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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笛卡儿所处的时代去理解和感受：那时，欧洲战争和文艺复兴拉开了历史的大幕，战争、宗教、皇权、科学、技术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元素交织在一起；从武器到工具，从纺织品到艺术品，纺织业、冶金业、造船业、印刷业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工商业的发达以及新经济制度的兴起，新兴阶层也随之而生；如银行家、批发商、企业主等资产的拥有者，一方面努力进入贵族阶层，需要得到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希望打破旧贵族阶层，构建新的社会结构，伴随文艺复兴而来的启蒙运动应运而生。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理性得以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中挣脱出来，并且日渐成为改变人类行为方式及社会结构的思维形式，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过渡。当康德赋予人类理性以自信时
，西方世界的理性发展已经沿着工具理性的道路走出了很远。而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工具理性已深刻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得益于18世纪60年代的“生产力革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但是工具理性的资本主义运用在带来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极化发展，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可能摧毁资本主义社会。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革命角度不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从行为合理化的角度，阐述了16～18世纪期间目的-工具理性行为在欧洲制度化的进程，并揭示了该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韦伯注意到目的-工具理性行为一方面令整个西方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即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国家机关等在组织模式上的一致性——生产手段的集中化；另一方面促使人们的其他行为如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习惯行为边缘化，由此人随之变成了与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以工具理性行为驱动的社会分工与专业化促使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它表现为各种组织系统的分化，以及人的价值被分化为不同领域的价值。由此，人的意义在价值冲突之中丧失其根据，人的自由也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和现代国家官僚系统构筑的“铜墙铁壁”。
从马克思到韦伯，这一过程折射了人类在反思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方面的深化，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沦为机器大工业中运转的机器，人的目的性被其工具性吞噬。虽然马克思和韦伯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但是两人都在力图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物质积累加速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活境况反倒会恶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否能够得到解放？不过对于这些问题，两人的诊断及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不相同：马克思的诊断是这些问题源于私有制，相应的解决方案是激进的，是需要诉诸阶级革命来解决的；韦伯的诊断是这些问题源于人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悲观的，是现代化本身无法解决的。
在吸收韦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重新审视了韦伯关于现代化的两个诊断——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是韦伯对现代性特征进行分析之后所推论出的现代性命运的两个方面。在韦伯看来，这两种丧失对个人来说构成了存在上的挑战。
对于“意义丧失”，韦伯认为是由理性化和理智化所导致的，因此人们难以对世界形成整体性的把握，也无法对世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索和思考进行沉淀和传承。韦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志业》中说道：“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对于“自由丧失”，韦伯认为相比于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国家、机构、秩序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组织代替个人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个人无法摆脱机构而生存，因而也丧失了自由。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所描述的“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里系统（system）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并认为“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是导致这一过程的根本原因。哈贝马斯相信可以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即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交往理性。“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必须与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合理化或相应的行为系统的合理化严格区别开来，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化传统、个体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的一体化。”
在韦伯看来，经验世界的意义受制于超验世界，因而伴随着超验世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体，经验世界的意义也便在多元文化价值竞争中丧失其根基。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世界的分化并不会导致意义丧失，因为意义的根基不在于超验世界提供的同一性，而在于理性提供的同一性。据此，韦伯所谓的“意义丧失”不过是理性的实质同一性的丧失，这种丧失表现为世界分化为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但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价值竞争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一种可以质疑不同文化价值领域的有效性要求（即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自我表达的真诚性）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在通过论证来兑现有效性要求这一层面上，理性的形式同一性在价值领域的多元性中得到了保障。
哈贝马斯主张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运用于不同文化传统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在各种文化价值之间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与和谐相处，反对任何强加于对方的行为。他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需要具有现代性，另一方面肯定现代性的民族特色需要被保存和尊重。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理性的实质同一性和理性的形式同一性，并得出，目的-工具理性导致的价值分化及价值冲突只是导致理性的实质同一性的丧失，但理性的形式同一性，即交往理性，可以通过协调分化的价值而获得意义。
至于“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同意韦伯的判断，即受不同组织系统（资本主义企业、现代国家机关等）的控制会导致自由丧失。但与韦伯不同，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丧失只是主体性理论及其制度化的一种结果，并且将之归结为目的-工具行为及其制度化所导致的主体间性被遮蔽、被侵占，即在各种组织系统的控制下主体间性不断沦丧，成为“主体-客体关系”的一种附庸和工具。相应地，哈贝马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从“主体-客体关系”转向“主体-主体关系”，通过主体间性的语言沟通行为获得自由。
通过对韦伯行为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命题的系统性研究，哈贝马斯对韦伯抓住不放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不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且是内含着现代性困境的过程，并且从理论上给出了解决途径，即聚焦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理论。由此，在克服现代性困境上，或者积极地说在实现人类共生上，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作为一种建立在沟通和理解基础上的推理，能够通过共识和合作解决问题，并以此来克服现代性困境。
交往行为理论是人类在思考和寻求共生这一议题上的一次思想飞跃，它提出了扩展人类实现共生可能性空间的一种途径。但是，在理论上从“主体-客体关系”转向“主体-主体关系”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也同样实现了这一转向。事实上，在“主体-客体关系”等二元论已经深度融入人类认知方式的前提下，即便是哈贝马斯的核心范畴——交往理性，也依然依赖于符号语用学，因此也没有完全摆脱二元论的影响。为了便于看清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引入肯·威伯尔（Ken Wilber）的开创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