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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新唐书》本传称他“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考中进士，授校书郎，不久调任蓝田尉。唐顺宗时，他因积极参与王叔文的革新，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在永州度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改任柳州刺史。四年后病死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他的诗文多收入《柳河东集》中。
柳宗元曾师从陆淳而受学，因此深受啖助、赵匡、陆淳疑辨思想的影响。他继承了啖、赵、陆研究《春秋》的方法，并把这种方法活用于研究诸子。他是第一个从事子书年代考辨的人。在《柳河东全集》卷四中，有七篇考辨子书真伪的文章，这七篇文章分别是《辨列子》、《辨文子》、《论语辨》二篇、《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辨亢仓子》、《辨鹖冠子》。这七篇辨伪专篇论著，无论是在所辨内容还是在辨伪方法上均有创新。现分别介绍如下。
其一，辨《列子》。
柳宗元首先从列子所处的时代辨起。他据刘向《别录》所云：“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穆）公同时”
，考辨说：
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三年，……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
接着，他在刘向所云“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
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说：“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
此说从文辞的仿依、文章所表现的思想与列子不相符合等方面论证了《列子》一书非出列子之手。
柳氏此论受到后人的重视。宋濂在《诸子辨》中称：“柳宗元云‘郑繻公在孔子前几百载，御寇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则郑繻公二十四年，当鲁穆公之十年，向盖因鲁穆公而误为郑尔。’其说要为有据。”
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也肯定“柳之驳问诚是”，然而他不同意柳氏关于“鲁穆公”被讹误为“郑穆公”的推论。他说：“若其谓因鲁而误为郑，则非也。向明云：‘郑人’，故因言郑缪公，岂鲁缪公乎？况书中孔穿、魏牟亦在鲁缪公后，则又岂得为鲁缪公乎？”
其二，辨《文子》。
柳宗元主要从书的内容上加以考辨。他说：
《文子》书十二篇，……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
此说受到后人的肯定，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文子》九篇，……自柳子厚以为驳书，而黄东发（震）直以注者唐人徐灵府所撰。余以柳谓驳书是也，黄谓徐灵府撰则失于深考。”
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称赞道：“案河东之辨《文子》可谓当矣。其书虽伪，然不全伪也；谓之‘驳书’，良然。”
其三，辨《论语》。
主要是考辨《论语》的作者。柳氏针对所谓《论语》是孔子弟子所记的观点考辨说：
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于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对柳氏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评价：
柳氏之言，可谓甚辨。但所谓有子尝被推为师，因不能对问，被叱退避，盖本之《史记·仲尼弟子传》。《孟子·滕文公篇》曰：“他日，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所谓有若似圣人者，当如《檀弓》所记谓其言之似孔子耳。《史记》乃谓状似孔子，已属可笑。且所谓不能答弟子之问者，乃指不能答孔子何以预知天雨，预知商瞿后有五丈夫子。有子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则其事竟类顽童之儿戏矣。孔门弟子，何至如此？窃疑子夏辈虽尝有推有子为师之议，终以曾子不可而止，而有子亦必谦让不遑，事遂作罢。则以有子为尝有师之号者，误也。故朱子《论语序说》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独以子称。”则已就柳氏之说，加以修正矣。
其四，辨《鬼谷子》。
主要从著录和内容上综合考察。柳宗元指出：“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盭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
自柳氏初步疑辨后，姚际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认为该书“是六朝所托无疑”。
后人则断为替《列子》作注的晋张湛所伪作。
其五，辨《晏子春秋》。
着重从思想观点上考辨。柳氏认为：“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因此“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故主张“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
柳氏这段考辨的文字，受到了后代学者的肯定。宋濂评价说：“柳宗元谓墨氏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晏所自著。诚哉是言也！”
梁启超称：“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是最好的从思想上辨别的例，虽不很精，但已定《晏子春秋》是齐人治墨学者所假托。因书中有许多是墨子之言，而晏子是孔子前辈，如何能闻墨子之教？那自然不是晏子自作的书。”
其六，辨《亢仓子》。
主要从著录、取材两方面综合考察。他指出：
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
在柳氏考辨的基础上，宋高似孙则断为王褒（字士元）所作，认为其中“往往采诸《列子》《文子》，又采诸《吕氏春秋》《新序》《说苑》，又时采诸《戴氏礼》，源流不一，往往论殊而辞异，可谓杂而不纯，滥而不实者矣”。他又说：“太史公作《庄周列传》，固尝言其语空而无实，而柳宗元又以为空言之尤，皆足以知其人，决其书。然柳氏所见必是王褒所作者。”
明胡应麟则称：“《亢仓子》，赝书也，世无弗知。然而非赝也：《汉志》无《亢仓子》。唐号《亢仓子》‘《洞灵真经》’，求弗获；而王士元取《庚桑楚篇》，杂引道家以补之。……河东之驳，允矣；失不考其实事，今犹纷纷以为赝书。”又说：“《亢仓子》出王士元，尚有可疑。……则唐前固绝不闻此书，曷从而号之而访之？岂士元既补之后，明皇好道，特取而宠异其名，世遂相沿为实，子厚亦无从考与？”
其七，辨《鹖冠子》。
主要从比较贾谊《鵩赋》与《鹖冠子》语句的异同上揭示其伪迹。柳宗元指出：
余读贾谊《鵩赋》，嘉其词，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鹖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假令真有《鹖冠子》书，亦必不取《鵩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类。
此说有后人从之者。如明胡应麟认为：“盖贾谊《鵩赋》所云初非出《鹖冠子》，后世伪《鹖冠》者剽谊赋中语以文饰其陋。唐人不能辨，以《鹖冠》在谊前，遂指为谊所引。河东之说极得之。”同时又对柳宗元的考辨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若抉邪摘伪，判别妄真，子厚之裁鉴，良不可诬。所论《国语》《列御寇》《晏婴》《鬼谷》《鹖冠》，皆洞见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细矣。”
需要注意的是，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卷前佚书《黄帝书》中，有不少与《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语句，说明《鹖冠子》原文的著作年代不会晚于秦代，只是其中夹杂着后人附益的成分。
此外，柳宗元对《管子·牧民篇》所谓“礼、义、廉、耻”的“四维”说也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廉耻自礼义中出，未有有礼义而无廉耻，有廉耻而无礼义”。“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因此他说：“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针对《牧民篇》所云：“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他认为“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除考辨诸子外，柳宗元还对《礼记·月令》的作者、内容提出了疑问。《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曰：“《月令》者，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针对郑玄此说，柳宗元反驳说：“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气，以追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他认为：“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诸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至于郊庙百祀、行爵出禄、决罪断刑、选士励兵之类，则属“不俟时而行之者”。他指出：
诚使古之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养幼少，省囹圄，赐贫穷，礼贤者；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断薄刑，决小罪，节嗜欲，静百官；非秋无以选士励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恶，修法制，养衰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非冬无以赏死事，恤孤寡，举阿党，易关市，来商旅，审门闾，正贵戚近习，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则其阙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纳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书之可也。
他认为，至于所说违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雨、霜雪水潦、寇戎侵扰、边境不宁、土地分裂之类后果的说法，“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然则夏后、周公之典（案：指《夏小正》《周时训》）逸矣”。
据后来学者陈澔考辨定案，《月令》确为汉儒“杂举三代及秦事，礼家记事者抄合为此篇”。
柳宗元还作有《非国语》六十七篇。他自称：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
又称：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当然，《非国语》的主旨是辨《国语》记载之是非虚实，不专主辨伪，但其中也有辨伪之内容。如文章最后称：
宋、卫、秦，皆诸侯之豪杰也。左氏忽弃不录其语，其谬耶？吴、越之事无他焉，举一国足以尽之，而反分为二篇，务以相乘。凡其繁芜曼衍者甚众，背理去道，以务富其语，凡读吾书者，可以类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
柳宗元的辨伪眼光所及，已不仅限于书本，他还辨及出土的石文。他在给友人吕恭的信中谈到，他在得到一墓中石书后，对其进行了审慎的考辨。他说：
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尤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羲之）变法，皆永嘉所未有。辞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又言植松乌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经难信。或者得无奸为之乎？”
总之，柳宗元在辨伪史上开了考辨群书的先河。尽管他的论证尚不充分，有的论证尚有失误之处，但他敢于疑辨古书的勇气和在考辨诸子及其他典籍时所使用的辨伪方法．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体现在其直接影响了宋代辨伪工作的开展。正如张西堂所指出的：“欧阳修对于韩、柳‘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宋史·本传》），无怪乎他也敢排《系辞》，疑《周礼》。他所奖掖的后进，如王安石、苏氏父子，也是极有辨伪的精神的。经学上、文学上，宋儒都很受唐人的影响，蛛丝马迹，处处可寻，更无怪乎辨伪的潮流在两宋要变本加厉了。”
孙钦善称：“柳宗元在辨伪学史上已开辨群书之先河，且意见精当，方法多样，故对后世影响很大。”
郑良树在评价柳宗元在辨伪学上的地位时指出：“柳宗元在开拓古籍辨伪学的辨伪范围及方法上，都有相当卓越的贡献。”又称：“柳宗元着意于让古籍辨伪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且意见精当，方法多面，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