声奶气的小孩扶着花儿的拐杖发声学话。我的一个族叔，一辈子严肃正经、不苟言笑，属于有点道学的老古板，谁承想，他老年离婚，儿子远走，每每于个人孤苦无依之时，便在远离了村庄的田野里高唱花儿，据听过的人们说，那简直是声声带血的哭泣。花儿一度成为他老年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音乐家王洛宾根据青海民歌《四季调》改编的《花儿与少年》，让花儿的旋律荡漾在一代青年学子的心中，补偿了他们不能在山野里尽情接触花儿的遗憾，也使他们借着这个旋律了解了广袤无际的青海大地以及任人怀想和驰骋的青海精神。离开青海迁徙台湾的人们难忘这一片苍茫大地，在香港、台湾听到“花儿皇后”苏平演唱的花儿时，声泪俱下，连连吟咏着歌词“阿哥们是出门去的人”，不能自已。
苏平是青海化隆籍的花儿歌手，与朱仲禄齐名，被称作花儿皇后。她删除了花儿里的一些表示转折的青海方言虚词，一下子减少了理解上的困难，让不在花儿语境里的人能更了解花儿，从而使花儿近距离约会外地人。然而，让青海人感到失望的是，她的花儿唱得那么甜、那么亮，却已经没有了花儿的冲劲和野味。在与苏平的闲聊中，为了证明是她把花儿带出了青藏高原，她给我出示了马继援和张贤亮写给她的关于花儿的信。
由田野到江湖，从民间到象牙塔，花儿无拘无束，一路高歌，早就进入文人的视野。自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5年首次在《歌谣周刊》上登载袁复礼搜集的三十首花儿之后，花儿研究的涟漪就层层叠叠，不曾停止。1940年，张亚雄从三千多首花儿里精选了六百多首辑成《花儿集》，在重庆正式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海花儿研究全面铺开。青海花儿、甘肃花儿、宁夏花儿、新疆花儿，各展风姿。不只在国内，就连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学者也对花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民间音乐学系的Mary Clare Tuohy（苏独玉）借着花儿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青海，花儿更是催生了不少学者、专家，他们创作了不少相关专著。青海举办了无数场花儿擂台赛，还推出了很多选秀活动，孕育了不少应时的花儿歌剧，诞生了不少赚钱的花儿茶园……就我所知，我的朋友圈中，马得林出了《大传花儿集》《花儿千首漫青海》两本书；赵存禄出了花儿长篇叙事诗《东乡人之歌》《民和花儿选集》；井石策划了湟源花儿公园，还拉了几个同好编纂了《青海花儿词典》；赵宗福等主编了《青海花儿大典》。
我的书架上，摆着《河湟花儿大全》《中国花儿通论》《西北花儿精选》《西宁花儿》《爱情花儿》等书，还摆着关于花儿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看着这些书，我常常感慨：这一生，专门读花儿、感悟花儿都嫌时间有限了。为此，我打定主意，挤出时间，就我自己的所知所想以及对花儿的理解，写一篇关于花儿的文字，于是有了这样一篇几乎难以收尾的文章。
在文章写作的日子里，听说有人将打造花儿品牌，准备将花儿产业化。
我笑答：“想以一篇文章写尽花儿，或者想给花儿划定疆界、戴上笼头，皆无异于想笼罩阳光、隔断空气。”
我认为：
花儿是一头雄性十足的野牦牛，你不可能将之悉数圈养在听人摆布的铁笼里。
花儿是青海各族人民心中最坚固的长城，资本和权力的牢笼可以剪断其翅膀，但收购不来它自由飞翔的灵魂。
花儿是青海联系中原文化以及各种文化传统的坚韧纽带，其源头直指《诗经》《楚辞》，甚至是神话传说，再大的野心也难划定它涟漪般不断扩大的疆界。
花儿是西北山川在人们的心目中的投影，一旦失去了山川大野的养育和滋润，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鲜活在花儿里的各种意象便会瞬间灰飞烟灭。
若是那样，花儿中，雪白的鸽子再也发不出啪啦啦振翅的脆声；雄姿英发的走马再也走不出裹挟着烟尘的流线；梦中不败的水红花和白牡丹就会落下叶子，蔫了身子；藏在哥哥们心中的憨墩墩就会失去昔日的朴素可爱。
2016年8月2日初稿
2016年8月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