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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变化，应该是基本世界观（fundamental world-view）的转变。
——彼得·德鲁克
2023年，有两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引发了众人的关注和热议，它们分别是《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拿破仑》（ Napoleon ）和《繁花》。这三部作品都是大时代的缩影，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尊贵还是卑微，人们所要承受的都是基于各自价值观选择的结果。
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奥本海默》讲述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研制原子弹的过程。影片中，玻尔对奥本海默说：“你赋予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这个世界却毫无准备。”而在目睹核弹试爆后，奥本海默发出了一句感叹——“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句话出自印度教的经典《薄伽梵歌》）。诺兰在知乎上首次谈到《奥本海默》时表示，电影要表达的核心主题是“后果”。他表示，当科学界创造出一种新技术时，或许这个世界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执导的《拿破仑》，讲述的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从普通军官到一代帝王，最终兵败滑铁卢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与第一位妻子约瑟芬之间的爱情故事。斯科特执导的《天国王朝》广受赞誉并深入人心，《角斗士》也深受观众喜爱。在我看来，他在86岁高龄时执导的《拿破仑》，更能够完整地呈现出他的价值选择。但是，《拿破仑》这部影片的口碑呈现出两极化，特别是在片尾放出“谨以此片献给LULU”（LULU是斯科特走失的宠物狗的名字）一幕时，一些观众认为自己被戏弄了。然而，这可能是另一种致敬生命意义的方式，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也许这部电影正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悲悯，超越了对胜利的膜拜。从《天国王朝》到《拿破仑》，一直未改变的是，他始终相信“爱是唯一的救赎方式”。
王家卫执导的《繁花》在2023年年底掀起热潮。有人说它是商战剧，有人说它是情感剧，还有人说它是大女主剧，无论什么样的观感，《繁花》都成功引发了很多人的时代共情，我也是其中一个。那是中国人在观念上遭遇重大冲撞的时刻，人们所遇到的都是新事物，一切都充满了冒险和机遇。剧中几位主角，跌跌撞撞，虽然不服输，但也需要运气的眷顾；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压力面前，他们不得不权衡得失，面临诚信与担当的考验；伤害与误解交织，同理心与真心并存，他们彼此相助却又选择别离；对于该讲的或不该讲的，讲得清楚的或讲不清楚的，为难自己的或为难别人的，都选择“不响”——不做。《繁花》所呈现的时代，一切都在打破和重塑，风险与机遇并存，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打破一切去做选择呢？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陶陶眼睛红红地说出那句“翅膀我有的呀，飞得掉吗我”。人们都向往自由，却总是被某些东西绊住。
不过，与奥本海默、拿破仑、宝总等人生活的时代相比较，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过去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变得无法理解；一些从前未发生过的事情，现在频繁地发生；技术的进步与科学领域的拓展，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应该是基本世界观的转变”
。彼得·德鲁克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一书中谈到的基本世界观，是指“整体即部分之和”，这是现代西方的世界观，也称“笛卡儿式世界观”。根据笛卡儿式世界观，“我们可以通过识别、了解部分来获知整体”。
这也是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方法。而今，我们所看到的、所发现的、所未知的似乎都在一种新的框架之下，这些全新的概念与笛卡儿式世界观似乎并不相容，我们需要找到新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