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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疑古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周人在征服殷商时便竭力夸大商纣王的暴行，为自己“恭行天之罚”做舆论工作。对此，孔子的弟子子贡提出了怀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矣，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他认为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别人的丑恶行为都归聚到他一个人身上的缘故。一百多年后，孟子竟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
的结论。针对《尚书·武成篇》中记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而言，他认为：“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实际上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是不可能存在的，战争必然要死人。《尚书·武成篇》的记载反倒是真实的，《逸周书·克殷解》可为之作证。但这一论断却透露出孟子的疑古思想。又过了一百年，孔子、墨子自称得尧、舜之真谛，而儒、墨两个学派的各个分支都自称得孔、墨之真谛，对此，韩非指出：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子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这段论述说明，战国时期儒、墨两家托古立说，借重尧、舜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儒、墨各分支也各自吹嘘得孔、墨之真谛，实际上各家学说各有差异，这种自我吹嘘是不可信的。这种对古史、古书的怀疑态度，开了疑古风气的先河，为后来的古史、古书的辨伪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最早对伪史、伪书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宾客们。在《淮南子·修务篇》中，他们尖锐地指出：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伪史、伪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世俗之人头脑中“尊古而贱今”的观念和统治者“厚古薄今”的做法在作祟。这种观念和做法导致了道家借重黄帝，医家借重神农、黄帝，墨家借重大禹等来抬高自己学术地位的现象，于是出现了托古代圣君明主之名的伪书。正如近代梁启超所分析的那样：
“好古”为中国人特性之一，什么事都觉得今人不及古人，因此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此实为伪书发达之总原因。
康有为也认为：
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人之情哉！耳目所闻睹，则遗忽之，耳目所不闻睹，则敬异之，人之情哉！……敬异则传也。
李大钊曾指出：
中国自古昔圣贤，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
刘安在《淮南子》中不仅探究了伪书产生的原因，而且对古史的记载也提出了怀疑。如在《缪称训》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他认为被儒家所吹捧的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所谓的圣君明主，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神圣，而是“千年之积誉”粉饰了他们的形象；而儒家所贬抑的夏桀、商纣，实际上也没有书上所描绘的那般残暴，而是“千年之积毁”丑化了他们的形象。在《氾论训》中，他们又指出：“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在此，刘安他们把托古而伪造古史者比作是在“画鬼魅”，因为人们没见过鬼魅，伪造者则可以随心去涂抹，可美化、可丑化，人们无法比较真假，因此也就很难说它像还是不像。在盲目“好古”的汉初，刘安等人能有如此的见解，确实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