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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样埋藏深刻于基因深处那些不堪的或者美好的煤矿记忆？
在生态文明潮流面前，各地千篇一律、无师自通地选择了种花种草、修渠引水、栽树立碑，建起不少生态公园。
犹记得山西那些曾经臭名昭著的煤矿，如今摇身一变几乎都成为生态修复的典范。那一年，随着全国网络媒体山西行的步伐，我曾走了不少这样的矿区。几年间，它们一个个华丽转身，花红柳绿，不得不让人赞叹一番。就这样，赶场一样，端着照相机在山西大地上跑了好多天。压在心头的那块黑疙瘩也因此而一点点变淡、变无了，眼前似乎一下子充满了希望和生机。
可是，煤矿事关一地民生，它们被关停，靠山吃山的最基层的矿工们该何去何从？
在回来的飞机上，我想到的是我的家乡大通煤矿的命运，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亲戚在煤矿上吃饭。开矿的、挖煤的、驱车运煤的、当中介销煤的，甚至偷煤的；正式的，临时的，在私人矿井边上开饭馆谋生的；从大通、默勒到天峻，甚至远行到新疆的察布查尔、甘肃窑街的，不一而足。这早已不仅是民生，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心灵寄托、活着的根基和靠山。几百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这里的人们就连思维都不由自主地与煤有点关系了。要是突然间没了煤矿，这何止是生存链的一时腰斩？
但是，资源有限，生态承受力有限。我很清楚的是，我们的新闻同行唐钰已在《青海日报》等媒体为身边的大煤洞村的生态灾难敲响了警钟。文章说，大煤洞村一户人家，天黑前好端端煨上的煤炕到了半夜却一片冰凉，主人被冻醒了。她起身揭开炕板查看时，差一点吓傻。原来知根知底的炕洞变成了一眼望不见底的黑洞，宛如井口。好在房未塌，人还在。可是，自此之后，这房子哪还能住人？
这种事不止发生在一家两家。昔日矿区的安逸就这样被画上了句号。靠山吃山的历史难道就这样说结束就结束了？其他尚没有暴露出问题的矿井则越掘越深了，罄尽有日，何时叫停？一记钟声就这样敲响在靠煤吃饭的大通工人和农民的耳边。
对此，我还没反应过来。才几年，大通煤矿说关停就关停了。这何止一声惊雷？年轻的矿工们从此背着行李远走西部荒漠里的新煤田所在地鱼卡，而老矿工们则拿着一月千余元的保障金回老家盘算着社保年龄。最难堪的是那些盘旋在矿井周围捡煤渣过活而无家可归的人。据说，他们无论是单身，还是已经建起了家庭的，总人数就有好几百号，眼看着矿区一天天冷落下来，他们悄悄转身，自谋出路。
一个时代，一帮从五湖四海不招自来围着煤窑吃饭的人，一种悄悄打上了地方文化烙印的营生就这样渐行渐远了。
时过境迁，几年后，我在某村看见了一个来自煤矿的飘零者。他形单影只，在看守村委办公楼。我问开多少工资。村委回答：这是早年被其母亲带到这个村的孤儿，长大后一直没有结婚就在煤矿周围混日子，靠捡点煤渣过日子。现在煤矿没了，他没地方去，就回了村庄。他在村里没有亲人可投。咋办？就这么安置了，让他一人守着村委办公室，享受低保，我们总不能让他饿死吧？
无独有偶，在西宁下南关街的人行道上的乞丐中，我发现有个患小儿麻痹症的中年女子那么眼熟，似曾相识，就多看了几眼。与我同行的老乡有点不耐烦地说：“看什么看，是当年的老相好黄莺落架了？这不是曾经在闇门滩斜坡扒过煤的人吗？”
哦！恍然大悟。20世纪80年代，从闇门滩到煤矿那一段煤尘飞扬、颠簸不堪的弯路边不就生存着一大批这样的人吗？他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身煤黑，蜷缩在路边，一旦有煤车经过，半大娃们就会迅速爬上货厢，用胳膊肘子扒拉煤块、煤渣或沫煤；一俟车辆消失，女人们就会拿着扫帚和簸箕从各自有主的路段上冒出来，刷扫沫煤，捡拾煤块。他们是生存在煤矿最底层的一群人。
他们不仅占领了闇门滩陡坡一处，在小煤洞、大煤洞等重要路段一样有他们的身影。
与他们相似，但比他们高级一点的捡煤娃则是那些围着矿井之外的青泥堆生活着的半大娃娃。他们没日没夜趴在青泥堆上，以此为家，警惕地看着一辆辆矿车从头顶滑过。一旦矿车到点倾倒垃圾，他们就会蜂拥而至，奋不顾身、眼尖手快地攥住那一块似曾相识的黑色块状物，并扔进自己的背篼。靠着天生的感觉，他们能很快判断出那是一块煤，还是一块石头。就这样，没多有少，怀着希望，坚韧磨炼，找到营生。纵然一时富裕不了，但也能吃饱肚子。所以，矿区附近总少不了这样的人。后来，有些失了劳力的老人，放了假的学生也参与其中，跟着他们，触运气，成为“阶段性”的捡煤娃。
捡煤娃中有不少聪明绝顶之人，他们在青泥堆上厮混久了，虽然并没有捡到多少煤，但早就看透了煤场里的规则。一开始，他们用小恩小惠巴结售煤员，渐渐地就开始做起中介来，为那些在煤场外排队排了几天却始终装不上煤的人服务。两全其美，自己也从不吃亏。水至清则无鱼，哪能一言揭穿？买煤娃自有这一行的智慧和行规。
就是这些人，后来一个个都成了职业卖煤娃。
卖煤娃有两种。一种是，囤煤卖煤，在远离了煤矿、煤场的地方自开煤场提供各种煤。另一种是，把煤直接拉到用户家门口。他们一开始是驾着马车或者驴车卖煤，后来则是开着手扶拖拉机、汽车直接把煤拉到县城之外的互助、平安、化隆、循化等地，上门服务，赚取运费。
只要有吃馍馍的，就有捡拾馍馍渣的。
矿区内外，人知本分。小本生意，源远流长。大通的卖煤娃无论多大年纪，就是甩不脱一个“娃”字。如今，电气普及，煤矿关停。有时，在西宁深巷里偶尔还能听到那悠长的叫卖声，循声望去，大声吆喝着的依旧是大通人。问是哪儿的煤，则含糊其词，嘴里拉着蛋蛋，噙着口水，汲着鼻涕，早没有了原先的底气。
据说，卖煤娃们也风光过一时。
虽然他们一身煤黑，走在街巷里显得特别另类，是属于自绝于众人审美视线的一类人，他们坐哪儿哪儿就一坨黑，除了牙齿，全身不见白。尤其是那夹满煤尘的指甲缝，就是洗一百遍也绝对洗不干净。但他们是那些远离煤矿的有钱人们一直离不开的人，也唯有他们，总惯于接受买家的种种摆布，在接钱之前就会把煤一背篼一背篼地背到买家指定的地方，还会认真负责地将煤苫起来，不使煤黑玷污买主家哪怕一点点地。有时，看买主家没有现成的地方，他们就会帮助买主腾地，从不怕出力气。他们总爱说一句话：力气不是拿戥子称的。
多么直爽！与此同时，他们在心里更清楚，煤可是拿秤称的，一斤一两都不能马虎。说是不马虎，但他们在算账时，总爱打马虎眼，不经意间，把生意悄悄做上了。据说，有些买主看他们一身黝黑的可怜身影，在算账时就把加减乘除的主动权让给了他们。这时，他们无一例外，从不客气，然后，就会讨好一样地变得更“傻”，低下腰身在一边嘀嘀咕咕。他们的乘法口诀是，五八四十八，三八二十八。正当买主用袖口掩嘴发笑看着他们时，他们则用黑手擦一把嘴角的唾沫，拿着买主给的现金，一溜烟赶着马车半跑着出了巷子。直到很远，才舒一口气，甩着响鞭，唱起花儿，或一头杵在车厢，用皮袄捂住头，在马蹄声中打起呼噜。
到了后子河，人就睡在车厢里，那些拉车的驴马会把他们拉到经常打尖的饭馆门口。这里是驿站，牲口总得歇腿吃料，人也该享受一碗面片，灌下几碗不要钱的面汤。吃饱喝足，松松裤带，喘一口粗气，找一块平地让牲口打个滚，然后继续上路，这就像季节一样天经地义、雷打不动。受了他们的影响，后来，学生娃们周末用自行车驮着麦麸皮贩卖给朝阳的养牛户之后，在回来的路上，也总选择在后子河吃面、休息。
老实说，今天后子河的饮食半边街就是卖煤娃们催生出来的。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假如大通没有煤，没有卖煤娃这样一种职业，就肯定没有后子河饮食文化的今天。卖煤娃们虽然不是有钱人、体面人，却是手头相对活泛的人，属于跑着的“狗娃”，是捡得到属于自己的骨头的人，所以，他们是不在乎这一碗面钱的。就从那时开始，土地紧缺的后子河农民看出商机，立足家门，找到了自己的饭碗。贴近地面、紧跟时代、调适生意，从一碗面片到油花满面的肚丝汤，再到今天的浪山宰羊，吃柴烧鸡，他们一直在把脉过客，不离丝路。
因此，在大通讲课时，我一再强调，后子河地方经济与大通煤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不能忽视卖煤娃穿针引线活跃起来的这一点星星之火。
据说，那时候的卖煤娃同时是信息员，他们不止一次把乡下亲戚的话带到城里，也把城里亲人的问候带到乡下。尤其是那些在城里当兵的人，常常请假守在某巷口，从卖煤娃那儿打听家乡的消息，这是他们唯一认可的信息渠道。新中国成立前，散兵游勇闹土匪、吃大户的消息也是通过他们传到四乡八堡的。
当然，他们传递得更多的是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事，比如，平安一带已经开犁种地了，长宁堡一带的大豆结荚了等。最让人们艳羡的是，当大通一带还是冰天雪地之时，他们在车厢一角的皮袄里不是卷了来自西宁的韭菜，就是水萝卜，这可是那个时代里拓展大多数人想象的关于季节的信息啊，谁拥有，谁就是“大王”。
既然是养人的职业，哪能没有内在的甘甜？怪不得，煤矿一个个关停之后，在西宁的一些偏僻角落和青海东部农业区的一些乡村里不时还能听到操大通口音的卖煤娃那悠长的吆喝声、叫卖声。
就这样，通过一代代卖煤娃的吆喝声、脚步声，在电尚未出现、通行的年代里，大通煤曾经温暖了一座城市、一方乡村。
那时，西宁家道殷实的人家，谁家炕头上没有一个代表着家庭体面的火盆？一年四季，火盆里不断地续得起大通煤的人家，不用问，一定是富人、大户人家。
火盆一般是镶嵌在一个正方形空心炕桌里的浅锅，大多是铁的，当然也有铜的，其材质不同，说明主人家的经济条件、阶层位置也就殊异。但这只是硬件水平，“软件”则是那在火盆里的燃料。没有燃料的火盆，就是一张嗷嗷待哺的口，吐出的是比屋外更加寒冷的湿气。所以，为了家庭的温馨，大多数人家平时过日子都在积蓄着那续命般的燃料。哪怕半截木棍，一把引火的残草，一堆晒干的马粪，一坨掺杂了沫煤的粪块，一丁点把儿煤，几丝煤渣等，这些燃料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指数和尊严。
那时，走到一户人家里，嗅嗅他们家从火盆和土炕里不经意间冒出的烟味，人们就可以判断出其贫富。只有那些达官贵人、财富旺势到一定程度的人家，其室内才时时飘着淡淡的煤烟，就连整个空气里都是香喷喷的煤烟味，让人感觉特别温馨。是的，这是一种只有在大通人和常烧大通煤的大户人家里才能闻到的味道。在今天看来，这还是一种延续了三四百年的河湟味道。靠着这种含烟的煤焜馍、烤洋芋的时候，周围好几条街巷也都是淡淡的香味。
这是何其温馨的生活味！
写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就要问了：这些烟火气里不是包含着一氧化碳？它是有毒的。是的，一氧化碳，肯定有毒。但大通人家和西宁的街巷人家一直觉得这是一种彼此难分的味道，是体味一样的早已适应了河湟大地而不觉得其怪的鼻息。适应了这种味道，再嗅祁连山里的窑街煤、海北煤，鼻子反而会排异一样地拒斥着不肯接受那些煤烟味。
前几年，在陈元魁的长篇小说《麒麟河》的研讨会上，有评论者认为，小说缺乏一丝大通把儿煤引燃起来的烟火气。如果，旧时代的西宁没有火盆和由其点燃的大通煤的烟熏味道，则其生活就该大打折扣了。信然！
因为，那时的火盆不单单是一个取暖的生活用具，还是当地民俗的一个重要窗口。围绕着火盆里那有限的鼻息一样的煤火，怎么样把一群大大小小的陶瓷罐放在周围加热，还不让水沸腾出罐子激起煤灰，是妇女的功课之一。
我的妈妈曾经告诉我，只有那些修炼到家的女人，才懂得这火盆内外的常识。会过日子的人，不浪费哪怕枣核大的一粒把儿煤，尤其是，不能在续煤时掀起煤灰；也不能忘了火盆断了火苗。为此，到了晚上，细心周到的主妇会小心翼翼地用煤灰埋了火种，直至第二天黎明，轻轻抖去煤灰，唤醒火苗。不仅要善于及时烧开每一个砂罐里的水，还要使站在地上不敢上炕的后生们有火烤，这哪是粗拉拉的女人们能懂得、习得的本领和常识？
就是靠着这大通把儿煤的烟火味，西宁烤肉的味道里总多着它特有的焦嫩；西宁人熬出的奶茶总是那么让人怀恋；西宁街上的大通煤火烤馍馍的香味早就溢出了高原；大通煤火里炒出的豌豆粉条菜更是香飘百年，余味犹存。
乡愁万般，如今，谁忘得了来自北川和北川大地心腹里的这一缕淡淡的烟味？
说着，涎水流成了另一条北川河。这不是夸张。
我这么随性无心地写着，就好像大通的煤没有造福和滋润大通人一样地有点绕远。其实，大通煤自从几百年前被牧羊人发现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大通各民族饭碗底下最牢靠的米粒，谁都尝到过它的甘甜，区别只在大小多少。
我不厌其烦地说过，在生产队时期，矿区附近的孩子曾经围着矿井边撒下的福利，比我们乡村的孩子多穿了几双球鞋，也很有把握地早早便凑齐了一个学期里五六元的书本费。
我们村离矿井较远，少说也有二十公里，但那时我们村却有老老少少二十多个煤矿工人。他们白班夜班，骑着带了摩擦灯的自行车，每天出没于村道矿井，不知在自行车后座上捎来了多少煤，从他们家中冒出的那些烟味一度香了半个村子。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村光景好一点的人家几乎都找到了拉煤的渠道，哪怕一架子车，只五六百公斤，都是那个时代里农民们的最高理想。
顺应这种理想，我们各个生产队每年冬天都要派出十几辆马车拉煤搞社员福利，这使每户人家的墙角几乎都存放着几百斤沫煤、大煤。在晒干的牛粪里加几锨沫煤煨炕取暖，便是一道抵御严寒的坚强堤坝，我们那时的冬天因此多了些其他地方的人们少有的温暖与温馨。
除此之外，但凡有红白事，那时人们再穷，也总要卖几百斤块煤应急，这早就是民风一缕，根深蒂固了。
那时，我们家因我舅舅是公社干事，有用汽车拉煤的便利，曾卖去几百斤小麦，托舅舅先后拉来了好几车混煤。如今，难忘的是，那时我们在院子里支一张筛床，从混煤中筛出沫煤、选出煤渣的劳动过程。当时，我们还专门腾出一间小屋子放煤，在那个时代，这简直称得上奢侈。就是靠着这一屋子沫煤，我们在春天打煤砖，抟煤球，杵蜂窝煤，把碎牛粪和白土都变成了燃料。到冬天，更是用其与晒成了碎末的牲畜粪混合煨炕，不仅取了暖，还用以炖茶，这使我每个冬日都能享受喝早茶、晚茶的待遇，与大多数同学相比，就多了一份贫寒童年里的幸福滋味。
那时，在村里，还有一种热闹，至今尤其难忘。如果村里谁家来了煤车，卸煤空了车厢，我们总免不了要一个一个从车厢后边爬上去，在车厢里很享受地东摸摸西看看一番，这使很多孩子不一会儿就一脸煤痕，好像山羊。大一点的小孩专爱恶作剧，故意把煤灰抹在小孩子脸上。这使没有见过京剧脸谱的孩子们一个个变成了戏剧角色，老师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往往要笑着看上半天。
那时，煤矿工人们的家属大都还住在农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身份上依旧是农民，但一起劳动时，她们就比一般社员有优越感。一方面，她们穿的总是新的，很少有补丁；另一方面，她们的雨伞、草帽、劳动工具等看上去也是那么高档次。再加上，她们有意无意炫耀一番头一天晚上吃过的韭菜饺子等好菜，这使她们很少受欺负，社员们总是捧着、护着、恭维着她们。谁让她们是煤矿工人的家属呢？
煤矿工人，钱儿墩墩。
那时，谁家姑娘有幸嫁到了矿区，那是活活地进了天堂。不仅吃得好、穿得好，烧煤比我们烧草更方便，还有闲钱花，那不是活活地进到福窝儿里去了？
有一年，我和父亲结伴出村，驮着洋芋去矿区换了一点大煤回来。直至很久之后，他还常说，那些家属捡煤就像我们进山捡柴火，只要手勤快些，一点零花钱和换几袋子洋芋的煤是手到擒来，不费多少气力的。语气里总带着羡慕。
大通煤矿不知从何时起，就成了周围穷人们的乌托邦。那时，有力气的青年人，只要下得了井，不怕吃苦，就能很容易在这里挣到大钱。真金白银，就在眼前；养家糊口，不在话下。为此，不只大通一地，青海东部农业区其他各县受尽贫寒的山里人，一旦来到大通煤矿，不到几年，就会悄悄地在矿山周围空地上搭建土屋，然后把一家人都带到矿区。
最为有意思的是，老人和残疾人们，在大通煤矿周围旋着旋着，最终也一样落下脚来。也不知咋回事，总有一小块立足之地在等着他们。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个以乞讨为生的六十多岁老人，十年间，不仅在这里结识了很多人，还存下十万元钱。当他听说一个老工人去世后其老伴一人过活，手头一时拮据的消息之后，曾托一个熟人做媒，想入赘到这个老太太家，以肩负起这一家养家糊口的责任。我听着，都有点想笑。但这样的事，在矿区里早就见怪不怪了。同是煤矿人，谁都不笑谁可怜。
大通煤矿真是这样一角包容的大地，穷人立得住脚的乐园。
仅就这些来看，大通煤矿的历史也只是走投无路者立下脚跟、获得生存的一个生存现场而已。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大通煤矿曾如一双看不见的翅膀，带起了近代大通的低空飞翔，它一度助推当地工业文明，激活了大通人在北川河畔创业办厂的诸多灵感。
真不知这一页历史从何时写起。
我们只依传说：
有一天，位于大通煤矿西侧的桥尔沟村，一个有心人在嚼着从煤层里淘汰出来的青泥并以此洗牙时发现，这东西有着非同一般的黏性和韧劲，其质地是当地的泥巴无法相比的。这就开始琢磨起其用途来。他就像今天的孩子们玩橡皮泥，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玩尿泥一样地用青泥随性做起简单的玩具。他玩性十足，就这样做着做着，对之产生了兴趣。也不知是谁忽然点醒了他，说远在山西的煤窑附近，当地人以青泥烧窑，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坛坛罐罐，这可是一种前景看好的营生。这事当真？于是，他怀着好奇，远投山西拜师学艺，决心很大。但那时候有一技之长的师傅们都很保守，半藏半掩着不肯随意收徒授艺，这就逼得他上房揭瓦、挖洞偷看，就这样见识到了抟泥、做坯、装窑、烧窑等一整套流程。然后他就以打短工的名义，在山西的窑行里厮混了一年半载。再然后，打道回府，回到家乡创业，向村里很多人传授了技艺。
这个人是谁，姓甚名谁？
四十年前，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我跟桥尔沟村的很多老人落实传说时，老人们都摇头，说肯定有这么回事，一代代都这么说，但难以确指是谁。如今，村里多的是这种匠人，手艺娴熟，产品过剩，因现代工业发达，砂罐被淘汰了，后生们谁还做这劳什子？
其实啊，危机早已层层显露出来了。当时，看着小煤洞的陶瓷生意好过砂罐的，桥尔沟有些砂罐匠人就毫不惋惜地丢了手艺，让孩子们另谋新路。
那时，作为青海八大工厂之一的陶瓷厂，也是奔着大通煤资源而建立在如今的小煤洞的。曾经，其产品冠盖天下，覆盖西北市场，千家万户也顺应时代，喜新厌旧，不看好砂罐的使用价值了。陶瓷产品确实让人们眼前一亮。因为在那时，一旦到了初冬，谁家不腌制几大缸酸菜、存放清油，谁家的木柜上不想摆一个釉彩鲜亮的瓷缸？
再后来，亦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陶瓷被更先进的家当替代。陶瓷厂便转身电力市场，烧制了一大批质量上乘的绝缘器材，从电杆瓷瓶到各式闸刀，以此苦撑，延续企业的生命，就这样折腾了很久。我很多朋友就是在那儿上班挣钱、安身立命的，一时之间生活还算体面。
如今，大通砂罐铸造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一家小院，一间作坊，一个土窑，不时地，为了表演和拍摄，还烧制、推出过一些深深地镌刻着时代记忆和气息的产品。从穆斯林的日常用品汤瓶到各种各样的砂罐，以及模仿着现代陶艺制作出来的花瓶，我们总算还有个看头、想头。
而大通陶瓷厂，从八大工厂之一到国营企业，爬坡过坎，一番折腾之后，早于大通煤矿渐行渐远、销声匿迹。不过，其影子犹在，走在宁张公路边，在大通小煤洞的原陶瓷厂附近沿街的铺面上，我们依旧能够看到一些大小菜缸和药罐之类的老旧产品。门面低矮的商铺里，依稀看得到陶瓷厂昔日的影子。
看着这些产品，我想到了曾经延伸到它们身边的那些铁轨。它们同样是奔着大通煤资源而铺设到这一带的铁路专线，也是现代交通文明最早伸向大通的一条工业化胳膊。如今，随着高铁线路的北移，这些铁路专线已成“僵尸”，不知何往，一任铁锈覆盖，隐身尘埃荒草，再也无人问津了。
奔着煤矿之光建起来的发电厂更是喜新厌旧，早把目光投向了大通煤矿之外的能源。还有那些靠着电厂隐身大通县城周边的重型机床厂和那些以“七”打头的三个数字为名称的化工厂随着海晏的221厂的使命结束，也寂然无声，唯剩残垣断壁。但在“两弹一星”事业的基座下和不为人知的历史背后，我们哪能忘了大通煤不声不响输出的能量？
大通一段段随风飘逝的流金岁月就这样如梦一样地告别了我们。往事并不如烟！烟云在记忆深处，至今依然无法全然抹灭。
犹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新鲜感，其中之一，就是开学之初的安全教育。
那时，大通所有单位无一例外都是烧煤做饭、取暖的。遍布城乡的中小学校更是不能一日无煤。在学校里，无论教室一角，还是教师宿舍里，都摞着几百块机制或手工的煤砖。校园里更是常年堆着用来烧饭、煨炕的沫煤。这使我们早上穿去的白衬衣的袖口和领子到了下午就染了一圈污痕。生炉子或者煨火仓的学生到了下午一个个就像大熊猫，眼圈周围都是一圈煤痕。秋季开学，趁着天晴无雨，老师带领学生勤工俭学打煤砖，在那些的日子里，全校师生更是一个个沦为煤工，满身煤污，满脸煤痕，一双黑爪，书都不敢摸。
但对于这一切，我们早就适应，从做学生到当老师，十几年过去，寒来暑往，就像适应了季节转换一样适应了这个环境，我们早就不怕煤带来的黑污了。
在一人一间房的教师宿舍里，我们更是常把煤砖摞在一角，用旧报纸一盖，就万事大吉，心里安然，不以为脏。在教室里，那些煤砖是连盖都不盖的。其实，不是不想盖，而是盖不住。那么多孩子，哪里容得了轻轻的几张报纸？这使我们的教科书纵然没有直接接触煤尘，但只使用了几天，便很快就黑乎乎的，变了样子。学生们卷了边角的课本更不用说，一个学期下来，就是一册深刻着岁月痕迹和一地气味的“古董”了。
俱往矣。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因煤引起的安全事故。小则那些买不起火炉子的学校里时不时出现孩子陷进火仓而烧了腿脚的意外，大则每年都会出现因煤气中毒而一命呜呼的案例。至于因煤火管理不慎引发的局部火灾，火炉子加封不严造成的煤烟中毒住几天医院的事故，则越是在冬天发生的频率越高。夏天也偶尔有之，不时听闻。为此，在大通当地位居领导级别的人，无论在什么性质的单位里上班，总是把安全教育挂在嘴上，一日不停。作为教师，每年开学，主题班会时，哪能不一再强调用煤安全？这一切，还得记录在案，以防万一。
1983年秋天，参加工作报到当日，时任校长并没有对我的教学提出什么具体要求，而是亲自把我领进属于我的宿舍，手把手教我生炉子的程序以及晚上封火的要领。在离开宿舍之际，他特意指着门头的活动风窗说：“天再冷，也得留一条缝，明白吗？人命关天，千万不能把风窗关太严！”
“明白！”就在应答他的那一刻我蓦然警醒，原来房子上留风窗是独属于大通的智慧，这是不同于烟囱的另一个空气通道。大道至简，多少人因为不懂使用风窗，而殒身煤烟。呜呼哀哉！
因此，我在做班主任的那些岁月里，最为担忧的还是那些火仓和火炉。
火仓是用土块围起来的最简陋的取暖区域，说穿了是一个露天的火堆，孩子们围着取暖时，每每有陷进去的危险。火炉子则相对安全一些，但每天一大早，要是没有按时启封，续煤块引燃，延续火种，整个教室的冰冷会让早到的学生手足无措，哪能安心读书写字？到了晚上放学之后，还要担心值日生会不会封炉子、留火种。
水火无情，一氧化碳放倒过那么多人，对于班主任来说，牵肠挂肚的工作任务之一始终围绕着火仓、火炉。
我想，这是其他地区的人和如今的班主任们体会不到的一份艰辛。
原以为只有学校教师和国家干部才懂预防煤气中毒，将其作为工作惯例。其实啊，放眼看去，整个大通的农民更是早就知道与煤打交道的常识和适应之道。
如今想来，那时的大通城乡没有封闭式的预制板房，房子上更没有玻璃幕墙，黄泥小屋也好，砖木结构的瓦房也罢，都是挂着椽子的屋子，屋梁上的那些椽子与椽子之间是留着空隙的。谁都不会堵死这些空隙，总给一氧化碳留足了“逃路”。
他们御煤的智慧，还体现在炕道上。不知从何时起，大通人习惯了板炕。板炕不同于从下面填充燃料的打泥炕、石炕。它是把煤和燃料直接从上面放进炕洞点燃，然后再盖上寸厚的木板，木板上面再铺毛毡毯子的炕。其优点是，随时可揭板见火，以灰的厚薄调适火劲、炕温。欲烫薄灰，欲温厚灰，各适其性。除此之外，在生不起火炉的年代里，人们还靠这炕火焜馍、烧洋芋、熬茶、打点心，还不断地拓展其用途，让生活始终充满了温馨。
当然，上山追兔、踏雪归来、双脚泥湿、腿部不适之际，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卷了毡毯，揭了炕板将身子置于煤火之上。因此，在金场里，同样是居住在祁连山腹地里的门源人就会以“烤干腿”取笑大通人。对此，大通人百口莫辩。是的，这是大通人的休闲方式之一，也只有大通人才能“烤干腿”。
在青海，除了大通煤，其他地方的煤个性都很烈，尤其是沫煤，没有耐性，经不起捂，更不适应被毡毯层层捂住的半真空状态。与大通煤相比，只一山之隔的瓜拉煤、默勒煤、铁迈煤等，都是易燃如柴的块煤，烧起来火焰如吼，但它们却不经捂，一旦封火，马上熄灭。而与之相比，大通煤哪怕只有核桃大的一块火种，或者一把沫煤，就是盖了几寸，甚至一尺的煤灰，它自会默然生存很久，直至全然变为灰。一句话，它经久耐用，属于煤中质地最柔韧、煤灰最少的一种。这性格简直有点像大通人。
不是吗？其气味也是从不呛鼻、从不浓烈的，只淡淡的、悠悠的，始终裹着一缕暖暖的馨香。其烟色也是浅浅的、清清的，总显得很平淡。所以，大通屋梁上安家的麻雀从来是不变色的，不像门源农家屋梁上的麻雀，黑乎乎的一身煤尘。
可是，这样的柔韧中始终潜藏着防不胜防的毒性。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为此，老人们晚上睡觉前，除了留着门缝、窗缝透气，还总喜欢在屋子里放一盆清水。这使那些蹿出炕洞，悠悠在屋里走串的二氧化碳便一脚跌进清水，失了锐气，不再那么闷人。人与煤，就这样相互适应，和平共处，已不止几百年了。
但也有例外。如果家里来了客人，这烟味就爱欺负生人，常常弄得好端端睡下的人，次日凌晨就变成一个一病不起的人。常见的症状是头昏身重，四肢酸痛，恶心欲吐，见风尤甚。不用说，一氧化碳中毒了。
这可不是上医院治得了的病。主妇们一看就明白一切。还不等客人反应过来，噗噜噜一阵水响，水汽蒸腾，茶香四散，这时，她们已站在炕头双手递过来一碗颜色深红的糖茶，让客人趁热喝了。这不只是茶，还是药。喝了只过去一会儿，所有难受的症状就会渐渐消失。
大通人将此茶叫作沸茶。沸茶的药理是以毒攻毒。其做法是先在铁勺里焙干茶叶、蜜蜂窝、麦粒、黑风籽、蕲艾、红糖或蜂蜜等物，然后加水慢煮几分钟，看药性出来，就适时地夹一块红枣大的已经燃透的煤火放进茶汤。水火猛交，沸腾加剧，茶香满屋，药到病除。这早就是大通人居家过日子的常识了。想不到，它还如此灵验哪！此乃民间偏方？谁也想不到的是，它居然还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往大了说，这事关健康，事关体质。多少年过来，大通人的抗体就是不同于周围其他人的。还不得不说的是，因了煤的熏蒸，过去的大通人很少有湿气过重、腰酸腿疼的人。我一个从医多年的朋友说，青藏高原上，尤其是牧区和不常烧炕的地区，因湿气过重，老年人里腿疼的人，比例一直很高。而与之相比，大通明显是个例外。这不能不说是托了煤矿的福。
凡事都藏着辩证法，有好就有坏。大通煤矿也曾给大通留下诸多伤痛。
还是从健康说起。过去，大通人中煤炕烧了腿脚的儿童和老人的比例也是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炕里炖茶、焜馍，无疑是把火坑置于身边，稍有不慎，就会受伤。因炕板朽坏塌陷、小孩调皮等造成的烧伤更是层出不穷，村村都有，年年不断。最令人难过的是，大通几乎每年都有因煤气中毒而身亡的人。
“人打死的拳棍手，水淌走的水手。”因采煤技术娴熟、井下工作经验丰富，很多人疏忽了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使很多在煤矿、煤窑上练就好身手的农民倒在了矿井下。且不说大通煤矿，大通人走出大通，走南闯北，在新疆、甘肃、山西等煤矿贡献经验、换取体面生存的过程中，也曾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我所知，几乎村村都有不幸的人。
不只煤矿，金矿下也曾倒下不少大通人。犹记得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青海各地金场开放后，大通人靠着井下工作经验，在祁连山的寺沟、天桥沟、肃南等地一马当先，建井淘沙，引领风气，一时挖了不少黄金。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牺牲了很多人，这是得不偿失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此，虽没有谁进行过细致的统计和总结，但至今想起来依旧令人不寒而栗、伤心不已。
除了他们，如今活着的许多矿工因为多年的井下工作，到了老年，也是活得不顺畅的。如影随形的尘肺病让老人们蜷缩在炕角里喘息，每一口呼吸都好像是在挣扎和拔河，让人看着难受。但这是职业病，矿工们谁能幸免？正因如此，如今好多煤矿只招临时工，不养长期工。
说着这一切，我的村子里在旧社会当过煤兵的一个老人曾告诉我，煤矿用人，早该这样。挖矿，这哪是长期干的工作？当然，更不是父死子继、祖祖辈辈接着干的职业。“在旧社会，干煤矿的都是迫不得已的人。不是债台高筑、走投无路的，就是犯法抵罪的。像我，那是当了逃兵，回家之后，被抓去当煤兵的，这是一种惩罚。所以，我们那时把干煤矿的人叫作埋了没死的人，把当兵的叫作死了没埋的人。在旧社会，煤坑里填了多少四顾不见亲人的尸骨啊！”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煤矿却是一个香饽饽。
那时，大通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是煤矿医院，大通福利最好的学校是煤矿中学，大通人气最旺的电影院是煤矿电影院。大通煤矿篮球队更是生龙活虎、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谁都不敢否认，放下粗茶碗，端起三炮台，引进陕西青茶、普洱、信阳毛尖等茶的，依旧是煤矿退休工人。而在此之前，大通各民族无一例外，都适应了喝老熬茶，或是以药代茶，熬一点柴胡、麦粒当茶喝，还真喝不惯各路细茶，视其刮碗子为戏儿，内心总有点抵触。
那时，人们上饭馆，除了吃一碗面片，多调点含在饭价里的辣子，还真不知道坐着喝茶聊天，点菜品茶。老实说，也没有那个余裕。可是，煤矿退休工人来自五湖四海，改革开放，水暖先知，他们在带来无数内地消息的同时，也把一些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大通，引发了大通的潮流。
我还记得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黄军帽、喇叭裤等时髦也是从煤矿上流行开来的。《少林寺》《霍元甲》刚刚演罢，歌声先自煤矿电影院飘起。一时之间，煤矿上雨后春笋般冒出不少功夫了得的拳棍手。原先隐姓埋名着的大师们一个个宽衣大裤闪亮登场，闻名乡野。我沾点边的一个亲戚不知从何时起拳脚了得，一夜闻名，跟我们都不怎么说多话、闲话了。见面就撂一句：“可曾有人欺负你，有的话，说一声。”于是，那个时期，一代青年趋附煤矿，投师学艺，蔚然成风。
我从大通师范学校的窗口里看着煤矿，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向往。为此，业余时间我也曾顺应潮流，跟人练武，但因天性迟钝，投入有限，不曾上路，属于白蹲马步，从不见功之流。与我相比，我们村那几个矿二代却是学啥像啥。他们平时腰里缠着一条一头焊接了钢珠的钢丝，关键时刻是穿着宽袍大袖的专业服装出场的，说话都是咬着嘴唇，好像与谁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那么接近电影，简直是青春的投影。
后来，参加工作，我先后托人搞到几吨煤票，有沫煤、块煤。攥着票据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成就感。于是，我就像父辈们一样赶着马车前后三次星夜出发，排队拉煤，好好见识了一番。
在煤场，沿着售煤员攥在手里的皮鞭的指向，我不止一次地老实尽义务，把青泥和石块拉到井面上指定的地方。也曾因马车转身摩擦到别人的车厢而遭人一番先人老子的臭骂。第一次，身在煤场，我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一时感觉很没有面子。看我挫败不堪的神情，与我结伴同去拉煤的马戈笑着说：“在大通煤矿，挨不得骂，经不起别人的打，那就说明你还没长大。这名售煤员你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吗？叫尕县长，尕县长一天到晚都是先人老子地骂人，他不打你还是你运气好。不听话的，他想打就打了。”
哦！原来如此。再后来去煤矿时，我就默默习惯了这一切。我后来了解到，我们当地人这样早出晚归地拉煤简直是一种享受，与那些排了三天队都靠不近矿井的外地汽车司机相比，大通煤矿是从来不卡本县马车、驴车的，这可是他们的宽宏大量，于我们来说是多大的面子和福利啊！我身在福中还觉委屈，这大概属于有眼不见老爷山之流。于是，我曾狠狠地检讨自己，并从此珍惜每一块煤，不肯浪费哪怕是含着青泥的、被工人们称作加钢的准煤。
然而，任谁都想不到的是，这样的辉煌不曾延续多久。二十多年前，煤矿一时面临亏损，企改警钟提前敲响。几次裁员，让人们赞叹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旺势就像雪山一样开始消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时，有点手艺和商业天分的人看准市场，身在煤矿、心在别处，悄悄开始了转身；那些在矿山里摸爬滚打，积累了资本的人，最先纷纷移师默勒、天峻等地，摇身一变，成了矿长。一时之间，马矿、王矿、刘矿、杨矿、冶矿们，驰骋祁连山内外，把那些井下大拿纷纷挖到了自己的胳膊底下。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尚在农村老家留着根据地的工人们舔舔嘴唇，悄悄撤了，从此不再朝后看。煤矿领导更是壮士断腕，金蝉脱壳，一心向西，紧盯鱼卡，将老兵们一个个托到社保之后，带着精兵强将前往戈壁煤矿。
而最难的是，那些人脉有限、再待无望、回家无门的后生。他们四顾茫然，开始堕落，一心逃离，不务正业。多少人，就这样把自身投向比煤层更深更黑的深渊。掐指算来，他们大多数属于矿三代、矿四代。可惜的是，他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为在煤矿上的生活彻底画上了句号。
宛如一场梦。
矿一代，做过煤兵的韩家老汉长叹一口气，抹着泪水笑着说：“刚开始，人民政府接管煤矿，很多人从煤矿上跑了，纷纷选择回家种地，一时有一种很享受的、得了解放、见了天日的感觉。那时，唱着《解放区的天》，我本来也是要跑回来的。可是，一个陕西籍的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地劝住了我。他说，终于迎来了解放，以后的时代里，照灯不用油，打场不用牛，煤矿工人会很吃香的，你哪能放了一食，寻二食？我那时不大相信他，心里还在偷偷笑，照灯不用油，打场不用牛，那不就是更苦的日子？但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送给我，还给我十几元钱，让我帮着他管几天井面。这面子咋说都是下不来的，这就勉强留下来了。谁能想到，从第二年开始，在大通，煤矿工人不是谁想当就当得上的，那是有指标的。所以，我这辈子是赶上了大运，稳拿一辈子工资，真不知有多好。最难忘的是，曾因评上了劳模，去内地疗养院疗养了三个多月。这不是梦吗？”
退休回村，这又是几十年。每天没事干，他便看着远方的矿山发呆。去年，他的儿子开车拉着他在原先的矿区里转了一圈。他说：“这哪里还是小煤洞、大煤洞呀，那些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地方的小巷、工棚一个都看不到了。踏着新近架起的木头台阶，看着一丛丛被规划着种上的花卉，我觉得这是一场梦。不过，也好，让矿区变花海，这句号画得好，画得圆。”
我说：“您觉得还缺点什么吗？”
他摇摇头。
我说：“要是在花海中再建一个大通煤业博物馆，把这将近四百年的光阴里大通的风云变幻一一记录下来，如何？”
“那是，那再好不过了。”
“好的。我把你此时的心境写进我的文章。我愿你心中的这个博物馆就像那曾经拉煤的辘轳一样叽叽咕咕打捞出大通乃至河湟几代人的煤矿记忆。”
2022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