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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恒晖基金会刚运营“联爱工程”不久，服务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重要的积累。我们详细复盘了整个过程，讨论在今后的社工服务中如何增加共情，如何更好地倾听，如何消除误解，如何提高效率，我们也梳理出了这个过程中相关政策和法律需要关注的点。
与政策相关的，我们重点梳理了河源社保异地联网报销备案的政策。原则上，参保人住院前要去社保局开介绍信，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人住院很急，来不及开，所以出院结算前都可以前往社保局开介绍信。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带身份证件到参保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所开具介绍信即可，也可拨打劳动和社会保障所的工作电话，报上身份证号进行办理。有的医院不需要提供介绍信回执，只需要在社保部门登记后在医院的医保负责部门查询有无登记即可。这大大方便了我们后来帮助异地就医患儿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服务的工作。
与法律相关的，我们梳理出三个需要关注的点：一是农村孩子的监护权是否可以进行变更？如果穷亲戚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报销或援助政策，变更患者监护权到穷亲戚家是不是一种获得政策帮扶的方案？二是如果需要积累音视频资料作为项目工作记录或研究材料，那么录制音视频需要征得对方的口头同意还是书面同意？如果未经对方同意，录制音视频以保障工作人员自身权益的行为是否合适？三是非婚生子的监护人是谁？
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点是，服务极端个案，需要高度重视一线工作人员可能遇到的心理创伤。心理专家给我们上辅导课的时候说，如果我们在一线医务社工服务的过程中遇到特殊的灾难性个例，感觉到较长时间的压抑，觉得非常不高兴，情绪不稳定甚至易怒，出现了睡眠不好等状况，就是已经有心理创伤了。不仅经历灾难的人会产生心理创伤，目睹别人灾难的人也有可能产生心理创伤，更何况我们经常不是简单地目睹，而是在全程试图全力拯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心理状况保持觉察。我们随后也定下一个制度，在个案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基金会需要安排多个工作人员参与讨论，需要关注一线社工的情绪状况，对他们进行及时的督导，帮助解决问题和纾解情绪。
关于阿亮哥哥的治疗，我们后来联系了一个公益组织给予了适当支持，阿亮哥哥的病情得到了控制，4年后考上了一所技校。小史在阿亮去世几个月后曾尝试跟阿亮爸爸联系，想了解一下阿亮哥哥的身体情况，结果发现阿亮爸爸已经把他拉黑了。他们家后来的一些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村干部有一些零星的了解。
这些年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没有再打扰阿亮的妈妈，但是阿亮的妈妈一直没有删除丹子和小史的微信，因为他俩到现在还能看到她偶尔发的朋友圈。半年后，我们得知她已经离开阿亮的爸爸回到了H省的乡下老家，两年后在老家成了家。后来她和现在的丈夫有了一个儿子。
我在小史的朋友圈里看到过她抱着那个儿子的照片，儿子壮实可爱，母子俩脸贴着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