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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我们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把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这些口耳相传的事迹，到了文字发展比较成熟、书写工具比较方便时，才被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今天，保存在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的古史传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远古时期英雄人物的故事，如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等，这一类的传说反映了在氏族社会里人类战胜水、旱等自然灾害时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关于部落之间战争的传说，如黄帝战蚩尤、克炎帝等，则反映了我国古代部落之间曾经有过较长时间、较为激烈的战争。在这征服自然、部落联盟之间不断加强战争活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一些英雄人物，如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二是对于自己祖先和氏族起源的传说，如商的始祖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等，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对偶婚姻关系。
由于口耳相传，这些古史传说免不了有后人增益的成分，因此各书记载也互有差异，使得中国的古史系统错综复杂。比如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吕氏春秋》的《贵公》《用众》《孝行》《禁塞》诸篇有“三皇”“五帝”之说，《周礼·春官·外史》则说外史官的职责是“掌‘三皇’‘五帝’之书”。秦始皇时王绾等上书议帝号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
而先秦之书存于今者，如《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等皆未言“三皇”“五帝”。“三皇”具体指哪三人？也是众说纷纭。或以为指伏羲、神农、黄帝三人；或以为指燧人氏、伏羲、神农三人；或以为指伏羲、女娲、神农；或以为指伏羲、祝融、神农；其说不一。“五帝”具体指哪五人？或以为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见《大戴记·五帝德》）；或以为指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见《战国策·赵策》）；或以为指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见《吕氏春秋·十二纪》）。其说多有分歧。
面对如此错综淆乱的古史传说系统，首先对其进行整理、考辨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作《史记·五帝本纪》本着“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的原则，选择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古史传说，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将《五帝本纪》列为《史记》之首篇，并以审慎的态度摒弃荒诞无稽的传说。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也对儒书中关于古史传说的增饰成分进行了分析考辨。三国蜀汉的谯周在《古史考》中，对《史记》中关于周秦以上古史的记载进行了考辨。清代的崔述在《考信录》中，更是系统地考辨了上古三代的古史传说。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则全面、系统地对古史传说和古史系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辨，终于把错综复杂的古史系统理出了一个线索，点清了一个眉目，使人们看清了一个欺骗了后世近二千年的古史体系，以及伪误层累地形成的过程。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商代不仅已有比较成熟的甲骨文字，而且已经有了典籍。《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国语·晋语四》也说：“有夏、商之嗣典。”至于夏朝是否已产生文字、典籍，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暂且不论。至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提到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所谓“三皇”“五帝”时的古书，则实在是不可信。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
要是那些书都是真的，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进化原则刚刚相反。所谓“黄金时代”，他人在近世，我们在远古。……若相信神农、黄帝许多著作，则殷墟甲骨全属假造，不然就是中国文明特别地往后退化。否则为什么神农、黄帝时代已经典章文物灿然大备，到商朝，乃如彼简陋低下呢？
目前我国保留下来最早的典籍是《尚书》，它记录了距今二千三百年至三千年间王室的诰命、誓言和其他的大事。据说，《尚书》原有篇数很多，至春秋时期已亡佚不少，故而《史记·孔子世家》称“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经过孔子的编次整理，《尚书》仅保留有百篇。秦焚书后，该书失传。至汉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
此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整理而成，故称《今文尚书》。至汉武帝时，其弟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该书因采用战国以前的古文字抄写，故称《古文尚书》，但该书流传不久就亡佚了。因此导致了汉成帝时张霸伪作百两篇《尚书》、汉魏之际人伪作《古文尚书》的作伪案。张霸的伪作很快就露了馅，而魏晋人（或以为是皇甫谧，或以为是王肃，或以为是梅赜）的伪作则迷惑了人们相当长的时间。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一作梅颐，又作枚赜）所献《古文尚书》，自称是孔安国作传，即魏晋人之伪造。由于当时各家《尚书》传本皆亡，梅氏所献孔传《古文尚书》遂被立于学官，置博士。至唐太宗时，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采用此书，遂成定本，得厕于“十三经”中。
北宋末，吴棫作《书禆传》，首先对梅氏所献伪《书》发疑，可惜《书禆传》十三卷没有流传下来。但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书类”“《书禆传》”中可略窥其内容大要。该书分为总说、书序、君辨、臣辨、考异、诂训、差牙、孔传凡八篇，从“书序”辨起，一直辨到孔传，其间或辨其史实之异同，或辨其语言之差异。其后朱熹受吴棫的启发，对《书序》《古文尚书》及孔传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并作了浅显的考证。元代吴澄著有《书纂言》，认为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为真，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故在诠释时，皆以《今文尚书》为主，而认为《古文尚书》为东晋晚出之书。明代梅鷟撰写《尚书考异》和《尚书谱》，对《书序》《古文尚书》及孔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翔实的考辨。清代姚际恒撰《尚书通论》，其书虽已亡佚，但其部分内容及其精义被阎若璩抄录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阎氏的考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伪《古文尚书》的最后定案是由阎若璩、惠栋等人完成的。这场关于伪《古文尚书》的诉讼延续了六百余年。
《诗经》也是现存较早的典籍。据《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汉书·艺文志》也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据此便有了“孔子删诗说”。此说首先遭到唐代孔颖达的怀疑，他在《毛诗正义》中指出：“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而后南宋郑樵、朱熹、叶适，清朱彝尊、崔述等也多有考辨之言。
《诗》有“诗序”，分置各篇之首，说明各篇作者及旨意。首篇《关雎》之序特长，故称为“大序”。所谓“大序”，是总论全书的，“小序”则是叙说各篇作者旨意的。关于《诗序》的作者，异说颇多。萧统《昭明文选》以为子夏作；《隋书·经籍志》以为子夏所创，毛公、东汉卫宏加以润色；北宋刘敞作《七经小传》，怀疑《诗序》；苏轼作《诗集传》以为“小序”首句（所谓“首序”）为“孔氏之旧”，以下余文（所谓“后序”）为“毛氏之学，而卫宏所集录”。王安石作《诗义》，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北宋程颐以为“小序”为国史旧文，“大序”为孔子所作；郑樵作《诗辨妄》，认为《诗序》“皆是村野妄人之作”。朱熹认为“《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以后清代崔述在《读风偶识》中则认为《诗序》乃后汉卫宏作，并认为“序”无大小之分，均出于一人之手。
《周易》原是一部卜筮之书，是秦始皇明令不烧的书籍，因此它没有遭到《诗》《书》那样的厄运。关于这部经书的争议主要有：①重卦之人为谁？《易》以八卦为基础，八卦两两相重为六十四卦。关于重卦之人，有四种说法：一说为伏羲，一说为神农，一说为夏禹，一说为周文王。②《卦辞》《爻辞》的作者为谁？一说并为周文王；一说《卦辞》为文王作，《爻辞》为周公作。③“十翼”的作者是谁？《周易》除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外，尚有《彖》上下、《系》上下、《象》上下、《说卦》《文言》《序卦》《杂卦》凡十篇，谓之“十翼”，也称为《易传》。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后人据此则认为“十翼”为孔子所作。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始疑《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并称“‘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郑樵作《六经奥论》也称：“今之《系辞》，乃孔门七十二子传《易》于夫子之言。”朱新仲、朱彝尊等皆疑《序卦》；戴震亦谓《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与《尚书·泰誓》俱后出，不类孔子之言；皮锡瑞亦疑《说卦》乃焦京之徒所为。
《周礼》在诸经中其出最晚，秦焚书后，至汉武帝时始出，入于秘府。至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始得著录于《别录》《七略》中。然亡《冬官》篇，遂以《考工记》补之。《周礼》原名《周官》，荀悦《汉纪》曰：“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关于本书的作者，传统上认为是周公。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引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尾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郑樵《通志·经籍略》引孙处之言曰：“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但汉儒对此已有怀疑。贾公彦的《周礼疏》“序”谓林存孝已作“十论”“七难”以揭示其伪迹。宋人司马光、洪迈及宋以后胡五峰、季本、万斯大皆辨其非周公作，姚际恒也将其列入《古今伪书考》中。清儒廖平作《古学考》，继而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直谓出于刘歆之伪造，以佐王莽之业。
《仪礼》是“十三经”中“三礼”的第二部，是专记礼节仪式的书。现仅存十七篇，为秦火后之残余，因仅限于士之礼，故也称《士礼》。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序”、贾公彦《仪礼疏》“序”均认为是周公所作，后人多疑其说。宋代的乐史、徐积、章如愚均认为非周公所作。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曾辨《仪礼》非周公所作，邵懿辰《礼经通论》则明确认为十七篇为孔子所定。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春秋史。《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其“序录”云：
（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也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其说与《汉志》略同。至唐，啖助、赵匡首先对《左传》的作者及左丘明的身份、所处之时代提出怀疑，并进行了考辨。南宋郑樵则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考辨。
《左氏春秋》古本至汉代仅存于秘府之中，外人罕得见。至成、哀之间，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从尹咸及丞相翟方进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由此可知，引传文以解经，始于刘歆。《左传》原本是一部独立的史书，非为解释《春秋》而作。故至清代，刘逢禄专作一部《左氏春秋考证》，对《左传》的名称、体例、传授之系统，《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等进行了详密的考辨，并指出《史记》各篇所引《左传》旧文与今《左传》不合，揭示刘歆增益篡改之迹。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则认为《左传》出于《国语》，为刘歆所伪造。崔适在《史记探源》中认为《史记》本属今文经学，由于刘歆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又认为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窜入。
《论语》在《汉书·艺文志》中被放在《六艺略》“春秋类”中，原本是依附于经部的传记。故《汉书·扬雄传》赞曰：“传莫大于《论语》。”《后汉书·赵咨传》引《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此语今见于《论语·八佾》。到汉文帝时，将《论语》置博士，不久即罢。后得厕于“十三经”中。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据此可知《论语》直接成于孔子弟子之手。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曰：“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论语音义》又引郑玄曰：“仲弓、子游、子夏等撰。”明举其弟子之名。唐柳宗元撰《论语辨》两则，前一则专辨《论语》撰人，以为《论语》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编纂。
关于《论语》内容之真伪，清崔述专作《论语篇章辨疑》（见其《考信录》中《论语余说》），认为全书二十篇中末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中至少有一部分为战国末年人所窜乱。
《孝经》和《尔雅》原本为六经之附庸。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除六经及《论语》外，尚有《孝经》一类而以《尔雅》附之。后来两书因此列入“十三经”之中。
《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据此可知，此书名曰“孝经”，是因为孝是天经地义，并非因为它是一部经书。蔡邕的《明堂论》曾引魏文侯的《孝经传》。《孝经传》虽已亡佚，但因此可以推见战国初年已有《孝经》这部书。《吕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经》诸侯章，也可作证。《孝经钩命诀》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便有人称《孝经》为孔子所作。如郑玄《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人莫知根源，故作《孝经》总会之。”
《孝经》在汉代有两种版本，故《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自注云：“二十二章。”“《孝经》一篇”，自注云：“十八章。”古文本为孔安国所注，亡于梁末。今文本为郑玄所注，经文今存，郑注亦亡。今“十三经”中的《孝经》经文采用的是今文本十八章。
《隋书·经籍志》称：
《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梁末亡佚。今疑非古本。
又称：
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着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
此段论述疑及郑玄注，并指出隋王劭所得孔安国本《孝经》传为刘炫伪造之书。而后，刘知幾在《上〈孝经注议〉表》中列举十二条证据，证明当时通行的《孝经》非郑玄所注，认为其注“言语鄙陋，义理乖谬”。
司马贞也指出：“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未之行。……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
朱熹作《孝经刊误》，认为《孝经》“盖出于汉初《左氏》未盛行之时，不知何世何人为之也”，又认为《孝经》“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辑而成”。
清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更是作了详尽的考辨。
《尔雅》原是我国古代一部分类编撰的字书。扬雄《方言》、王充《论衡》均谓该书是孔子门徒解释六艺而作，或谓为周公、孔子所作。最早对周公作《尔雅》提出怀疑的是汉代的郭威，他认为《尔雅》中有“张仲孝友”之类是后人补上去的，并非周公所记原文（见《西京杂记》引郭威之言）。宋代欧阳修则认为《尔雅》是秦汉之间学《诗》者所作，根本不是圣人所作。吕南公、叶梦得、郑樵等均持与欧阳氏基本相同的观点。清代的崔述不仅提出有关证据证明《尔雅》非周公作，而且指出此书为秦汉间人所作。梁启超认为：“《尔雅》今列于十三经，陋儒竞相推挹，指为周公所作，甚可笑。其实不过秦、汉间经师诂经之文，好事者编为类书以便参检耳。”
先秦诸子书构成了我国历史上仅次于经书的第二类较早的古文献。
“诸子”之称始自《七略》。《七略》是我国较早的分类目录著作，作者为西汉刘歆。《七略》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诸子略》述诸子之派别，分为十家：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除小说家外，又有九流之称。《七略》后亡佚，但其主要内容被收入《汉书·艺文志》中。
儒家的代表作有《论语》《孟子》《荀子》等；道家代表作有《老子》《庄子》《管子》《文子》《关尹子》《列子》《鹖冠子》等；墨家的代表作有《墨子》等；法家代表作有《商君书》《韩非子》《慎子》等；名家代表作有《公孙龙子》等；阴阳家书，《汉志》共录有二十一种，今俱亡佚；杂家代表作有《吕氏春秋》等；其他各家著作多亡佚。这些诸子的著作，或是自撰，或为其门徒所编纂，或为本学派后学采摘其言行或依傍其学说推演、编写而成，或撰非一人、成非一时，掺入后人增窜、补缀的成分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子书中作伪的现象尤为严重。有的是整部书作伪，如《鬼谷子》《关尹子》之类；有的是内容有后人增窜的成分，如《管子》《庄子》；有的是本无其书而凭空伪造，如《亢仓子》（亦作《亢桑子》，本书遵从古籍原文）、《子华子》等。总之，子部书籍在四部中伪书的数量最大、问题最多。
最早对诸子著作进行辨伪的是西汉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刘歆所撰《七略》虽然亡佚，但其主要内容多被《汉书·艺文志》收录，该志考辨了《文子》等四五十种书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疑及《广成子》《随巢子》《胡非子》等。颜师古疑及《孔子家语》《邓析子》《西京杂记》。最早写文章对诸子著作进行考辨的是柳宗元。他作有七篇考辨诸子的文章，分别考辨了《列子》《论语》《鬼谷子》《晏子春秋》《亢仓子》《鹖冠子》等，直接影响了后世对诸子的考辨。宋高似孙在柳宗元的影响下，作《子略》，其中辨及《鬻子》《孔丛子》《曾子》《列子》《文子》《战国策》《尹文子》《亢桑子》《鬼谷子》等子书。朱熹虽没有专门考辨诸子的文章，但在他的《文集》《语类》中也辨及《孔丛子》《中说》《管子》《子华子》等。明初宋濂作《诸子辨》（一名《龙门子》），这是我国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门考辨子书的著作。该书考辨了从先秦到宋代约四十四种子书的真伪。晚明的胡应麟作《四部正讹》，其中卷中以考辨诸子为主。清初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其中考辨诸子书四五十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除考辨古史传说外，也将考辨的眼光放在诸子之上。由罗根泽主编的《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收入的均是考辨诸子的文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蒋伯潜撰成《诸子通考》，对诸子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进行了系统的考辨。
以上从古史传说、儒家经典、先秦诸子三个方面简要地介绍其考辨整理、研究之概况，将历代考辨工作理出了一个线索，由此可以大体了解有关古史传说、儒家经典、先秦诸子辨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