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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后，文、景、武时期一批经书古本重新被发现，于是造伪现象便随之而产生。
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原为伏生壁藏，后经晁错整理，以隶书抄之，故名《今文尚书》）原本二十八篇。武帝时，有人献《泰誓》篇。于是汉代人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比作二十八星宿，把《泰誓》比作北斗（见《论衡·正说》）。实际上，《泰誓》篇出于伪造。关于《泰誓》篇的来源，其说不一。刘向《别录》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
王充《论衡·正说》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案：所云“孝宣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讹，《别录》《七略》均称“武帝”。）
《泰誓》的内容更是大有问题。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在研究《尚书》时，对《泰誓》篇产生了怀疑，为此他专门作文加以考辨。他说：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马融的考辨方法并不复杂，一是从文字表述上，认为“其文似若浅露”；二是引《泰誓》中记载的许多神怪之事，认为这不符合孔子删定《尚书》的标准；三是把古书中所引用的《泰誓》文字与现通行本《泰誓》的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今本《泰誓》中均无古书中所引《泰誓》的文字。由此证明当时被立于学官的《泰誓》实际上是后人之伪造。顾颉刚高度评价了马融这篇考据性文章，称它“可算做考据性的辨伪的第一声”。
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泰誓》已将马融所指出的神怪之语一并删削，将古书中所引用的《泰誓》文字完全填补进去，已看不出破绽，这是后人再次造伪的结果。
东汉赵岐在《孟子·滕文公下》注中也指出：“今之《尚书·泰誓篇》，后得以充学，故不与古《泰誓》同。”可见发现《泰誓》伪迹的还不止马融一人。
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注疏《礼记》时，对旧题周公所作《礼记》提出了大胆怀疑，他考辨称：“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西汉成帝、哀帝之际，还先后出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造伪。
一是汉成帝时百两篇《尚书》的伪造。《汉书·儒林传》载：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两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论衡·佚文篇》也记载了这件事，但内容上有所增益：
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减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案：《论衡》卷二十八“正说”也有类似记载。）
以上两处记载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张霸的籍贯，一说是东莱，一说为东海。这实在是无关紧要，不必去考辨。其次，《论衡·佚文》称“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按此说，张霸造“百两篇”以前《尚书》已有百篇。这是王充误信了“（鲁）共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逸《尚书》百篇”
的传言。《汉书·艺文志》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悦《汉纪·成帝纪》引刘向语也说：“鲁共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可见中秘藏《书》不可能有百篇之多。王充此说不可信。《汉书·儒林传》之记载则较为可信。
两处记载的相同之处是：都交代了张霸作伪的凭借是《左传》。都说明此书一出现，当即被定为伪书。都写明了百两篇伪《书》并没有当即被销毁，而是留存了一段时间，至于留存到何时，今已不可考。
正因为“百两篇”没有当即被销毁，所以它所载百篇《书序》逐渐流传开来。到西汉末年，百篇《书序》已逐渐被学者们所公认。扬雄《法言·问神篇》有云：“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这时尚没有确定《书序》的作者。到了东汉，马融、郑玄《书序注》都肯定“《书序》，孔子所作”。实际上，《书序》是张霸抄录《史记》中关于《尚书》各篇写成情况的文字，加上从《左传》中采撷的文字，拼凑而成，托名为孔子。从此，历代均以为《书序》出于孔子之手，把它尊奉为经典。直到宋代，始有人对此提出怀疑，经后来学者们的不断考证，才弄清了它的真实情况。
二是成、哀之间，刘歆大范围地改篡经书。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进行了一次有组织有分工的大规模校书工作。《汉书·艺文志》载：
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此次校书，将先秦诸子及其他历史典籍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分类。在此次校书的过程中，自然也做了辨别书籍真伪的工作。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
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校书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们，原来也是通过校书来考定古书的真伪和时代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农家有《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说。”可知刘向在西汉末年校定图书时，便疑这书是伪托的，并且这书内容是谁所说，也假定出来了。我们根据这一线索，去探寻由刘向的儿子刘歆删《别录》而写成的《七略》。也还是可考见不少有关辨伪的言论。
刘向在每部书校完后便写一篇简明扼要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别录》是我国目录学的开山之祖，其中也含有对一些古书的真伪进行考辨的内容。如现存的刘向《别录》逸文（见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逸文）中就有辨伪的内容。如《晏子叙录》云：“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列子书录》云：“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刘歆的《七略》则是在《别录》基础上，删除内容提要部分，分门别类，编纂而成。其中也十分重视古书的辨伪。《七略》今不传，但其主要内容多收入《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多有辨伪语，其中可能夹杂着刘歆的观点，然而已经很难分别。
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和《中国文献学》中将其归纳为“六例”。
其一，明定某书为依托，但未能确指其人。诸子略小说家有《黄帝说》四十篇，注云：“迂诞依托。”兵书略阴阳类有《封胡》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又《风后》十三篇，注：“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又《力牧》十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又《鬼容区》三篇，注云：“图一卷。黄帝臣，依托。”
其二，从文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诸子略杂家，有《大禹》三十七篇。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又《师旷》六篇，注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又《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其三，从事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诸子略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小说家有《务成子》十一篇，注云：“称尧问，非古语。”
其四，明确指出依托之时代。诸子略道家，有《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国时。”又《杂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又《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阴阳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注云：“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农家，有《神农》二十篇。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其五，明确指出系后人所加。诸子略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小说家，有《鬻子说》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
其六，不能肯定的，暂且存疑。诸子家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诸如此类，经其怀疑考辨为伪书的不下四五十种。虽然考辨语较为简单，但已经注意从作者所处的时代、思想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加以考辨，方法已较为齐备。此外，在《汉书·东方朔传》中，班固列举其所撰写的著述，如《封泰山》《责和氏璧》《平乐观赋猎》等后说明：“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颜师古注云：“谓如《东方朔别传》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皆非实事也。”
可见班固以刘向《别录》为依据，将《别录》之外所传东方朔的作品确定为伪。对此，曹养吾指出：“班固著《汉书》，在他的《儒林传》并《艺文志》中，我们并可发见正式辨斥伪书的记载”，“辨伪学到此，便稍露光辉了。”
然而刘歆正是利用了这次校书机会，对古书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
被刘歆改篡最为严重的是《左传》。《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
同篇所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也云：
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
以上两条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左传》为古文旧书，“臧于秘府”，外人罕得见，刘歆校中秘书乃见之。二是“引传文以解经”自刘歆始，前此无有。刘歆既然“引传解经”，就不可能不对《左传》原文进行篡改，《左传》的章句、义理也多是由他发明。刘歆此举，立即遭到儒者群起而攻之，大多数儒学之士坚持“《左氏》为不传《春秋》”。
为此，刘歆遂作《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博士们是“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
结果激起诸儒更大的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儒者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在“众儒所讪”，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刘歆因惧怕而主动提出辞去京官，出任河内太守。
《周官》一书，据贾公彦《周礼疏序》云：“《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荀悦《汉纪》又云：“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可见刘歆在校雠《周官》时，将其更名为《周礼》，其内容也不可避免地经过改篡。近人廖平、康有为则断言《周礼》为刘歆之伪造。
总之，刘歆此次较大规模的作伪，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良影响。直至东汉光武帝初年，尚书令韩歆请立《左传》博士，光武帝遂召集公卿学士于云台，令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与博士范升辩论，范升坚持己见，认为“左氏不祖于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辩论至日中方罢，接着陈元又上疏与范升抗辩，最终《左传》被立于学官。然而此举仍遭到群儒的强烈反对。“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欢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
可见刘歆篡改《左传》实在是不得人心。关于《左传》作者、内容真伪的争讼延续了近千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初，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经过详密的论证，才将刘歆篡改《左传》一事基本确定下来。
此外，东汉初期谶纬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大批纬书和谶书的出现。《隋书·经籍志》称：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着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穷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这一段论述交代了纬书的起源：一说为天授秘书，一说为孔子所作。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属无稽之谈。纬学与图谶属于孪生兄弟。纬学的特点是以谶说经，以经证谶，即假托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治乱兴衰。谶是指宣扬天命迷信的预言、秘籍。《隋书·经籍志》称谶纬“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可见王莽为达到篡汉之目的，使人伪造符命，利用谶言作舆论准备，开启了纬学之端。到东汉，光武帝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图谶之学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做舆论工作。随之便产生了大量托古伪造的纬书和谶书，如《隋书·经籍志》所提到的《河图》《洛书》《七经纬》《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等纬书。谶书有所谓《论语谶》《孔老谶》《老子河洛谶》《尹公谶》《刘向谶》等不下几十种，这些书至隋朝多已失传。今传纬书，多为后人辑佚之作。
纬书、谶书不仅内容虚妄，且托名古代圣贤。故成为后来辨伪学者考辨的主要对象之一。如东汉王充的《论衡》多有考辨纬书、谶书的言论，详见后文专节论述。东汉张衡在给汉顺帝奏疏中对纬书、谶书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云：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竟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
此段论述，首先指明谶纬之学“成、哀之后，乃始闻之”，交代了它的兴起时间。其次是以经书为依据，指出谶书之妄，以谶书记载的自相矛盾，说明它们记载之不可靠。再次是指出谶书中多记后世人名及地名，与所处时代相违背，最后得出“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之作的结论，揭露分析得极其深刻和透彻。此后，考辨纬书之伪的学者代有其人，如宋代的黄震、晁公武、陈振孙，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崔述等，他们都有精辟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