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啖助、赵匡对“春秋三传”的怀疑及考辨

啖助，宇叔佐，赵州（今河北石家庄市赵县）人，后迁居关中。善治《春秋》及“春秋三传”。唐玄宗天宝末年，任临海县尉、润州丹杨主簿。任期届满，遂隐居，甘于清贫。耗十年之力，考辨“春秋三传”之长短，弥缝其缺漏，著写《春秋集传》。

赵匡，字伯循，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曾任洋州刺史，为啖助之高足。

陆淳，字伯冲，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本传称其“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

啖助卒后，陆淳与啖助之子啖异裒录啖助所作《春秋集传总例》，请赵匡损益。陆淳本啖、赵之说作《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集传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啖、赵二氏关于“春秋三传”的考辨，特别是对《左传》的考辨，今见于《春秋集传纂例》。

其一，对“春秋三传”作者的考辨。

啖助认为：“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又说：“《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注：传中犹称穀梁子，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

他认为《左传》“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 又指出：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

再如，关于《公羊传》的作者，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东汉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徐彦又指出：“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穀梁传》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则又为传其学者所作。” 今《公羊传》中有“子公羊子曰”之文，明为弟子称其先师，又有“子沈子曰”、“司马子曰”、“子北宫子曰”、“子高子曰”、“鲁子曰”等，说明传授之先师亦不尽为公羊氏之子孙。对此，司马朝军指出：

前代之书，特别是先秦子书的名字经常是《某子》，很多学者根据此书的名字就认为该书作者为“某子”，如果《某子》中出现了“某子”身后之事，学者便认为该书是伪书，但啖助在上文中提到了某书在最开始时，往往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其之所以最后成书，是因为“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即后代人整理而成。该书的名字“则以祖师之目题之”，即该书虽然是后学整理而成，但名字确是署该学说原创人的名字，但正是由于该书是后学整理而成，在书中除了有作者的思想外，难免会杂以后学对其事迹的演绎成分，这种观点自今视之，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赵匡则不同意其师啖助的观点。他说：

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穀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丘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唯司马迁云：“左邱丧明，厥有《国语》。”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且迁书好奇多谬，故其书多为淮南所驳；刘歆则以私意所好，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

他认为司马迁《报任安书》所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与《史记·吕不韦列传》所云：“不韦为秦相，集门客千人，著其所闻，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号曰《吕氏春秋》，悬之秦市”，“自相违背，若此之甚，其说丘明之谬，复何疑焉！”

他对司马迁所云《左传》《国语》均出自左丘明之手的说法也进行了反驳。他说：

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剌，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弟子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尔。自古岂止有一丘明姓左乎？何乃见题左氏，悉称丘明？近代之儒又妄为记录云：“丘明以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苍传贾谊。”（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例》所引）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向若传授分明如此，《汉书》《张苍》《贾谊》及《儒林传》何故不书？则其伪可知也。

赵匡认为《公羊传》《穀梁传》“虽不记事迹，然其解经密于左氏，是知必孔门后之门人也，但不知师资几世耳。传记无明文，故三传先后亦莫可知也。先儒或云：‘公羊名高，子夏弟子也。’或曰：‘汉初人。’或曰：‘穀梁亦子夏弟子，名赤。’或曰‘秦孝公同时人。’或曰：‘名俶，字元始。’皆为强说也。” 在赵匡看来，《公羊传》题名为公羊高所撰、《穀梁传》题名为穀梁赤所撰，均是不可信的。但可断定三传均为孔门后的门人所撰。他认为作《左传》的左氏不是左丘明，因为《论语》所提到的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人。这就打破了刘歆所谓“左氏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的诳语，为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康有为等最终解决《左传》的相关问题，起了开辟先路的作用。

其二，关于“春秋三传”之“凡例”的考辨。

大凡研究《春秋》者，既要研究它的“微言大义”，又要研究它的书法“凡例”。比如《左传》解经的体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自序”中将之归结为“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此撮要条列如下。

传体有三：一是“发凡正例”，即杜预所云：“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者。如《春秋》宣四年云：“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二是“起新变例”，杜预谓《左传》中但云“不书”、“先书”、“不言”、“不称”、“故书”等而不曰“凡”者，盖以起《春秋》之新意者，谓之“变例”。如《左传》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春秋》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三是“归趣非例”，杜预谓“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这是指经文未有其义而传中记述的普通之事，称之“非例”。

为例有五：一是“微而显”，谓“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者。如僖公十九年《春秋》书“梁亡”，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其主，谓灭梁之秦。二是“志而晦”，谓“约言示制，推以知例”者。如《左传》宣公七年曰：“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三是“婉而成章”，谓“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者。如《左传》桓公元年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案曰许田为周公朝宿三邑，近于郑；祊田为郑武公在泰山的汤沐之邑，在鲁，皆周天子所封，本不应擅易。今郑以祊田加璧易许田，《春秋》讳之，故仅曰：“以璧假许田。”四是“尽而不污”，谓“直书其事，具文见意”者。如《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左传》曰：“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五是“惩恶劝善”，谓“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者。如《春秋》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案曰齐豹忿卫侯之兄，杀之，欲求不畏强御之名，而《春秋》径称之曰“盗”。

依杜预之见，《左传》确是解释《春秋》的传，其发凡起例非常严密。而啖助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左传》的发凡起例有许多是“曲为其说”、“自相乖戾”的。

比如他据《穀梁传》《公羊传》（啖助认为《公羊》《穀梁》“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 ）得出《春秋》之例一“凡先君遇弑，则嗣子废即位之礼”。如鲁庄公、鲁闵公、鲁僖公皆为继弑君而即位，而《左传》庄公元年记“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闵公元年记“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明是鲁桓公在齐被彭生所弑，故庄公不称即位，《左传》却曲解为“文姜出故也”（案：文姜与鲁桓公如齐，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受到鲁桓公斥责。齐襄公派彭生弑鲁桓公）。明是庆父使圉人荦杀子般（案：鲁庄公死，立子般），故闵公不书即位，《左传》却曲解为“乱故也”。明是鲁庆父弑闵公，故僖公不书即位，《左传》却曲解为“公出故也”（案：庆父弑闵公，闵公弟申出奔邾。后季友〔庄公弟〕回国立申，是为僖公）。啖助认为这些均为“左氏不达其意，曲为其说”之处。他指出：

其母以得罪去国，犹曰不忍，父为他国所弑，其情若何？不举其大而举其细，非通论也。且三月文姜方逊，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庄公不言即位，妄也。国有危难，岂妨行礼。故知解闵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讳而不书，昭公何以书乎？假如实出，亦当非时即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

再如他批评“春秋三传”以日月为例时指出：

《公》《穀》多以日月为例，或以书日为美，或以为恶。夫美恶在于事迹，见其文足以知其褒贬，日月之例复何为哉？假如书曰春正月叛逆，与言甲子之日叛逆，又何差异乎？故知皆穿凿妄说也。假如用之，则踳驳至甚，无一事得通，明非《春秋》之意审矣。《左氏》唯卿卒以日月为例，亦自相乖戾。

赵匡也列举不少例证，说明《左传》释《春秋》之例“于理不安”。比如他指出：

《左氏》云：“凡诸侯同盟，故薨则赴以名”，此例于理不安；岂有臣子正当创剧痛深之日，乃忍称君之名？礼固不尔。且礼篇所录，亦云：“寡君不禄”而已。凡曾同盟，会知其名，故于死时书之，以纪易代；《左氏》但见旧说，知有同盟书名之事，不察其理，遂妄发例尔。据《春秋》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书名，余并书名；《左氏》又云从赴而书，若未同盟，实不合赴以名；岂有如此众国越礼而称亡君父之名乎？《左氏》又云：“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以继好息民。”据此意，乃以亡君父之名为求好之意，何诬鄙之甚，况于例之不合乎？《春秋》中唯有九人卒不书名，检寻事迹，并无朝会聘告处，所以不知其名耳，是其明证也。余则悉书名，检寻皆有往来事迹，则知不必同盟。

他又指出：

《左氏》曰：“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前后凡书侵者，齐侯侵蔡、蔡侯侵楚之类，皆用大师而总数国；若无钟鼓，何以行师乎？又狄师亦称伐者，岂是能有钟鼓乎？则知《左氏》之例非矣。……《公羊》则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此则以深者为精，浅者为觕。按前后有侵师至破其国，伐师不深者殊多，则《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则云：“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齐桓伐楚，不战而服，无坏宫室、伐树木之事，又岂有二百四十二年行师，悉皆如此暴乱乎？则知《穀梁》亦非也。

除此之外，啖助还指出《左传》存在前后倒文的现象，如：

《左氏传》事迹倒错者甚多：文十二年传言“杞伯请无绝婚”，当在成八年也。襄四年“夫人姒氏薨”，传曰：“不殡于庙，无榇不虞”，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吴侵陈”，传云：“延州来季子帅师”，此传当在前数十年。如此类甚多，不可备举；皆由作传之人采旧说既多，故不免有所交错。

他认为《公羊传》《穀梁传》中的此类情况也不少，如：

《公羊》例不言会，当在《公》经下而误在会下。《穀梁》“虞山林薮泽之利”，当在“筑鹿圃”之下，而误在“筑微”下。此例亦甚多，皆由传文本别为卷，后人散配经文，不免至差舛也。并略举例尔，其类甚多。

综上所述，啖助、赵匡对《左传》作者、“春秋三传”的发凡起例的研究，均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给后世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迪。比如关于《左传》的作者，他们不迷信司马迁、班固、刘歆等前人之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啖助认为《左传》“大略皆是左氏旧意”，然经后来学者的演义加工，遂“妄有附益，故多迂诞”。 赵匡则认为左丘明决非孔子同时代人，而是孔子以前的贤人，作《左传》的左氏不是左丘明，而是孔门后的门人。啖、赵二人的首难之功受到了南宋郑樵的肯定。他说：

刘歆曰：“左氏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后。”司马迁曰：“孔子作《春秋》，丘明为之传。”班固《艺文志》曰：“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杜预序《左传》亦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详诸所说，皆以左氏为丘明无疑矣。至唐啖助、赵氏，独立说以破之。……使后世终不以丘明为左氏者，则自啖、赵始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宋元诸儒，相继并起。” 如王安石曾撰《春秋解》一卷（或为托名王安石），证左氏非丘明十一事。郑樵的《六经奥论》卷四《左氏非丘明辨》也列举八条证据，证明“左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也称“《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可见啖、赵发难，引发了后世关于《左传》作者的争议。同时，对于“春秋三传”的发凡起例，人们也从此换上了一种怀疑的眼光来审视、考辨。 U/LB9um9waoYiXVeLGBn/o6UMvsVhQpCcYYKxHKfck8nYhxtHbCc4TCVzDPkZG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