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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辨伪较之汉魏、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辨伪学家，他们对经、子两类书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初唐时期无辨伪可言。如梁启超认为：“李唐一代，经学家笃守师法，不能自出别裁。……我们若想从中唐以前找一个切实的用科学精神来研究古书的人是不可能的，辨伪的学者更不必说了。”
曹养吾也说：“李唐一代，辨伪的人亦可说是不多，但中叶以后也有几个人。”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唐初孔颖达所作《五经正义》，其中就不乏辨伪的内容。现条举一二为例，如疑“孔子删诗说”，他认为：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二千余篇，未可信也。
虽然在此他只是否定司马迁所谓“古《诗》二千余篇”的说法，但他依据《书传》所引《诗》句，“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对孔子“删诗说”产生怀疑。
对于《尚书·舜典》，他指出：
昔东晋之初，豫章内史梅赜上孔氏传，犹阙《舜典》。……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吴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氏传古文《舜典》，亦类太康中书，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兴以罪致勠。至隋开皇初购求遗典，始得之。史将录舜之美，故为题目之辞曰，能顺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为帝舜也。
同时指出：
虞史欲彰舜德，归过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尧，辞颇增甚。蛮夷猾夏，兴兵犯边。……唐尧之圣，协和万邦，不应末年顿至于此。盖少有其事，辞颇增甚。
疑《世本》则云：
《世本》，尧是黄帝玄孙，舜是黄帝八代之孙，计尧女于舜之曾祖为四从姊妹，以之为妻，于义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据信；或者古道质故也。
辨《礼记·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他在阐发郑玄《三礼目录》旨意时指出：
吕不韦集诸儒士，著为十二月纪，合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与此文同，是一证也。又周无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证也。又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授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授朔，此是时不合周法（案：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三证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证也。故郑（玄）云：“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然按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岁首用十月时，不韦已死十五年，而不韦不得以十月为正。又云：“《周书》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韦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诸侯？又，秦以好兵杀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兴兵？既如此不同，郑必谓不韦作者，以《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正与此同，不过三五字别；且不韦集诸儒所作，为一代大典，亦采择善言之事，遵立旧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韦所作也。
尽管他并不完全认同郑玄所以为的《月令》以十月为岁首，与周法不合的观点，认为吕不韦撰写《吕氏春秋》时，秦尚未统一天下，还尚未以十月为岁首。但他例举的官名、服饰、车旗等与周法不同的证据，用以考证《月令》甚至《礼记》不是周人所作，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孔颖达还认为唐代《尚书·泰誓》非汉代伏生所传，他指出：
《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则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马融传》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
此外，《五经正义》还疑及《周礼》《竹书纪年》《国语》《史记》《管子》《孔子家语》等。
唐初所撰《隋书·经籍志》虽不似《汉书·艺文志》对著录群书逐一进行辨伪，但也不乏辨伪的内容。如疑《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说明《归藏》是一部有问题的书，《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在《周易》之前，只是聊备一目而已。疑《古文孝经》非古本，称：“孔安国传，梁末亡佚，今疑非古本。”疑《孝经》孔传非出孔安国之手，称：“安国之本亡于梁乱。……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疑《孝经》郑玄注，“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疑道家类《广成子》云：“商洛公撰，张太衡注，疑近人作。”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纬）之注。《隋书·经籍志》指出：“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对题名子贡所作《越绝书》、后汉赵晔所作《吴越春秋》，《隋书·经籍志》指出：“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隋书》编纂者认为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
唐初颜师古在《汉书注》中，疑及《中庸》，认为“亦非本礼经”。认为《汉志》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非今所有《家语》”。
认为《西京杂记》“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盖绝知者之听”。
此外，唐初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怀疑《尔雅》中有不少后人增益的成分，指出“《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
对于郑玄注《孝经》，陆德明认为“世所行郑注，相承以为郑玄，案《郑志》及《中经簿》无，唯中朝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玄为主，检《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是非”。
总之，笼统地讲唐初无辨伪可言是不对的。然这一时期，尚无专司辨伪的学者和著作。但不可轻视的是，《五经正义》这部官修书对古书真伪的怀疑及考辨，从客观上鼓励和推动了唐及以后辨伪工作的发展。
在唐代，首倡辨伪的当数刘知幾。他继承并发扬了王充的疑古精神，在《史通》中对古史、古说多有考辨，并疑及《春秋》《论语》等儒经。稍后的啖助及其弟子赵匡、再传弟子陆淳，对《左传》的作者、内容多有辨正，开了《左传》疑辨之先河。再后的柳宗元是第一个开始考辨子书真伪的人。他的文集中收有七篇考辨诸子的文章，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关于诸子的考辨。与之同时的韩愈也是一个具有疑古思想的人。他认为《诗序》的作者不是子夏，称：
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案：指其智慧、学识达不到），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案：指闺门之内有伤风化的丑话），《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案：言子夏所处的时代，是分封诸侯的时代，《诗序》公然讥刺其先祖，或不被诸侯所容），三也。
韩愈指出：“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国详，小国略，斯可见矣。”
又认为“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
对此，顾颉刚评价称：
他虽没有留下多少具体的辨伪论述，但是由于他倡导古文运动和在古文上的杰出成就，他歌颂“《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寄卢仝》），以“识古书之真伪”（《答李翊书》）为年之进的辨伪精神对后世却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庆历后，疑古辨伪的风气十分盛行。
王应麟云：
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案：刘敞著）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案：王安石著）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案：指欧阳修），毁《周礼》（案：指欧阳修、苏轼、苏辙），疑《孟子》（案：指李觏、司马光），讥《书》之《胤征》《顾命》（指苏轼），黜《诗》之序（案：指欧阳修），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斯言可以箴谈经者之膏肓。
也如梁启超所指出的：
宋人为学的方法，根本和汉人不同，他们能够自出心裁去看古书，不肯墨守训诂，不肯专取守一先生之言的态度。他们的胆子很大，汉唐人所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前人已经论定的名言，他们必求一个可信不可信。在这种风气之下，产生了不少新见解。
最先怀疑古书的宋人是欧阳修，他作了一篇《易童子问》，认为《系辞》非圣人之作，“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他还疑及《周礼》《诗序》《尔雅》等。
司马光作《疑孟》，对孟子的“性善论”“君臣观”“王霸观”提出质疑。其中专就仁义立说，针对《孟子·尽心上》所载“瞽叟杀舜”之说进行质疑，传说尧禅让天下给舜之后，舜的父母还想杀舜，这是不可能的事，司马光认为这是闾父里妪之说。
苏轼“尝疑（《庄子》）《盗跖》《渔父》则若直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认为“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
他还疑及李白诗集中有他人附益的篇目，指出：
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贯休、齐己辈诗也。余旧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唐兴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敢尔，若杜子美，世岂复有伪撰者耶？
苏辙疑《周礼》，认为：
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十有六。封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古无是也。《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于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蒍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杜预以町为小顷町。）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井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
苏辙通过比较古之周代都城的布局、封邑的面积、井田沟洫与《周礼》记载的不同，认为《周礼》“非周公之完书也”，“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
程颐对经、子也多有怀疑，他称“《尚书》文颠倒处多，如《金縢》尤不可信”，认为周公欲代武王死事，“其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后人自作文足此一篇”。
认为“《诗序》必是同时所作，然亦有后人添者”。
认为《老子》是集录众家之言，“其言自不相入”。
认为“《左传》非丘明作”。
此外，他还疑及《礼记》《孟子》，并匡正了儒经中一些不实之词。
晁说之针对人们认为“《序》与《诗》同作”的观点，指出：“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晩矣。”
他认为：
作《诗》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陈其事，则《诗》可以不作矣。……序《诗》者于所刺不讳时君之恶而暴其私，无所不及，虽闾阎委巷之私亦不过是，岂特善骂云尔耶？亦自善讦，而余怒悉纾而罢矣，尚何托之鸟兽草木虫鱼，文之训诂，比之音声以成诗乎？吾君既治，一国之人皆美之也，吾何容心哉？犹然以廉肉节奏咏之扬之，是所以为先生先公之烈者也。序《诗》者于所美直而且倨，殆类考功所书县令最状，尚何托之鸟兽草木虫鱼，文之训诂，比之音声以成诗乎？孰谓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乎？如《山有枢》之序曰：“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车攻》之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诗》无遗思矣。如此之类，一序而足，又何必《诗》之作邪？由是观之，《诗》之所《序》非当时之所作明矣。
到了南宋，辨伪学已十分发达。南宋初年，吴棫作《书禆传》，对伪《古文尚书》首先发难，拉开了伪《古文尚书》考辨的序幕。正如四库馆臣所云：“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幾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
郑樵著《诗辨妄》，指斥毛《序》之妄，同时也疑及《易经》的《彖》和《象》，认为“皆出仲尼之后，往往战国时人作”。
他还疑及“春秋三传”，称“虽三尺童子亦知《三传》之妄”。
其后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既辨伪说又辨伪书，他不仅考辨古史传说的荒谬，甚至连《史记》所记载的古代史事也持怀疑态度，指斥《史记》记载稷、契世次“慢诞不稽”，并指出：“《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
他不仅考辨《周礼》《诗序》的作者，还辨及《孔丛子》《孔子家语》《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等书以及民间流传的《云仙杂记》等神仙类著述。与之同时的程大昌著有《考古编》，其中也有辨伪的言论，其“虽亚于《容斋随笔》，要胜于郑樵辈之横议也”。
到了朱熹，他的疑辨范围更广。他先作《诗序辨说》，认为《诗序》是严重违反《诗经》本意的叙述，继而作《孝经刊误》，证明《孝经》中有许多话是抄录《左传》而又抄得不像样的。他在吴棫疑《古文尚书》的启迪下，对《古文尚书》再次发难，揭露其不少疑点。同时还辨及诸子等古书。
曾跟随朱熹治学的赵汝谈，也是一个勇于疑古的人。《宋史·赵汝谈传》称其“尝从朱熹订疑义十数条，熹嗟异之”。又称其“其论《易》以为占者作，《书·尧舜》二典宜合为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范》非箕子之作，《诗》不以《小序》为信，《礼记》杂出诸生之手，《周礼》宜傅会女主之书，要亦卓绝特立之见”。
他作了一部《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孔子作，比欧阳修的考辨还要彻底。又作《南塘书说》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疑《古文尚书》非真者五条，并抨击《今文尚书》之误。
稍后于朱熹的叶适，他作有《习学记言》，不仅疑及《周易》的《系辞》《彖辞》《象辞》等，而且疑及《周易》本身。他不承认孔子删诗、定书的说法。对《孔子家语》《管子》《握奇经》《六韬》《孙子》等古书也多有发疑和考辨。
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作有《诗疑》（一名《诗辨说》），内容分为“十辨”：一曰毛诗辨，二曰风雅辨，三曰王风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赋诗辨，六曰豳风辨，七曰风序辨，八曰鲁颂辨，九曰诗亡辨，十曰经传辨。辨及《诗》毛传、郑笺及卫宏的《诗序》。他认为《诗经》中有三十二篇是“淫奔之诗”，主张将其删掉。四库馆臣称：“此书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此自有六籍以来，第一怪变之事也”。
又作有《书疑》，疑《今文尚书》有口传意读之讹，错简脱简甚多。又疑《古文尚书》有汉儒作伪，故考证前人之说，断以己意，力图移易补缀，以复全经。如主张将《舜典》合并于《尧典》，并删除姚方兴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于《皋陶谟》等。认为《大诰》《洛诰》等篇不足信。然而他的疑辨及主张往往过于武断和轻率。故四库馆臣称：“其为师心杜撰，窜乱圣经，已不辨而可知矣。”
他还是第一个人提出《孔子家语》是伪书的人。他认为《孔子家语》是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子》《孟子》，以及二戴《礼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也是王肃自为。
南宋末，王应麟著有《困学纪闻》，这是一部考据学名著，其中有不少关于古书辨伪的内容。比如他在考辨《考工记》真伪时指出：
《考工记》或以为先秦书，而《礼记正义》云：“孝文时求得《周官》，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马融云：“孝武开献书之路，《周官》出于山岩屋壁。”《汉书》谓河间献王得之，非孝文时也。序录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冬）官》一篇，取《考工记》补之。”《六艺论》云：“壁中得六篇。”误矣。（南朝）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汉时科斗书已废，则《记》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记》非周书也，言周人上舆，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沟洫浍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司马、司常巾车之制，视周典大不类。”
在此他引用马融、班固、郑玄、易氏所论，说明《考工记》原本是先秦典籍，并非汉文帝时命博士所作以补《周官》所缺《冬官》，且《考工记》所记一些制度与周代典制绝不相类。
再如辨《中说》真伪时指出：“《中说》于文取陆机，于史取陈寿，自魏、晋而下言之也。”
辨《鹖冠子》时指出：“《鹖冠子·博选篇》用《战国策》郭隗之言，《王发篇》用《齐语》管子之言，不但用贾生《鵩赋》而已。柳子之辩，其知言哉！”
在柳宗元考辨《鹖冠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条证据。
他还批评郑玄解释经书：
以纬书乱之，以臆说汩之，而圣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谓郑注误有三：《王制》，汉儒之书，今以释《周礼》，其误一；《司马法》，兵制也，今以证田制，其误二；汉官制皆袭秦，今引汉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汉御史大夫之职，谓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类，其误三。鹤山谓：以末世弊法，释三代令典，如以汉算拟邦赋，以莽制拟国服。止斋谓：以《周礼》为非圣人之书者，以说之者之过也。
继柳宗元之后，考辨子书真伪的有宋代的高似孙。他作有《子略》四卷，其中主要考辨《鬻子》《孔丛子》《曾子》《列子》《文子》《战国策》《尹文子》《亢桑子》《鬼谷子》凡九种子书。其中考辨《孔丛子》，在吸收前人考辨成果的基础上，专就《记问篇》进行论证，他指出：
《记问篇》载子思与孔子问答，如此，则孔子时子思其已长矣。然《孔子家语》后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鲁穆公时，固常师之，是为的然矣。按孔子没于哀公十六年，后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矣，当是时，子思犹未生，则问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于后人缀集之言，何其无所据若此！好古之癖，每有悦乎异帙奇篇，及观其辞、考其事，则往往差谬而同异。
他考辨《列子》称：
观太史公《史》，殊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之事，汉去古未远也，许由、务光往往可稽，迁犹疑之。所谓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迁于此讵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其列，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然则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特出于后人荟萃而成之耳。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于佛，而世尤疑之。
高氏首先从《史记》未著录列子之事入手发疑，其次是比较《列子》与《庄子》相合者十七章的内容文字，再次指出《列子》中出现了佛教用语，而佛教至汉代才传入中国，由此得出结论：此书“特出于后人荟萃而成之耳”。
南宋末年的黄震，作了一部《黄氏日抄》，其中有不少辨伪的文字。考辨以子书为主，也涉及经书、史书等。比如辨《文子》，他列出四条证据，指出：
文子者，云周平王时辛钘之字，即范蠡之师计然。尝师老子，而作此书。……范蠡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此伪一也。老子所谈者清虚，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此伪二也。其书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后世转声为霸耳，平王时未有霸之名，此伪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书以为老子之言，此伪四也。
这四条证据的后三条为黄震的发现。
又如黄震辨《越绝书》，称：“越绝之义，取勾践功成能绝人之恶，于理既无当矣。谓子贡所作，又疑（伍）子胥所作，而所载乃建武二十八年，何其自为矛盾耶？其书大抵祖袭《吴越春秋》，而文则杂而不伦矣。”
辨《管子》则称：“《管子》之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
此外，黄震还疑及《孔子家语》《曾子》《新语》《说苑》《鬻子》《老子》《关尹子》等子书，及《古文尚书》《左传》等经书。
另外，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等目录学著作，在论述中注意吸收前人的辨伪之说，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明，对指导人们辨别古书的真伪，正确地了解古书的基本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宋代学者在整理古史时，往往“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因此宋代所编的古史，不仅没有把伪史剔出去，反而使伪史充斥其中”。
如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起自庖牺，止于周威烈王；司马光《稽古录》起自伏羲，终于宋治平；苏辙《古史》起自伏羲、神农，迄于秦始皇；胡宏《皇王大纪》，始于盘古氏，终于周末；等等。我们在阅读以上各书时，对其中古史的记载，需用辨伪的眼光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