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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考中进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历任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滁州、颍州知州等。晚年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曾受诏修《新唐书》，并私修《新五代史》，其主要著述多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中。
欧阳修所处的时代，辨伪之风非常盛行。正如司马光所说：
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受这种疑古思想的影响，欧阳修对一些儒家的经传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考辨。
关于《周易》，他相信本经《卦辞》《爻辞》及易传《彖辞》《象辞》，而怀疑《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他在《易或问》中指出：
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俚巷人之语也。及其传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于缪妄之说，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论，及其传之久也，后世反以谓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实不诬矣。由是曲学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也”。
在《易童子问》中，他又指出：
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
在此，欧阳修分析了《系辞》《文言》《说卦》等篇之由来及长期无人辨其是非的原因。
对此，赵光贤指出：
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辨《系辞》《文言》以下非孔子作。其辨说的宗旨是：《系辞》等杂取众说，择之不精，显然非出于一人，不是圣人所作。这就从思想统一、内容统一的角度提出了辨伪的原则。
欧阳修还列举了《文言》《说卦》《系辞》中种种“繁衍丛脞”之说，指出：
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意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
同时他还揭露了《文言》《系辞》《说卦》中种种矛盾的说法，指出：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
欧阳修的这一考辨很有说服力。然而他尚未敢疑及《彖辞》《象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为实际上，所谓“十翼”均非孔子所作。
关于《诗序》的作者，他指出：
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正变，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
欧阳修认为从学术传承上看，子夏学自孔子，对《诗》的旨义应得孔子真传。而《诗序》中言《风》《雅》有变有正，且将相传为文王所作的《关雎》《鹊巢》分系于周公、召公。这样的言论和孔子之意相悖，自然不是子夏应该说的话。他认为《周南》《召南》“其序多失，而《鳞趾》《驺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为信。疑此二篇之序，为讲师以己说汩之，不然安得谬论之如此也”。
与此同时，欧阳修还对毛（苌、亨）《传》和郑（玄）《笺》进行了大胆的质疑。《毛传》《郑笺》在孔颖达《毛诗正义》对其进行疏解之后作为《诗经》学的权威，宋以后，学者多墨守毛、郑之说，不敢有所逾越。在《诗本义》所论及的114篇诗中，欧阳修除了在个别篇章中肯定了毛、郑的见解外，大多明确地指出了毛《传》、郑《笺》的谬误。如《静女》篇，他指出：
《静女》之诗，所以为刺也。毛、郑之说皆以为美，既非陈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贤女以配君子，直言卫国有正静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诗皆无此义。然则既失其大旨，而一篇之内随事为说，训解不通者，不足怪也。
他认为：“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其文显而义明，灼然易见。”而毛、郑偏要别出心裁，说：“正静之女，自防如城隅。”欧阳修指斥此为“臆说”，并点明“此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
又如《氓》篇，欧阳修认为：“一篇始终是女责其男之语。凡言‘子’、言‘尔’者，皆女谓其男也。……据诗所述，是女被弃逐，怨悔而追叙与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笃，而责其终始弃背之辞。”而郑《笺》于“尔卜尔筮”，认为是男子“告此妇人曰：‘我卜汝，宜为室家’”。欧阳修对此批评说：“上下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他又说：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皆是女被弃逐，困而自悔之辞。郑以为国之贤者，刺此妇人见诱，故于嗟而戒之。今据上文“以我贿迁”，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语，岂于其间独此数句为国之贤者之言。据《序》但言序其事以风，则是诗人序述女语尔，不知郑氏何从知为贤者之辞，盖臆说也。
从而动摇了毛《传》和郑《笺》的权威性。四库馆臣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论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议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然而欧阳修总体上还是相信《诗序》的。他说：“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
他认为《诗》小序的首句反映了美刺善恶、以为劝诫的“圣人之志”，这显然是不对的。
关于《周礼》，他认为：
自秦之焚书，六经尽矣。至汉而出者，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间，是以学者不明，异说纷起。况乎《周礼》，其出最后，然其为书备矣。其天地万物之统，制礼作乐，建国君民，养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为治之法，皆有条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详见于后世者，《周礼》著之故也。然汉武以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何也？然今考之，实有可疑者。夫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贰；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统理，此《周礼》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都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王畿千里之地，为田几井，容民几家，王官王族之国邑几数，民之贡赋几何？而又容五万人者于其间。其人耕而赋乎？如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夫为治者故若是之烦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体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此又可疑也。
在此，欧阳修从两个方面考辨《周礼》不合理之处。一是《周礼》设官的数目与当时国家的田土、户口、贡赋极不相称，有悖于情理。正如赵光贤指出的：“他仔细地计算了六官之属见于经者达五万余人，这还不算下级官吏，这样庞大的统治机构在周代社会生产条件下，是无法供养的。”
二是立法定制，《周礼》本是留给后世借鉴的，然秦不采用古制，而汉以后基本沿袭秦制，未尝采用《周礼》。后来王莽、后周采用《周礼》模式治国，反致败乱，说明《周礼》基本不被后世所用，揭露了《周礼》的可疑之处。苏轼也从周初地域狭小，而《周礼》所载地域广阔的矛盾处分析，指出《周礼》为“战国所增之文”。
关于《尔雅》，他认为“《尔雅》非圣人之书，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之言”。
在《帝王世次图序》中，他批评司马迁：
迁远出孔子之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同出于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于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下传一世而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谬哉？
他根据尧、舜、禹、夏、商、周各王的世次、寿数，指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古代帝王世次之荒谬。他认为造成古代帝王世次之谬的原因是：
方孔子时，周衰学废，先王之道不明，而异端之说并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诗》《书》、史记，以止纷乱之说，而欲其传之信也，故略其远而详其近，于《书》，断自唐虞以来，著其大事可以为世法者而已。至于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
孔子既没，异端之说复兴。周室亦益衰乱，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先王之道中绝，汉兴久之，《诗》《书》稍出而不完，当王道中绝之际，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于孔子之徒，以取信于时。学者既不备见《诗》《书》之详，而习传盛行之异说。世无圣人以为质，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
在《泰誓论》中，他批驳了《尚书》及其他儒经中关于西伯姬昌“受命称王十年”的伪说。他指出：
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以纣之雄猜暴虐，尝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几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优容而不问者十年，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于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伯夷、叔齐，古之知义之士也。方其让国而去，顾天下皆莫可归，闻西伯之贤，共往归之。当是时，纣虽无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僭叛之国也。然二子不以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纣，始以为非而弃去。彼二子者，始顾天下莫可归，卒依僭叛之国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欧阳修从四个方面考辨西伯姬昌“受命称王十年”之说。一是商王及诸臣不可能见到西伯和商并称王而无动于衷；二是西伯曾经仅因为窃叹纣王残暴就被纣王囚禁，岂会有犯背叛大罪而不被纣王追究之理；三是既然孔子言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商”，说明西伯不曾称王，而是以臣子身份继续服事殷商；四是伯夷、叔齐兄弟二人让国后闻西伯贤而共往归之，及武王伐纣乃以不义而去，若西伯早已称王，则伯夷、叔齐必不会等到武王伐纣时方才离去。由此论证了“西伯受命称王十年”是伪说。
此外欧阳修还反对谶纬之说，他曾上“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主张删除唐太宗时撰写的《九经正义》中所引谶纬之书。他说：
至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号为《正义》，凡数百篇。自尔以来，著为定论。凡不本《正义》者，谓之异端，则学者之宗师，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
总之，欧阳修是一个勇于疑古的人，他的疑辨主要集中在儒家的经传及各种伪说上。正如陈澧评论的那样：
欧阳子掊击经、传何其勇也！其于《易》，则以为《系辞》非圣人之作，又以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其于《周礼》，则以为实有可疑，反秦制之不若。其于《中庸》，则以为其说有异于圣人，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其于《春秋三传》，则以为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至其通论诸经，则以为自秦之焚书，“六经”尽矣，至汉而出者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又以诸经所载凤皇、玄鸟、河图、洛书、龟、龙、六鹢、鸜鹆、麟暨驺虞，皆为语怪。启秦汉以来诸儒所述之荒虚怪诞。然则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