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翻译罗安逸（A.S.Roe）的中国游记《紫禁城外两万里：一位英国女作家笔下的晚清市民生活》（ China As I Saw It：a Woman's Letters from the Celestial Empire ）对于我来说，乃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这本书采用了信札体的文学体裁，是一位英国女子于1907年5月至1909年2月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写给一位英国闺密的19封信。该书叙述详细而生动，口语感很强，读来让人颇有身临现场的感觉。

一开始翻译时，我感到有点不太适应，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书中有些内容我不是太熟悉，理解起来有些困难；二是因为作者的英语表达很有个性，不仅运用了大量引喻和其他辞手法，而且句子结构有些怪，不太容易翻译成通顺的中文。作者似乎过于相信读者的能力，认为他们都懂得她的幽默和暗讽，又或者是因为信札文体带有天然的私人性，所以她很少作注来解释其真实含义。仅举一例：她在第2封信中讲到她学中文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问题是发音类似的字词太多，令学中文的外国人望而生畏。作者给出了这么一个例句：“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h.”作者并没有解释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只是简单地评论道：“读起来是否有点结结巴巴？但它的确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句子。”作为译者，我必须把这句没头没脑的话翻译出来，否则中译本的读者也会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特意花了不少时间，把这句话勉强翻译了出来，并且加了一个注释：

“忌吃饥极，记雉鸡，即吃鸡。”在旧式的威氏拼音中，“chi”包含了现代拼音中的“ji”“chi”“zhi”这3个音。——译者注

然而，随着翻译的推进，我逐渐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所以翻译起来也更加投入了。最初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译1000字左右，但后来在译完1000字以后我觉得意犹未尽，所以慢慢地这个翻译任务便拓展成了每天2000字，最多的甚至达到了一天3500字。所以原定8个月完成的译书任务，只用了4个月就顺利完成了。

罗安逸的生平背景我们并不是太清楚。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位中年未婚的英国女作家、女旅行家或探险家。罗安逸的真实形象出现在她的另一本书《中国：机遇和变化》（ Chance and Change in China ，1913）的一张题为“兰溪军政府公开焚毁鸦片烟具”的插图之中。

目前我们对于这位英国女作家的了解仅限于上述两部中国游记。例如她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就告诉读者，她之所以能够来中国旅行，全倚仗她的嫂子凯（Kay），后者是在上海传教的中国内地会女传教士。跟罗安逸一起首次来中国的还有一位比她更年轻的未婚女伴，名为黛博拉（Deborah）。她俩在华先后访问了20多个城市，在中国前后总共待了近2年的时间。当时中国的交通、住宿和治安等，与西方相比，是相对恶劣的，外国人单独在中国旅行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更何况是两个单身的女性。每到一处，罗安逸几乎都是按照凯的指示，去找当地的内地会传教士。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条件，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在旅途当中，她只能依靠雇来的中国管家、骡夫和船工的帮助和照顾。在一些特殊紧急情况下，她还得独自赤手空拳地去应对突如其来的挑战。

作为一位女作家，罗安逸文笔细腻、富于感性。她在书中相当忠实地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她自己的相关感受和评论。刚来中国的时候，她对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生活差异在她看来有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在芝罘逛街的时候，她注意到每个店铺的门口都挂着鸟笼，并进一步了解到店主们这么做是为图吉利。逛街之后，他们一行六人去当地一家饭馆里饱餐了一顿，结账时仔细一算，总花费摊到每个人身上竟然还不到1便士！

为了顺利地旅行，罗安逸开始努力学中文，其中文姓名就是她的中文老师起的。有一次去一户大户人家做客，她想跟那家的女眷们交流一下，以便练习自己刚学到的中文，结果费了半天劲，却尴尬地发现对方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她的传教士东道主们带她参观了登州、武昌、成都、杭州等地的教会学校和医院，这使她意识到中国正处于重大变革的前夕。在北京，她见识了一场中式婚礼，了解到算生辰八字和坐轿子过门等中式结婚礼仪。在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上，她领略到了一支湖北新军仪仗队欢迎当天从北京来汉口上任的新旅长的的宏大排场。在宜昌，由于天气寒冷，她学当地人的样子，使用炭盆烤火取暖，结果一不小心烤煳了鞋底。在长江的轮船上，她遇见了两位从四川前往汉口购买铁轨的中国工程师，得知四川省准备自建铁路。在从天津去石家庄的火车上，她目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姨太太一个人霸占了整节头等车厢，感到愤愤不平，便试图跟列车长理论，想要凭自己买的票进入头等车厢，但各种努力都归于失败，结果只好在二等车厢里将就。在平遥城里，她得知了光绪皇帝一命呜呼的消息，还听说了袁世凯也死于非命的谣言，感受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战争压力。所有这些细节的描写，都使读者较为真切地感受到了清末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书写过中国的外国女作家不在少数。其中较为著名的作品有毕晓普夫人的《长江流域及其他》（ 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1899）、康格夫人的《北京信札》（ Letters from China ，1909）、裴丽珠的《北京纪胜》（ Peking：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1920）（该书自1920年出版以来，后续又增补、订过多个版本）、谢福芸的《名门》（ Two Gentlemen of China ，1924）等。但其中裴丽珠和谢福芸这两位作家都出生并生长在中国，熟谙中文和中国传统的生活习俗，跟中国人的交流没有什么明显的障碍。康格夫人作为美国公使夫人，身边有美国女传教士为她做翻译，所以不用下功夫去学习中文。她在华的旅行也很有限，只是在休假期间去过一次南方。她的绝大多数信札都是在北京的美国使馆官邸里写的。跟罗安逸的在华经历最接近的是毕晓普夫人，两人都实地考察了长江流域，都经历了江上的急流险滩，领略了沿岸的风土人情。然而毕晓普夫人来华时已经64岁，且未有自学中文的经历，旅行区域也主要局限于长江流域。

罗安逸的在华旅行至少在广度上超越了毕晓普夫人和上述其他各位女作家。她于1907年5月到达上海，在那儿住了1个月左右。然后，她去了山东的芝罘避暑，在那儿待了近3个月。之后，她到登州玩了一趟，随后又回到了芝罘，并从那儿前往天津和北京。在北京，她眼界大开，刚进城就遇到了街上热闹的婚礼队伍。紧接着她先后考察了北京的外城、内城和紫禁城。接着，她又在朋友的带领下，先后游览了天坛、雍和宫和大钟寺等著名景点。然后，她和黛博拉坐火车从北京来到了汉口，并在那儿雇用了一条住家船，开始了她们最危险和艰苦的一段旅程，即沿长江溯流而上，深入中国的西南内陆。当时的长江水流湍急，江上有许多暗礁漩涡，急流险滩，断崖绝壁，稍不留神，小小的住家船就有被卷入漩涡、触礁沉没，或在断崖石壁上撞得粉碎的危险。罗安逸在信中详细描写了她们在江上（崆岭滩、牛肝峡、青滩、巫山峡、风箱峡）和沿岸各地（汉口、宜昌、夔府、忠州、长寿、重庆、资州、成都、灌县、嘉定、叙府、江津、安庆）的冒险经历，并介绍了自己深入了解到的当地风土人情。

罗安逸和黛博拉两人结束了长江探险之旅后回到上海，正好又遇上了酷暑，所以她们再次前往芝罘避暑。在那儿待了2个月之后，罗安逸又开始了她的第3次旅行——考察河北（当时的直隶地区）、山西、江苏和浙江。不过这一次，她是孤身上路的，因为黛博拉回到了登州，跟她的传教士朋友们待在一起，而罗安逸则还想去更多的地方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第一站，她抵达了离北京不远的获鹿县（今属石家庄市），并在那儿首次见到了当时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黄土”。她从获鹿乘火车去了太原。在那儿她认识了一位年轻时认识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的满族老太太，后者给她讲了许多叶赫那拉氏年轻时在家乡的故事。她从太原坐骡车去了平遥，路上历经五天五夜，由于天降大雨，道路极其泥泞，她因此受了不少苦。富饶的平遥古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一站是太谷县，那儿接待她的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最后，她在榆次县结束了山西之旅。返回上海的途中，她还专门访问了南京和扬州。

从上海启程回国之前的最后一站是杭州，她在杭州待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她又按凯的建议，坐船溯钱塘江而上，专程去兰溪访问了1周左右的时间，结识了1位在那儿做医师的内地会女传教士——“巴教士”（Miss E.J.Palmer），后者因献身于救死扶伤的事业而在当地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次短暂的访问为罗安逸的第2本游记的写作埋下了伏笔，因为她2年后再次来华时，便以教当地富家子弟英语的名义，专门到兰溪去住了将近1年的时间，而且第2本游记中，几乎有一半的内容都跟兰溪有关。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受，作者除了文笔细腻和观察力敏锐之外，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怀有一种友好的同情心和强烈的好奇心。乍到中国，望着城市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她有点蒙，但此情此景也更加激起了她想要尽快了解这些陌生中国人的愿望。罗安逸这样写道：

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些从我身边经过的路人。他们看人时带有一种平静的兴致，并略带一种优越感。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拼命劳作，或背负重物，或推着沉重的独轮车，或驾驭着由两头骡子驮着的轿子。这些苦力说话不多，也许他们所说的话也不值得听。然而他们安详而睿智的脸庞却显得很有意思。如前所说，我非常希望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正是这种好奇心促使她去努力学习中文，以便能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多交流和交往，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了解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罗安逸在登州时，还曾资助当地教会女校中的一个“童养媳”，后者未来的丈夫因去闯关东，在东北另娶了一个老婆，所以这个女孩被婆家扫地出门，而她父母双亡，唯一在世的奶奶也不愿让她再回娘家，除非她放弃基督教信仰。当地的传教使团准备了一笔钱，以便资助她读完女校并当上教师。但是这笔钱并不足以支付她读4年书的全部费用，于是罗安逸便慷慨解囊，捐钱补上了这个缺口。这件事充分表明了罗安逸对于中国社会底层百姓的同情心和爱心。虽然彼时中国社会中仍存在大量落后和愚昧的现象，虽然作为西方人，罗安逸笔下也不时流露出带有历史局限性的认识，但其对于中国人的整体评价还是相当正面的。当她在重庆看到妇女们收集碎布头来纳鞋底时，便这样评论道：“我认为他们（犹太人）的勤俭节约和聪明才智始终无法与中国人相提并论。”她还说：“中国民众具有很大的力量，并且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力量。”所举例子就是重庆的衙门曾经通过了一条律法，规定凡是在重庆购买的商品，在带出城门时都得缴税。这条不合理的律法遭到了当地民众的集体抗议和罢工抵制，在各方的压力下，重庆衙门最终被迫撤销了这一律法。

1908年7月，罗安逸在写给闺密的信中提及：“我最近一直在自娱自乐地学习写‘尺牍’。”所谓“尺牍”，特指文言文的书信体，是一种文绉绉的文体。事情的起因是，她资助的那位教会女校学生6个月前用中文给她写信时用了这种特殊的文体：“师恩浩荡，幸甚幸甚，一切安好。”罗安逸为了能用中文给她回信，居然不惜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来学习这种文言书信体：“‘贤惠女弟子，’我写道，‘览阅知悉’，结语是‘书短意长’‘不赘’‘即颂近安’。”这件事表明，罗安逸的中文学习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翻译此书的难度。面对原书中那些文绉绉的英语用词，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将它们复原为中文。跟罗安逸一样，我也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在查阅不少背景资料和揣摩多时之后才勉强解决了难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翻译此书的过程也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补课过程。例如罗安逸给她资助的那位学生的回信信封上写的年份是“戊申”，这就涉及了干支纪年法中的第五位天干（戊）和第九位地支（申），只有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这就是文言文中关于“1908年”的说法。另外，如罗安逸所记录和描述的长江流域的风土人情和老百姓生活习俗，有许多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还有类似“裁缝的保护神名叫‘轩辕’”等中国传统文化常识。

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保留了各处地名的旧称。稍许要提一句的是“扬子江”（Yangtze River）这个名字。扬子江原本只是指长江下游的江段，但西方人来华时，最先听到的名字便是“扬子江”，因而在英文世界里，“Yangtze”便代表了整条长江。按今日的说法，“Yangtze”即为长江，但考虑到本书的成书年代与罗安逸的西方身份，我依然选择以“扬子江”这一名称翻译之。

2010年，我在美国访学时就已经关注到了罗安逸的这本书，当时还曾写文章介绍过它，并有想把此书译成中文的念头，但由于当时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过于繁重，再加上没有遇到合适的出版社，所以译书一事就一直拖了下来。2023年7月，我突然收到了北京一家图书公司的编辑郭时超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说他曾看过我的文章，一直有意策划本书的出版，问我是否愿意接翻译此书的任务。我当即回复说，只要你们能够出版此书，我就愿意来翻译。真可谓是一拍即合。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郭编辑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包括帮我解决了好几个地名翻译的难题。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编辑项侃女士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审读与改。此外，还有负责本书出版的出版社编辑，在此我特别向他们表示感谢。

2024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