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郭沫若先生曾经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这段论述说明了辨伪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我们的祖先给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的。比如古书，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它的数量之多。然而在这些古书中，伪书占了相当的数量。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指出：“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序中也指出：“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除伪书外，一些古书中还掺杂着伪史、伪说。比如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其中有着不少虚构的成分。倘若不对这些伪史、伪说、伪书进行考辨，将会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

我国的古书从魏晋以来一般被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中国辨伪学史论及伪书的范围，四大部类均有涵盖，此外在“道藏”“佛藏”两类中也有。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分析伪书范围及作伪的程度时指出：“凡四部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为寡。” 为什么子书作伪最多呢？因为子书向来被人们视作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有人随便地搜集、编纂，假托古人之名而刊行流传。经部被认为是圣人所传的经典，因此较少有人敢去作伪。然而当某部经书亡佚或秘藏不露时，便有人出于某种动机伪造或篡改。史部书籍多为记载史事，不如经、子两部偏重理论、容易编造，因此伪的比经、子两类要少。然而其中也多有记伪事、伪说，有时也掺杂作者之外他人的续补之作。集部为个人作品，很少有人会伪造全部，但有的文集中也有偶尔掺入他人作品的情况。因此，历代对古书辨伪的重点一般放在经、子、史三部类，同时也涉及集部及道经、佛经等方面。

我国的古史传说，存在着一个“逐步发生演进变化，由较简朴到较复杂，由缺乏系统到逐步有系统，由神话性很浓到逐步净化成人性，由纯神话逐步变成历史故事” 的复杂过程。其中涉及的一些古史人物及事迹，多经过后人的加工塑造，有的甚至是出于某一学派的利益而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辨伪的任务不仅限于对古书真伪的考辨，还包括对古史真伪的考辨。顾颉刚指出：

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

辨伪，是考据的方式之一，是从事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具体的工作程序和基本技能之一。正如郑良树所指出的：

古籍辨伪学和古史辨伪似乎是双胞胎的孪兄弟。古籍如果是伪造的，书内所载的古史恐怕就有问题；研究古史的虽然未必一定要同时研究古籍。不过，他却不可轻易忽视古籍真伪的问题。所以，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顾颉刚曾向钱玄同发问：“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钱玄同回答称：“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 可见辨伪书与辨伪事同是辨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辨伪学又与校勘学、目录学、考据学等相邻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张舜徽先生所指出的：“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校书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们，原来也是通过校书来考定古书的真伪和时代的。”

中国对古史、古书的怀疑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而真正对古史、古书进行整理、考辨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作《史记》的过程中，本着“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对古史记载进行了认真的考辨，所以梁启超称他是“辨伪学的始祖”。从春秋以来，疑古思想作为一种学术潜流在中国一直存在并发展着。在中国绵绵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从事辨伪工作的广大学者、专家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向伪史、伪书发起进攻，并取得卓越的成绩。今天，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当今史学研究所需要的。

近年来，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出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正如刘起釪先生所指出的，有的人“直接称用传说中的古帝、古神做信史人物来立论；有用晋代的《帝王世纪》之说去驳诘先秦资料的；有引用伪《古文尚书》文句为说的；有把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资料平列地使用的；有把属于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部族的古帝先王，在论文中不区分其先后混同地称引和阐说的”。这不仅是一个学风的问题，而且说明一些年轻的学者对中国辨伪学的知识知之甚少，对一些本该阅读的辨伪学著作，他们却没有坐下来认真去读，因此出现了以上所说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诱发我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师从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攻读历史文献学。从那以后，我便对历史文献学，尤其对中国辨伪学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长期担任“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更是偏爱“辨伪学”的研究。先后涉猎了大量有关辨伪学的论著，发表了有关《论衡》《史通》等研究的论文二十多篇，为撰写该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真正萌发撰写该书的念头，是从阅读顾颉刚先生的《崔东壁遗书序》开始的。该序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辨伪学史略，由于它过于简略，乃至顾先生本人也觉得“有的地方太粗浅，有的地方有罅漏”，“不能满意”，但它却给撰写“中国辨伪学史”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和架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问世。该书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历史的论著，其中也论及了历代辨伪的主要人物及成就，给了我不少启迪，其中观点也多被我所吸收。拙作还吸收了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将中国辨伪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疑古思想的萌芽及辨伪学初起时期（先秦汉魏南北朝）；（二）辨伪学的发展时期（唐宋）；（三）辨伪学的成熟时期（元明清近代）；（四）辨伪学的再发展时期（现当代）。其中第二、三、四章的第一节均为“概观”，从宏观上论述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特点和主要辨伪学家所取得的成就。由于篇幅所限，有的辨伪学者只能在“概观”内论及。凡设有专节论述的，多是具有代表性的著名辨伪学家或具有较大影响的辨伪工作。

由于长期担任学校行政工作，事务繁忙，加上近年来教学工作繁重，因此往往只能利用节假日或夜深人静之机潜心写作。好在身体尚健，思路较敏，虽酷暑伏案，严冬操觚，却不觉其苦，反而乐在其中。

历时两年，拙作终于付梓。首先要感谢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卞孝萱教授冒着酷暑，细心阅读书稿，题写序言。同时还要感谢徐州师范大学相关领导和科研处的重视与支持。由于拙作具有一定的草创性质，因此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衷心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