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肯·威尔伯从东西方心理学视角出发，并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启发下，辨析了人类所拥有的两种认知模式：二元论认知模式和非二元论认知模式。
从思想史来看，这两种认知模式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人们所认知。
将宇宙万物分割为主观和客观的概念是西方哲学、神学以及科学的奠基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探讨和争辩不休的大部分重大哲学论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探讨和辩论过，“这些论题中包括实相与谬误的二元论，这一学问被称为‘逻辑学’；包括善良与邪恶的二元论，被称为‘伦理学’；以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论，被称为‘认识论’”。
总体而言，在整个西方的发展史中，二元论根深蒂固，它至少可以上溯至柏拉图哲学，而下启后续的思想观念，用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话来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
在道教、吠檀多派、禅宗等哲学传统，以及心理学等科学领域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找到涉及二元论的论述，如本性与智慧、上梵与下梵、心与相、神性与人性、统一与对立、精神与肉体、空间与时间、物质与能量等范畴的论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二元论一直在人类知识生产系统中占据主流，非二元论作为一种亲证认知模式，因与近代以经典力学为核心的科学精神相抵触，或被视而不见，或被斥为非科学而被有意去除。直至20世纪量子力学的出现，二元论才开始受到挑战。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人自身和宇宙万物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二元论的局限性日趋显现，非二元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出来。然而，正如前面所述，二元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它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我们所使用的许多范畴，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心与身、精神与物质等，都是源于二元论（二分法）。二元论在西方思想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在如今西方思维的主流分支中仍然根基深厚，因此我们无法通过思维自身将之连根拔起。破除二元论还需要来自思维之外的条件与力量。
在文艺复兴运动推动的理性化进程中，经由大航海时代的探索与发现，起源于西欧而后波及全球的工业革命，最终浓缩为“目的-工具理性”这一极具影响力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相应地，这一思维方式的“成果”也以对立关系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例如，在科学领域，科学观察取得的一系列进步是以完全排除观察者的感觉、情感为条件的，表现为科学思维与非科学思维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社会领域，生产力系统的进步是以大多数人遭受劳动奴役、丧失主体性为条件的，表现为富裕的资本家与赤贫的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关系，正是哈贝马斯笔下的“主体-客体关系”在不同维度上的体现，也是他提出交往行为理论的缘由。该理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交往理性来超越工具理性，以此重建人类与世界的整体关系。
对于这一整体关系，哈贝马斯从语用学角度，把它视为行为者通过语言表达而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分别存在于表达与客观世界（作为一切实体的总体性，并使真实的表达成为可能）之间，与社会世界（作为一切正当人际关系的总体性）之间，以及与主观世界（作为只有言语者才被特许进入的经验的总体性）之间。”
换言之，哈贝马斯通过基于语言沟通的交往理性，使得被严重压缩为“主体-客体关系”的生活世界，再度还原为受三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制约的关系，即受真实性有效性要求制约的“主体-客体关系”、受正确性有效性要求制约的“主体-主体关系”和受真诚性有效性要求制约的“主体-自我关系”。哈贝马斯把世界分为三类——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这其实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角度。这三个世界构成整体关系，“主体-客体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关系维度。
由于三种有效性要求都是通过语言沟通（它包括但不限于对有效性要求的质疑、论证、达成共识等）来进行判断和检验的，因此与诉诸权力或货币等媒介的行为理论相比，诉诸语言这一媒介的交往行为理论更能够实现挣脱“主体-客体关系”的结果，即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元论关系模式。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语言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化知识，因此依赖于符号化知识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是一种二元论，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二元论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二元论的局限性，并由此去寻找挣脱二元论的方法。二元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二元论自身存在着某些无法认知的方面。二元论从根本上将人类意识与宇宙万物相区分，因此“如果要通过人类意识这一媒介去认识宇宙万物这个整体，那么一定会有某些方面依然未知。在唤醒了符号化知识之后，在宇宙万物中的认知者与知识、思索者与思想、客观与主观之间仿佛就产生了一道分界线；而我们作为外部世界的认知者与观察者，其最深层的意识就最终逃脱了其自身的掌控，成为‘未知’‘未显’以及‘未得’之物”。
威尔伯引用了物理学家亚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的一句话，来说明人们无法通过意识这一媒介来认识整个宇宙万物。这句话就是：“当得到了这个世界上一半的知识时，也自然一定会忽略掉另外一半。”
哈贝马斯想通过交往理性行为来挣脱二元论，但是，交往理性仍然是一种对象思维，它依赖于理性与理性对象之间的“二分”，因而无法看到理性自身的问题，就如眼睛可以看见其他的一切，但无法看见自身一样。就语言作为符号化知识而言，它只是真实世界的一种“地图”，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产生无数个这样的“地图”，甚至“地图”与“地图”之间可以达成共识，但无数个地图也只是地图，并不是真实世界本身，不是实相。
事实上，“通过符号化的地图知识所呈现出的世界图景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且在历史长河中同一文化下的不同人物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差异。不仅如此，我们有关实相的符号化世界图景会随着有关实相的科学、经济以及历史思维的更新与修订而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除非诉诸亲证认知，借由体验，否则我们难以真正体验到实相或真实世界，也难以体验到言语者与被言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实为一体。
“语言的交流从最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只是文字模式的传播罢了，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实相在幻觉镜子中的倒影’罢了。”
对于语言的交流，威尔伯的观点看起来有些悲观，但是也说明了如果以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待世界，那些尚未被命名的世界就无法被我们所认知，同时我们也需要正视前面论及的内生于笛卡儿式世界观的问题；事实上，身心是无法分离的。
第二个方面是二元论内在地导致对立面的产生，并且自身无法解决其导致的对立问题。如前所述，二元论将认知的主观意识与被认知的客观事物相分离，然后用各种合适的符号来表示被认知的客观事物，基于它所形成的符号化形象形成了客观事物，并与作为认知主体的自我角色相分离，这就导致认知者从本质上感觉是与宇宙万物相分离的。由这种分离而来的分歧、对立、冲突在认知上内生于二元论，因而无法通过二元论自身来解决。当这些认知上的分歧、对立、冲突出现在现实世界，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化体系（法律、制度，以及物质化的机构，如组织、军队、监狱等）之后，分歧、对立和冲突也便具有了其物质化的形式，同样，它们也不能通过物质化的二元论力量（作为对立存在的双方）来解决。另外，认知上的二元论与实践上的二元论是交互强化的，这使得真实世界的整体性容易受到遮蔽，人类实践也被诸多系统化活动所分化。在管理领域，我们就常常纠结于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之间无法对话的状态，管理理论更在意自洽，管理实践更在意有效，而有些时候自洽的理论在实践中却是无效的。在这里，管理实践是指第一现场的、实相意义的管理活动。
让我们再来看看非二元论认知模式。非二元论认知模式直接面对的不是符号，而是实相本身，它不会将宇宙万物一分为二，更不会用逻辑的“铁丝网”过滤和编织一切，它与通过它所认知的事物是统一的。中国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心外无物”等就是非二元论的，是经由体验来感知整体性存在的。诚如威尔伯所言，如果对于实相的非二元知识，我们感觉实相与非二元知识是相分离的，那么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太过二元化了。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叫作“实相”的东西和另一个叫作“实相”的知识的东西，因为这是最严重的二元论了。我们需要时刻记住，非二元知识就是实相，它将“内容”当作了自己。
如此，即便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仍不得不屈从于已被二元论严重熏染的语言（因为除非我们恢复到符号化的二元论认知模式，否则我们无法将体验到的东西确切地描述出来），我们也不会轻易陷入二元论的陷阱。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明确地识别出二元论“主体-客体关系”的分离性，以及它对完整的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窄化与对立化，并试图从主体间性的语言沟通出发来消除这一窄化和对立化，希望借助交往理性来综合被二元论分化了的多元价值。“但是说到底，‘累加各种碎片’和‘分割为各种碎片’一样都不过是一种‘聪明的权宜之计’罢了。”
人们越来越认同，真实世界是无法被分割开来的，它自身就是一个整体。哪怕是那些所谓“被分割出来的部分”，它们不仅是整体的一部分，同时各自也是一个整体。由此而言，所谓的累加或分割只是符号化知识意义上的，它并没有触及实相或真实世界。不过，哈贝马斯的深刻正是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对真实世界的彻底批判之上，而是深入反思批判理论的合法性问题，进而发现长期被边缘化的主体间性（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在语用学上深度地把语言沟通与人类解放关联起来。
语言是人类交往最根本也最合乎人性的媒介之一，正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充满美感和浪漫情怀的句子：“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句子出自浪漫主义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人，诗意地栖居》一诗，因海德格尔在自己的著作《诗·语言·思》
中对其加以哲学阐释而广为人知。海德格尔特意从荷尔德林的诗歌中摘出5段诗句。这5段诗句的前4段分别阐述了诗、语言、人、思与存在之间的至情至性、至亲至近的关系，最后，落实到第5段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阅读到这样的诗句、这样的语言，读者可以沉浸其中并与之融为一个整体。我们借助这样的体验，可以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基于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挣脱了目的-工具理性这一二元论思维框架。虽然它还是严重依赖于语言媒介，忽视体验媒介，没有完全挣脱二元论，也没有充分关注亲证认知模式及其意义，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充满诗意的语言时，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人与大地（客观世界）、栖居（社会世界）和诗意（主观世界）三种关系所构成的浪漫（整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