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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和辨伪学家。他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自幼随父刘藏器（高宗朝任侍御史）学习《古文尚书》，深感其文辞佶屈聱牙，很难读懂。然喜读《左传》及其他史书，十一岁读完《左传》，十七岁前已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汉以来各家史书“窥览略周”。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在《史通·自叙》中他说：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承）两《汉》，便怪《前书》（《汉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后汉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习惯，逐渐培养了他不迷信古人，勇于怀疑的精神。尤其是在读了东汉王充的《论衡》后，更是深受其启迪和影响。他在《史通·自叙》中，列举了对他影响最大的六部著作，其中一部，就是《论衡》。在《史通·惑经》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
，故而作《疑古》《惑经》两篇。在《疑古篇》中，他提出了《尚书》可疑者十条，其中有一条谈到对尧的增美，一条说到对于桀、纣的增恶。这些在《论衡·艺增篇》中实际上已经论及，此外还有七条谈到二帝三王禅让征伐之事，其中部分《论衡》也已经论及。故而明代学者胡应麟称：“《史通》之为书，其文刘勰也，而藻绘弗如；其识王充也，而轻讦殆过。”
刘知幾疑古惑经的思想，集中表现在《疑古》和《惑经》两个专篇之中。《疑古》篇首先指出，孔子等圣人的某些说教是造成伪事、伪说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
其
事甚著，而芟4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其后，刘知幾列举《尚书》《论语》等书所记十条可疑之事，一一进行辩驳。如《尚书·尧典》称尧“克明俊德”，陆贾《新语》又称：“尧、舜之人，可比屋而封。”刘知幾依据《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记载认为：
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有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不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再如他针对《论语》《尚书》自相矛盾的记载，尖锐地指出：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
尧、舜禅让，千古传为美谈。而刘知幾则认为这是一种虚语、伪说。他依据《汲冢琐语》和《山海经》等的记载，证明舜是先废尧而立其子丹朱，然后再废丹朱而自立。禹之于舜，亦是如此，“禹黜舜而立商均”，最后又取而代之。刘知幾进一步指出其事与后代史书矫称帝王篡夺为禅让皆属虚妄。他说：
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
列举十疑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惑经》篇是专辨孔子删定的《春秋》的。在该篇中，刘知幾列举出《春秋》“所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认为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或仅凭传闻，或缺载史事，或沿袭讹误，乃至造成了许多曲笔、失误之处。
比如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春秋》记“狄入卫”。《穀梁传》范宁注：“不言灭，而言入者，《春秋》为贤者讳。齐桓公不能攘夷狄，故为之讳。”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春秋》又记：“天王（周襄王姬郑）狩（巡察）于河阳。”《左传》：“是会也，晋侯（文公）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云云，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刘知幾通过“狄人入卫”、“天王狩河阳”两事，揭露《春秋》为贤者讳这一义例是违背史官据事直书之精神的。他指出“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
再如他批评《春秋》对史料来源缺乏分析与选择时指出：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他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从而揭示了《春秋》记事多凭别国不确切的讣告，致使史事真伪难辨、是非混淆的现象。
对于那些后来学者不加分辨地一味赞扬和盲目崇拜《春秋》的做法，刘知幾也一一作了批评，他首先指出：
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
接着，他对司马迁、左丘明、孟子、班固等人对《春秋》赞美的话一一进行了反驳。比如针对司马迁所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他指出“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得而殚说矣”。
他认为司马迁的话是虚美之言。最后，刘知幾还追根求源，指出虚美的根源在于儒家的偏私。“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刘知幾对于儒经的批评，还见于《史通》其他篇目中。这是对历来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的一次总的批判，因此遭到了封建正统派的指责，如最早写出专著来批判《史通》的柳璨称《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
直到明清时期，一些封建学者仍不断指斥其“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高自标榜，前无圣哲”。
清人黄叔琳甚至将《疑古》《惑经》称作是“非圣无法”的“邪说谣辞”，并力主删去其中部分章节。
纪昀在《史通削繁》中则全部删去《疑古》等四篇文字，删去《惑经》中“五虚美”的大段文字。这从反面向我们说明了，在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封建社会中，敢于疑古惑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要承受多么沉重的压力。
在对经书提出怀疑、作出批判的同时，刘知幾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史书所记史事的真伪进行了考辨。在《史通·暗惑》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
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而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千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
继而，他列举了《史记》《汉书》《东观汉纪》《晋书》等史书中虚妄不足信从的记载，提醒世人“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
比如他举《史记·五帝本纪》所述瞽叟命舜掘井，“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一例，认为“如《史记》云重华（即舜）入于井中，匿空而出，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案：《后汉书·方术传》记其能幻化隐身）、刘根（案：《后汉书·方术传》记其能招鬼隐身）之类，非姬伯（即姬昌）、孔父（即孔子）之徒。若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
再如他又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孔子既殁，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也”为例，批评说：“如有若者，名不隶于四科，誉无偕于十哲。逮仲尼既殁，方取为师。……何肯公然自欺，诈相策奉？此乃儿童相戏，非复长老所为。观孟轲著书，首陈此说；马迁裁史，仍习其信。得自委巷，曾无先觉，悲夫！”
从而指出司马迁采撷史料时有择别不精之弊。
又如《东观汉记》卷二十三《刘盆子传》记：“赤眉遇光武军。……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余万人肉袒降，……贼皆输（交出）铠仗，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今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齐。”刘知幾认为“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的记载属浮夸不实之词，他指出：“案盆子既亡，弃甲诚众。必与山比峻，则未之有也。昔《武成》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国曰：‘盖言之甚也。’如‘积甲与熊耳山齐’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欤？”
刘知幾认为，史书中之所以掺杂着大量的伪事、伪辞，是史官的曲笔讳饰、好异猎奇，多信小说寓言造成的。在《史通·采撰》篇中，他指出：
（中世作者）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沈氏（约）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然而他又说：
若吞燕卵而商生（见《诗·商颂·玄鸟》和《史记·殷本纪》），启龙漦而周灭（见《国语·郑语》及《史记·周本纪》），厉坏门以祸晋（见《左传》成公十年），鬼谋社而亡曹（见《左传》哀公七年），江使返璧于秦皇（见《汉书·五行志》），圯桥授书于汉相（见《史记·留侯世家》），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主张史书中可以记一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怪异诡妄之事，这暴露了他思想的局限性。
此外，刘知幾在《史通·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等篇中还集中批判了《汉书·五行志》中有关历史上“灾异”的神学学说。刘知幾认为，自然界的一些变化，如日食、山崩、水火、天旱、陨霜等与历史毫不相关，但有的史家硬是把它们写入史册，加以附会。他举例说，如《春秋》记：“昭公九年，陈火。”而董仲舒却解释说：“陈夏征舒弑君，楚严（庄）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因灭陈。陈之臣子毒恨尤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对此，刘知幾反驳说：楚庄王灭陈后，又拥立陈成公为陈国国君，孔子对此曾称赞楚庄王之贤，怎能说“陈之臣子毒恨尤甚”呢？再者，楚灭陈共有三次，始为鲁宣公十一年陈被楚庄王所灭，次为鲁昭公八年被楚灵王所灭，后为鲁哀公十七年被楚惠王所灭。而董仲舒却误把昭王八年楚灵王灭陈当成了宣公十一年楚庄王灭陈，并牵强附会地把楚庄王灭陈解释为“陈火”的原因。刘知幾尖锐地批评董仲舒说：“嗟乎！下帷三年，诚则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阔哉！”
刘知幾对阴阳家们诸如此类“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以及“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
的做法深恶痛绝，表现了他大胆的“疾虚妄”的精神。
对祥瑞符命的认识，刘知幾和王充一样都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它。他认为符瑞有真有伪。他说：
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凰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麇，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
在刘知幾看来，《尚书》《春秋》中所载的一些祥瑞是可信的。至于近古的所谓符瑞则大有疑问。他指出：“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愈盛。”
对那种臣下为投君所好而故意编造出来的符瑞，刘知幾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除考辨经书、史书中伪事、伪说外，刘知幾还对一些古书本身进行了考辨。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他在论及《古文尚书》时作了这样的论述：
《古文尚书》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至于后汉，孔氏之本遂绝。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微”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阙以献。举朝集议，皆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隋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故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
可见他对伪《古文尚书》基本是信而不疑的，但他对其中部分篇目如《舜典》，则明确指出是齐建武中姚方兴所伪造。对《泰誓》，他也是表示怀疑的。他说：“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
对当时通行的《孝经》郑氏注，他也颇持怀疑态度。他指出：
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其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
接着他列举了十二条证据以证明《孝经》非郑玄所注。主要证据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郑玄自序及弟子追述其师著述，都不言郑玄注《孝经》；二是谢承、司马彪、袁山松等所著《后汉书·郑玄传》均无郑玄注《孝经》之记载；三是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的奏疏，言诸儒注《孝经》，以王肃为长，而不言郑玄注；四是王肃注书，多言郑短，而《孝经传》没有任何攻击郑说之处；五是魏、晋间人士辩论时事，郑玄所注无不撮引，而没有一言引《孝经》之注。
对当时通行的《老子》河上公注，他也持怀疑态度。他指出：
其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结草庵于河曲，乃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按《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尔，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讹。
同时，他还疑及《周易》子夏注。他称：
《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孝绪）《七录》而有《子夏易》六卷。……岂非后来假凭先哲，亦犹石崇谬称阮籍，郑璞滥名周宝。必欲行用，深以为疑。
此外他还考辨了一些单篇的文章。如《史通·杂说下》称：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指《史记》）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
受此说影响，苏轼也认为《文选》所收数首传为李陵与苏武唱和之作的五言诗，以及所谓李陵《与苏武书》，皆不可信。他称：
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若统也。……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
由此，李陵《与苏武书》的真伪，遂成为后世争议的一个焦点。
由上可见，刘知幾在考辨伪书的过程中，已经注意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考辨。如已经注意从著录传授上提出疑问，从同时代人是否称引或议及上指出疑点，从内容的虚妄上以驳其谬，从文体、文句与时代风格的不同上辨其真伪。而且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对后世辨伪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
刘知幾罗列许多证据，指出《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对于古史的妄测虚增或矛盾错谬，直接地笼统地攻击五经和上古之书真伪不分、贻惑后世。在那种辨伪学衰微已久的空气中，首先引导学者做自由的研究，开后来的风气的，刘知幾总是头一个，不能不令我们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