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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也。
——李白
2012年，我（陈春花）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西湖厅和三位来自深圳的企业家交流时，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互联网到底会给制造企业带来多大的影响？
这一年，中国互联网市场发生了许多极为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优酷与土豆突然合并；百度、360、腾讯、阿里巴巴、网易、搜狐、小米等相继进军移动终端（智能手机等）市场，雷军说“小米要用做互联网的方式来做手机，不靠硬件赚钱”；唯品会、欢聚时代成功上市，而阿里巴巴、盛大退市；天猫、淘宝“双11”商品交易总额创下纪录，电商呈现出“井喷”的发展态势；微信用户量快速增长，赶超微博已成定局；苏宁、国美加速转型，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等等。
这一年，随着贴近市场与终端的互联网产品的丰富和发展，新型互联网企业快速崛起，很多企业管理者，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者陷入“集体焦虑”。寻找与互联网时代共存的解决方案，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是传统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全新挑战，也是管理学者要面对的挑战。这一年，我把这一挑战内容确定为自己未来的研究主线。
托马斯·西贝尔（Thomas Siebel）认为，“在管理学领域，模式识别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即从各种环境中看透复杂表象，发现内在基本规律的能力”
。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已广泛渗透至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在基本规律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在我所关注的企业组织发展领域，这些技术带来了各种冲击，其影响和所遵循的规律又是什么？我们需要深入探究这些问题，从而做出相应的决策和选择。
2012年，我开始走访腾讯、小米、京东、阿里巴巴等公司，并观察深圳、杭州、广州、成都等地基于互联网创业的新兴创业群体。也是在这一年，我开始跟踪研究新兴互联网企业与传统转型企业，并出任一家大型传统农牧企业——新希望六和的CEO，由此开启了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观察与体认。与此同时，我沉浸在科学发展、生命与社会变迁、哲学思潮演进等领域的文献海洋中，探寻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企业成长方式。
在2012年至2023年的12年里，随着对外部世界变化认知的深化，以及模式识别能力的提升，以下一些重要概念或者认知帮助我做出了相应的选择，并推动我们找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之道，更促成我与秦子忠老师一起撰写《共生理念》。本书试图从组织发展的底层逻辑出发，揭示面向未知世界之时组织成长的内在基本规律。相关的重要概念或者认知如下所述。
也许是命运使然，在寻找新的思考视角时，我遇到了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和多里昂·萨根（Dorion Sagan）写的《倾斜的真理》
，其中的“共生和进化”引起了我的兴趣。2012年前后，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深陷“虚实之争”，前者认为自己是来颠覆后者的，而后者也担心自己被替代掉。“虚体经济”与“实体经济”被置于对立与竞争的状态中，似乎只有“你死我活”一种生存方式。但是，是否有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呢？马古利斯的结论给出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共生”。
《倾斜的真理》一书的第二篇“共生和个体性”尤其令我感兴趣。这部分内容对我来说很新鲜。马古利斯得出的结论是：现今生物细胞中的一些组分在历史上曾经是自由生活的细菌，比细菌大的生物都是通过细菌菌体合并而共生起源产生的超级生物体。所有真核细胞都是由至少四种不同细菌合并构成的复合体。第一种细菌是接纳其他细菌的宿主细胞；第二种细菌演化为作为生物能量工厂的线粒体；第三种细菌变为叶绿体；第四种细菌变为中心粒-毛基体。这一切将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正在试图理解“物种起源”之前的世界。
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细胞？一个体重70公斤的成年人身上大约拥有37万亿个细胞，但是，如果算上与人体共生的古菌、细菌、真菌、原生生物，一个人身上其实有比37万亿大约多一倍的细胞。随着科学技术与科学仪器的进一步发展，如今人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多细胞生物和一些单细胞生物都存在于某种共生关系中。这促使生物学家形成了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它不同于过去认为植物和动物“带有微生物群落”的认知模式，而是强调不同的生物都是一个统一的超有机体的微小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协调，构成共同进化的“共生功能体”（holobiont）。
马古利斯在创造“共生功能体”一词时深受两个案例启发：线粒体和叶绿体。线粒体存在于几乎所有真核生物中，通过分解葡萄糖、蛋白质、脂肪等产生能量。叶绿体存在于藻类和植物中，并参与光合作用。有文章称，在大约二十亿年前，线粒体和叶绿体的前身都曾是独立生存的细菌，以独立的身份和细胞打交道，而如今，细胞却成了它们的宿主。
马古利斯的研究发现为人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即生物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协作占领地球的。这是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进化论不同的共生进化论，强调适应和协作的共生机制。马古利斯倡导的盖娅假说，是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E.拉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以古希腊女神盖娅的名字来命名的，隐喻着她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一个新的、具有稳定性的实体。生命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并不只是通过消灭其他生命形式来实现的，也可通过相互适应来实现。生命并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而是能够主动形成和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或者说，生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环境。盖娅假说与达尔文主义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达尔文主义遵循的是生存竞争的进化机制，强调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个体或者基因；盖娅假说遵循的是适应和协作的共生机制，强调生物界共生的整体进化观念。
有意思的是，1966年，马古利斯试图发表她关于复杂生命进化问题的观点性论文《关于有丝分裂细胞的起源》时，遭到了15种科学杂志的拒绝。当她的文章最后在《理论生物学杂志》（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上发表时，批评接踵而来——一种全新的、关于生命进化的叙事结构无法被接受。但是马古利斯仍然坚定地推进共生进化理论，在她看来，即便是在研究领域，她也认为“科学是一种要求许多有天赋的人参与的、本质上具有灵活性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无论是深刻的见解、发明还是世界性的新发现，单独的个体都不可能完成这一壮举”。
马古利斯的许多著作都是由她和她的长期合作者——她的长子，哲学家多里昂·萨根共同完成的。马古利斯严谨的科学研究，让叙述具备了坚实的说服力；而萨根凭借其哲学家的洞察力，让叙述具有人文气息和穿透力。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马古利斯的如下观点愈加令人信服：作为生命史上一次重大的进化过渡，真核细胞生物的出现是共生起源的结果。而我们也从此开始真正理解生命本身的稳定性和整体性。
2023年1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利弗休姆共生功能体研究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Holobiont）创立，其核心成员均是“共生功能体”这一新认知模式的支持者。
在与生物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了“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该理论由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奈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于1972年提出，强调生物的进化是渐变与突变、连续与间断的统一。
古尔德以间断性化石证据为背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重新解读。达尔文对生物进化持渐变论的观点，他认为生物个体在长时间的演化中，经过自然选择，其微小的变异累积为显著的变异，于是形成新的物种或新的亚种。按照渐变论的观点，一个新物种的化石应该有一系列连续的记录，但是在已经发现的大约2亿块化石中，却找不到一些物种有关渐变记录的化石。关于化石证据缺失的问题，达尔文认为是化石记录不完善造成的。
但是古尔德认为，化石证据缺失本身就是证据，表明进化是一个突变的而不是连续渐变的过程。间断平衡理论认为，生物的进化不像达尔文所言是一个缓慢的连续渐变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渐变与短暂的、突变交替的过程，因而在地质记录中留下许多空缺。间断平衡理论并不否定渐变论，只是强调生物界不但有渐进式进化，还有在某种作用下跳跃式的加速进化，在物种建立之后又进入稳定的渐变。间断平衡理论强调变异的随机性和地理隔离对物种形成的必要性。它认为形成新物种的原因是个体突变，而突变是无定向的。只要对适应无害（即中性），就有可能闯过自然选择这一关，进而形成新物种。换言之，进化的过程是跳跃与渐进相间的，不存在完全匀速、平滑、渐变的进化。所以，有学者认为，进化的间断性使物种具备了四个周期性特征：出现、繁荣、灭绝、重复。
之所以试图理解间断平衡理论，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让我理解数字技术对社会进化产生影响的视角。尤其是间断平衡理论认为，大进化机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因素所致。受其启发，我们可以把数字技术理解为导致社会进化突变的因素。
我们以通信行业为例。曾有人问以太网的共同发明人、梅特卡夫定律的首创者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 Metcalfe），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杀手级应用程序”（killer APP），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在线”（always on）。“永远在线”，即“随时、随地、随意”地连上互联网。当沟通无所不在，信息无所不在，他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你时，你的生活意义又将如何被界定呢？“永远在线”已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我们见证了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及，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的巨变；见证了新能源汽车的崛起、燃油汽车的窘境，以及汽车行业的重新洗牌；见证了短视频媒介出现带来的“个人直播”对商业终端的冲击，以及行业全新竞争格局的重塑；更见证了人们行为的变化，一个人的数字行为成为其生命的核心痕迹，并决定着他价值创造的可能性。
托马斯·西贝尔认为，“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处在一场进化间断当中，见证着21世纪前期企业界的‘大灭绝’。自2000年以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2%的公司宣布破产或被收购、兼并。据估计，目前约40%的公司会在未来10年内倒闭。伴随着这些公司的消亡，我们看到一大批创新公司正在茁壮成长”。
所以，在与传统企业的交流中，我会强调企业必须选择数字化转型，因为其决定着企业或“繁荣”或“消亡”。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曾说过，生物学赋予了历史三个教训。第一个教训：生命即竞争。竞争不仅限于经济活动，它还是生命存在与延续的核心动力，贯穿于生命进化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合作是真实的，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第二个教训：生命即选择。我们生来就是被动的和随机的，“自然”偏爱差异性。第三个教训：生命必须繁衍。“自然”极其喜爱大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众多挣扎者中的少数幸存者，但与个体相比，“自然”更喜欢群体。他最后总结道：“历史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幽默大师。”
历史又给了我们体认生命共生的另一个维度。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经预告“第三次浪潮”
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根本性变化。这对新技术带来社会变化这一主题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反响，也让我特别关注到“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研究。
“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中首次系统阐述的。贝尔研究了在不断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背景下，人类经济结构的发展历史，以及隐藏在这些结构之下的哲学思想的演化过程。
该书的第三章“知识和技术诸方面：后工业社会中新的阶级结构”引发了我很多思考，也帮助我理解了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提出的“知识社会”。该书第三章集中讨论了知识和技术的各个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社会的结构。贝尔首先指出，社会的变化正在加速，社会的各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两者是讨论知识和技术时的关键概念。他认为，技术一直是区分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以多种方式推动着社会发展。技术的变革决定了经济的创新与转型，而这种技术变革基本上是“组织层面”的，即涉及更好的方法和组织结构，从而提升了新旧资本的效率。在知识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下，知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阶层兴起，形成“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
贝尔以工业社会模式为基准，概述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区别。在贝尔看来，前工业社会是人类与自然的斗争史，在这个阶段，人战胜自然，生产过程由人来完成。但人受限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高度依赖于自然，主要的稀缺资源是土地，拥有土地资源的地主成为统治阶级。工业社会是人类对自然的加工，生产过程主要依靠机械来完成，人类的活动节奏机械化，一切按照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进行配置。在这种社会模式之下，主要的稀缺资源是资本，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构成单位，企业管理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服务，生产过程由信息推动，知识是最主要的资源，数据成为资产，知识工作者占据了主导地位。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经济层面，由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二是职业分布上，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三是中轴原理方面，理论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们是推动社会革新与政策制定的源泉；四是未来方向上，要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五是决策制定上，要创造并应用新的智能技术。这五个方面的变化正是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模式根本性转变的体现，这种转变将对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秩序造成影响，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
当今时代，知识的传播和获取方式、人类的沟通和娱乐方式、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以及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时，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个人电脑、互联网、个人终端、移动终端、在线社交等都尚未出现，然而今天，他所预测的正在一一成为现实。一方面，贝尔能做出如此准确的预测令人惊讶；另一方面，他的后工业社会理念是令我改变认知的关键，促使我关注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并积极投身其中。
丹娜·左哈尔（Danah Zohar）在《量子领导者》一书中提出了“量子管理”（quantum management）的思想，其核心依据是，从牛顿时代到量子时代，人类正在经历一次认知方式上的重大改变。无论是商界还是其他领域的领导者，都需要从根本上重构思维方式，以应对充满未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未来。
左哈尔在书中分析了三种思维模式：第一种是牛顿思维，重视理性、逻辑、定律和控制，强调“静态”和“不变”；第二种是联想思维，重视情绪、感觉、记忆，不受限于规则，而是遵循“习惯”和“经验”；第三种是量子思维，强调创造性和反思，重视不确定性、潜力和机会，强调“动态”和“变化”。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了管理者的行为选择。面对环境变化时，量子思维可以帮助管理者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性。
在牛顿思维模式下，人们习惯于去理解明确的、有逻辑的、理性的或者符合科学范式的状态，坚信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坚信通过逻辑和方法论，能够对事物的发展前景做出预测；坚信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找到事物间的某种联系和规律；坚信可以认识某一时刻的世界状态，且相信它是相对稳定的。然而，真实世界的发展和状态并不是人们所坚信的样子，我们要面对很多未知和不确定的状态。真实的世界具有量子运动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特征。
正如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互补原理所强调的，在微观尺度上，物质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并且测量一个粒子的性质会干扰其他粒子。玻尔在用他的互补原理解释波粒二象性时说过：粒子图景和波动图景是同一实在的两个互补描述，每个描述都只是部分正确，也只能适用于特定的范围。受其启发，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量子思维的特点，即世界在基本结构上是相互连接的，应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世界，整体产生并决定了部分，同时部分也蕴含着整体的信息。
在钱旭红院士看来，牛顿思维强调精确的计划性，认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量子思维强调主动的可能性，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他曾在一次讲座中引用《神秘的量子生命》
一书中的观点——“不确定性是通则，确定性是特例”，并介绍了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在《生命是什么》
一书中将生命世界界定为一个负熵系统。换言之，物质世界是从无到有，从无序中诞生有序，而生命世界是从有序中诞生有序。薛定谔的这一观点启发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者，并为分子生物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旭红认为人类游走于量子力学世界与经典力学世界之间，不确定性、整体性、多态叠加是其特征。人的多重角色、多态叠加以及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是无法分割的。所以在他看来，世界=观察者+被观察者+相互作用关系
。也源于此，他认为量子思维可以溯源到《道德经》与老子思维，特别是老子思维中的整体观，如“大制无割”“无有入无间”等，以及《道德经》中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由此，生命的唯一真相，就是未来有无限可能性。
借助于量子思维，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是波动和变化多端的，是跳跃和不连续的，而非渐进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是预测不准的；人与人之间是多重角色、多态叠加和相互作用的。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界定的理性思维的局限性——它本质上倾向于二元思维方式，作为人类的认识手段，与现象世界相分离，只能认识现象世界而不能把握自在之物。
这种二元思维方式无法真正把握复杂多变的世界以及内在于世界的人类。相比之下，量子思维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在它看来，人类连同其思维与世界实为一体。今天，我们以量子思维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也就是要认知到自己的局限性，认知到我们不可能准确预测未来，我们需要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主动理解变化和不确定性，并以整体视角去看待变化，将变化视为机会，通过人自身的主动创造，把机会变为现实。
左哈尔在《量子领导者》一书中指出：所有21世纪新出现的科学，不论是物理学抑或生物学，都是整体性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世界并非由相互割裂且相互独立的部分组成，而是一个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整体。任意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影响整体。量子物理学向我们展示了，宇宙实际上是由动态能量构成的。自组织的波形就像很多旋涡，每一个旋涡的边界都相互交织。
这恰恰构成了无可限量的未来。
AI（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人类的历史与生命进化而言，又是一个临界点。2023年10月30日，美国白宫发布了一项针对AI监管的行政命令，旨在保护美国公民免受AI带来的不良影响。这项命令以拜登-哈里斯政府发布的《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为基础，得到了15家领先科技公司的自愿承诺，以确保AI的安全和负责任的发展。这项命令的内容包括以下关键方面：开发者与政府的关系、安全性、AI生成内容的水印标识、AI网络挑战的应对、个人隐私保护、数据政策、防止AI歧视、人才吸引策略，以及保护受AI发展影响的工人。这项命令被称为“全球任何政府迄今为止采取的最强有力的行动之一”，究其根本，实质是AI对人类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影响，甚至可能改变人类的生存。
2023年11月7日，OpenAI开发者大会召开。当CEO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展示ChatGPT新版本时，其海量的知识储备、连贯的记忆能力以及在长文本阅读、输出方面的表现令人惊叹。大模型带来的智能涌现、开放的生态、更快的速度、更低的价格等，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让个体能够更加自由、自主地存在。有人认为，这标志着一个解放时代的开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23年11月16日奥尔特曼收到来自OpenA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的信息，约他第二天会谈。11月17日中午奥尔特曼参加董事会会议，被告知自己将被开除。可是随后的几天里，围绕着这一突发事件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其涉及面覆盖投资人、科学家团队、OpenAI董事会、微软，等等。而到了11月19日，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突然发文，宣布奥尔特曼以及跟随他离职的OpenAI前员工们即将加入微软，带领一个“新的先进AI团队”。随后，OpenAI发布消息，称奥尔特曼重新回归。如何评价这几天的突变，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已经超出人们的认知和想象。
这一系列的戏剧性变化可以归因为人类尚未做好与“硅基人”共存共生的准备。早在2016年，谷歌的AlphaGo打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时，人们被震撼的同时也产生了畏惧，因为在一个关键的对弈步骤中，AlphaGo已然展现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2020年，人们利用AI攻克了近50年来的生物学难题——蛋白质折叠，AI与生命科学的共创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和大算力条件的逐步成熟和完备，AI正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工作与学习之中。在我们身边的学者、学生、企业家、创业者纷纷拥有了“数字分身”。《自然》杂志每年从全球的重大科学事件中评选出十位年度人物（Nature’s 10），2023年度的其中一位是ChatGPT，这是首次有非人类进入这个名单，由此可见AI已经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充满激情地投身到AI浪潮之中，不断探索和创造全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忐忑不安，担心是否存在“AI巨头‘操纵我们的思想’，甚至AI发展出自我意识进而导致世界毁灭”。
在不经意间，我们开启了向未来看的模式，一切取决于对未知的理解和探索，不再是对已知和经验的依赖。
如何描述和定义这个未知的世界，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5000天后的世界》一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那就是“镜像世界”（mirror world）
。“到了那时，世间万物均可以与AI连接，现实世界与数字化完美融合，产生出AR的世界，即镜像世界。在镜像世界中，身处不同地点的人可以在全球实时构建虚拟世界。在这样的未来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同时参与一项事业。”
凯文·凯利沿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路径，总结出推进物理世界数字化进程的三大平台。互联网作为第一大平台，将全世界的信息数字化，使人们通过检索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社交媒体是第二大平台，它可以捕捉到人们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并且可以将人际关系数字化。镜像世界是第三大平台，它能够将现实世界全部数字化，即将全新登场。
在镜像世界中，“历史”将变成一个动词，时间不再是一维的。凯文·凯利认为：关于镜像世界最基础的解释，就是“将有关一个地点的所有信息叠加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这个方法认识世界的全貌”。
这将是一个四维的世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强调：与30年后的我们相比，现在的我们就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要学会相信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要坚持终身学习，不断学习，始终保持一种“新人”状态；要能认识到机器会越来越聪明，未来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人与机器的合作，都是最聪明的人与机器智慧的结合。而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亿人以合作的方式进行互动，共同协作将成为工作的常态，协作规模、互动的影响力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凯文·凯利应邀在《经济观察报》写给5000天后的人类世界的一封信中强调，他和ChatGPT一样，对未来的AI时代抱有信心。因为“面对技术的冲击，我们仍然可以对美好的生活寄予厚望。毕竟，无论什么样的技术变革，人都是最重要的主体。帕斯卡尔说，‘思想形成了人类的伟大，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2023年5月，36氪对凯文·凯利做过一次专访，最后两个问题的答案让我印象深刻。36氪问：“对您而言最为重要的或者您一直遵循的生活哲学或价值观是怎样的？”凯文·凯利答：“善良，永远选择善良而不是正确；慷慨，我相信你付出得越多，得到得就越多；懂得感恩，我的很多成功其实都是源于运气。提倡和重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向更多选择和机会敞开。”36氪问：“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您的职业生涯的话，您会用哪几个词？”凯文·凯利答：“学习（learning）和扩大选择（expanding options）。”
身处在2024年的变化之中，“共生功能体”“间断平衡”“后工业社会”“量子思维”和“镜像世界”这些被我列入“未来已来”系列的观点，更显现出令人惊讶的前瞻性与洞见性。得益于对它们的理解和消化，我才会去关注与组织管理相伴而生的变化。正如德鲁克所言，“未来的新社会一定是一个知识社会，而知识必定是其首要的资源，这就意味着新社会必定是一个组织社会（society of organizations）”。
组织作为特定任务和具体目标的载体，既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也是人类实现梦想的手段。我们特别需要认识到的是，人类社会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整体方式演进的；今天及未来的科学技术更扩大了整体的边界，也许正因为这一边界拓展到机器与人一起协同创造，凯文·凯利才给自己提出建议：学习与扩大选择。
这样的事实，引发了三个相关问题：
● 如何整体地认识这个世界？
● 组织该如何发挥功能，或者说如何理解价值与意义？
● 确切地说，如果意义最大化是组织的目标，组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本书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本书基于一项基本假设，就是人类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因此，与基于工业革命的组织管理观不同，本书是对基于数智革命的组织管理观变化的探讨。
2012～2023年间，围绕着数字技术对企业管理实践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总结，于2015年和2017年分别出版了《激活个体》和《激活组织》两本书，探讨数字技术对个体的影响，以及在个体价值崛起的背景下，组织如何与强个体共生激活。2018年出版了《共生：未来企业组织进化路径》一书，回答了数字技术与组织绩效的关系，阐释了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由内部转向外部，组织需要找到新的进化路径。随后在2019年出版了《协同：数字化时代组织效率的本质》一书，聚焦解决组织效率新来源的问题，展开对组织内外协同共生的深化研究。2021年出版了《价值共生：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管理》，完整呈现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管理内容，这是在前几本书的基础上的一次总结。同年出版的《数字化加速度：工作方式、人力资源、财务的管理创新》，则是聚焦回答工作方式、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财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问题。2022年出版了《协同共生论：组织进化与实践创新》，可以说是对前期研究的一个理论总结，在该书中我们首次提出协同共生管理模型，将管理演变推进到“共生型组织”阶段。2023年出版了《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作为对过去10年所出版的系列著作的一个整体总结，这本书从组织管理知识体系与实践案例两个维度，总体回答了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而随后出版的《数字时代的组织本质》则是对数字化生存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相关关键问题的再观察和解答。
本书不同于之前的这些著作，它试图从哲学视角去看待组织管理的研究，我选择和子忠老师合作，因他是一位在哲学领域富有创见的学者，我们对很多问题有着共同的观察。本书由组织管理研究领域拓展而来（虽然依然是在回答组织管理的问题），尝试从一种世界观、一种整体论的哲学视角去看待组织及其管理的问题。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里，甚至更早的时期，许多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想做的，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深刻地理解组织的变化，并感知自己的行动选择及其影响。
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第四章“种族与历史”中写道：“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其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让我们一起寻求创造性的贡献，与世界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