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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由妹妹带去住院了，J市的老房子里便只剩下父亲。
如果不是听妹妹说，她和妈妈一起走出大门时父亲哭了，我恐怕不会想到该在妈妈离家住院的日子里回到J市。我已经五年多没回去了。这期间，妈妈和父亲已经渐渐衰老。每到周末，我的几个兄弟姐妹会轮流回J市探望父母，带父亲理发，或者赶集采购后做好一周的食物填满冰箱。这样的习惯已经维持了好些年，而我一直缺席。小弟建了个家庭聊天群，制订了日程表，在群里安排这个周末谁去J市，下个周末谁去。我只是默默地看着。失去女儿之后，我曾信任和依赖的关系要么变得没有意义，要么出现裂痕，彻底破碎。我先是减少了和年迈父母的联系。一听到我低沉的嗓音，或者看到我暗淡的表情，父母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谎称自己有事，要去很远的地方待一段时间，短期内回不了J市。又说要去的地方在国外，有时差，也不方便打电话。时间就这样悄然流逝。可听到父亲哭了的消息，我那颗封锁已久的心却动摇了。自从我离开出生地后，父亲每次都是用这种方式将我唤回他身边——我想这样写，但这么表达并不准确，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每次都是听到妈妈或兄妹们说起父亲不好的消息，我才会打电话，或者乘火车回到父亲身边。否则父亲的身影总在眼前萦绕，我无法专心做别的事情。听说父亲哭了，我突然觉得四周满是寂寞。为什么哭？我问。妹妹说，不知道。追问缘由的我和回答不知道的妹妹同时长长叹了口气。我们无法回避盛载在叹息里的沉重心情，相对无言良久。只是我的沉默里掺杂着疑问：你带妈妈来了，为什么不把父亲也一起带来呢？转念一想，父亲正独自留守在家，我却才意识到应该带父亲过来这件事……
——就像把孩子留在了水边，心里很不是滋味，姐姐。
说到后来，妹妹的声音变得有些含糊。
——当时快走出大门了，我才问父亲要不要一起去。父亲嘴上说着不要，可他还是哭了。
生病的妈妈由妹妹带到首尔，父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哭了的呢？我以为妈妈会看不下去，然后安慰父亲说，哭什么？我是要死了吗？病好了就马上回来，你好好治疗你的牙吧。不料妈妈也哭了。这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别人看了，只怕还以为我在强迫他们生离死别呢。
妹妹愤愤地说。妈妈明天就要住院了。即使不回J市，不给父母打电话，我也能通过家庭群了解到J市发生的一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兄妹几个都会在群里商量父母的事。现在，妹妹把妈妈送到大哥家，自己正在回家的路上给我打电话。
——不过姐姐，听说都是这样的。
——……？
——刚才在大哥家，嫂子说都是这样的。
——什么？
——我说父亲哭了，嫂子说父亲们都这样，让我不要太在意。之前嫂子的母亲生病来首尔住院，嫂子的父亲就哭了。
嫂子的父亲已于两年前去世。
——也许父亲们都是这样吧。我不该给姐姐打电话的。
妹妹就是这样的性格，心里有什么事，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解决。看来她打算往“父亲们都这样”的方向理解这件事，只是她无法完全说服自己，嘴上说着不在意，声音却带着哭腔。
——父亲在看牙吗？
妹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应该是对我无声的责备，觉得我这段时间太冷漠。小弟在家庭群里说过父亲去看牙的事。当时父亲独自去了市里的牙科医院，医生要求配偶或子女等直系亲属陪同前往，他便带上了住在同一个村里的堂叔的儿子穗子。穗子已经年过四十，是村里最年轻的一辈。他和小弟同岁，小弟离开J市上大学之前，他们是一起上学的好朋友。父亲起初没有告诉我们去看牙医的事，连妈妈都瞒着，后来穗子给小弟打了电话，大家才终于知晓。我不知道别的兄弟姐妹对父亲看牙一事有什么想法，我很担心他能不能受得了，但没好意思说出来。他们在家庭群里针对此事聊了很多，我始终一言未发。而这些事仅仅发生在一个月前，我却忘记了。就算被妹妹说冷漠，我也无话可说。妹妹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连忙说姐姐现在哪有心情关注这些，然后挂断了电话。妹妹的话在我耳边挥之不去，将我深深地压倒在椅子上。我无力地干坐了两三个小时，然后预订了去J市的火车票，接着拔掉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塞进包里，在家庭群里宣布了我的决定，说妈妈住院期间，我会去陪父亲。好多年了，我终于有了动静，所有人都很吃惊，一时间群里谁都没有说话，只有“已读”标识悬浮着。我到门口等候前往首尔火车站的出租车时，看到了新刻在门牌上的女儿的名字。我伸手拂过那个名字，还有贴在门牌上的蓝色蜥蜴图案，那是我在女儿小时候用过的素描本里发现后贴上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说父亲哭了。
我初中毕业离开J市的时候，父亲哭了三天。妈妈把我送到首尔后回家，发现父亲的眼睛肿了，三天都没有消下去。那时，父亲在村子尽头的铁道旁开了家食品店。他在店里用木瓢舀马格利酒
，舀着舀着就哭了；他去镇上的批发商店买烟，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也哭了。父亲？父亲在我走之后哭了？这件事让我感到茫然。我从没想象过父亲流泪的样子。妈妈说，她也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哭。父亲说我还没长大，只是个孩子……我开玩笑地说，我读初中时就长得很高了，一米六三不算矮。
那是父亲第二次经营食品店。
铁道旁的那家食品店原本属于谁呢？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父亲经营那家店已有一两年，然后他放弃了一段时间，等我上初中后又接手过来。说到食品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在的超市或便利店，其实没有那么大规模，只不过是个狭窄简陋的乡下小店，俗称“小卖部”。店里的货架上放着为数不多、不到五分钟就能数完的零食，比如饼干、泡泡糖、面包和焦糖等，主要还是卖香烟。店里埋着一口大缸，装有酿酒厂直送的马格利酒，旁边放着常常沾上酒味的木瓢。父亲会用木瓢从缸里舀出马格利酒，装到壶里出售。客人主要是村里人，或者出了镇，路过我们村，准备去往更靠里的榛山村、三山村或天安方向的人。太阳落山，人们忙完田里的农活便到父亲的店里喝酒，那时候主客混杂，分不清谁是谁，大家偶尔会玩尤茨
赌酒，直到天黑。现在，我还是会没来由地想起店里的某个景象，一捆捆黑色橡胶绳长长地垂挂在店门口，像垂柳一样。帮妈妈跑腿或者找父亲要钱的时候，我会把橡胶绳拧成一股，抓在手里，冲着店里喊父亲；有时我不好意思开口向他要钱，就不停地拉拽无辜的橡胶绳。偶尔会有人来买走那些橡胶绳。阳光正好的日子，村里人会打开酱缸盖晾晒，为了不让风吹走封在缸口的麻布，需要橡胶绳束住边缘。父亲的店铺就是这样的地方，提供大家急需却又不至于为其专程跑一趟镇上的东西，架子或玻璃柜里摆得密密麻麻。离开J市的那天，我去店里和父亲告别，像往常一样在店门口抓住低垂的橡胶绳，口中喊着父亲。父亲还没从店里出来，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就停在了店铺前的公路上。如果赶不上这趟车，我就只能步行去火车站，等走到那儿，火车早就出发了。情急之下，我冲着黑暗的店铺呼唤，父亲，父亲……
偶尔，当我不得不和生命中的某个人告别，便会听见那个时候自己的声音。
一边望着已经停下的公交车，一边呼喊“父亲”——后来每当遇到除了分别再无他法的境况，我的脑海里便常常回响起那时在公路上的急切呼唤，“父亲、父亲”犹如咚咚作响的鼓声。当我想象离开之后会留下什么，就会想起自己大声喊着“父亲，我走了”登上公交车的时刻，以及父亲被独自留在车窗外的身影。公交车已经到站，可我要告别的父亲还在店里，我生怕错过车子，便冲着店里喊“父亲，我走了……”，飞跑着跳上公交车。上车之后，我探头朝父亲的店铺看，想打开车窗却又打不开。我把手掌撑在车窗上，注视着站在黑暗中的父亲。他刚从店里跑出来，一脚穿着拖鞋，一脚穿着胶鞋，没有挥手，什么都没做，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注视着即将载我远去的公交车。我刚刚抓过又使劲甩开的橡胶绳仍在摇摆，旁边的黑暗中立着父亲的侧影。店铺里流泻出的灯光映照在父亲不知所措的脸上，留下了阴影和斑驳的光点。我来不及和他再次道别，公交车就出发了。偶尔我会想，车子出发之后，父亲在那里站了多久呢？看着车子驶离之后陷入黑暗的公路，父亲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过了多久，父亲才转身走回店铺？后来，我独自生活在城市里，一想到父亲和我分别后会在简陋的店铺里哭泣，手就忍不住探向额头，心情突然变得宁静，很多事也都变得可以等待和忍耐了。供很多人围坐一处喝马格利酒的店铺旧长椅，带把手、从缸里舀酒的木瓢，夏天放入盛着凉水的塑料桶的啤酒瓶……店铺黑暗的房间里，父亲那常年随意摆放在炕梢的鼓和鼓槌，以及——
上了锁、几乎变成黑色的小木箱。
木箱里装着父亲开店赚来的钱，数量不多。现在印在一万韩元纸币上的世宗大王像，那时是印在百元纸币上的。木箱里的百元纸币整齐展开，数张叠放，世宗大王的脸也舒展开来，其中偶尔夹杂着一两张五百元和千元的纸币，旁边则放着硬币。李舜臣将军和龟船，我都是在木箱里的纸币上第一次看到。孩子也会需要钱。上学前，我找父亲要钱的时候，他正刷洗店铺的地板，问我需要多少。我刚说出数额，脸便红了，心跳加速。父亲并不在意我的紧张，把硬币放在我手里。他从没说过大多数父亲会说的话，比如让我好好学习，或者少花钱之类。如果正在擦地板，他会用毛巾擦干手，再打开木箱，按照我说的金额拿出相应的钱，有些茫然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摸摸我的头。木箱是父亲刚接手店铺时自己做的，体积只能容纳大约五本书。想到父亲做这个木箱时不过二十多岁，我心里就有些伤感。年轻的父亲为了方便开关木箱，装上了铰链和可以挂钥匙的门钩，那时候他在想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高度可供跨坐的木箱显得越来越古色古香。看着结结实实挂在上面的锁，很难相信这出自父亲之手。店铺第一次转交他人之后，木箱一度被丢弃在家里的走廊上。我记得有个哥哥常把死鸟装在里面吓唬我。父亲不开店的时候，丢弃在走廊的木箱就这样随时被我们兄妹几个拿来装东西。然而这也是暂时的，木箱很快又会变成无用的物品，被这个人放在这里，那个人放到那里，很快又被另一个人放去别的地方，直到没有人注意，才变成我的东西。我往木箱里放入新的彩笔盒，不让别人碰到；或者把过早掉落的柿子保存在里面，直到柿子变红。从学校里借来的书没读完，我也会折上那一页再收到箱子中；有时也会放入日记本，然后牢牢地锁上。短暂地属于我的木箱，在父亲重新接手店铺之后又回到店里，成了父亲的钱柜。如今我才知道，父亲第二次接手这家村头店铺时，正是我们家最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兄妹六个要一顿不落地吃饭，一个接一个地读初中、高中。父亲后来再把店铺转给别人，那个木箱也重新回家了吧？那时我已经离开家了。父亲彻底放弃经营店铺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木箱。也许从父亲手里接下店铺的人也需要算账存钱，木箱就留在那里了。
有的东西就那样消失了。没有抛弃，没有销毁，没有送人，也没有粉碎，只是在某个时刻错过，就退到记忆的彼岸，渐渐模糊。是的，的确是这样，只留下余韵。
一九三三年初夏，父亲出生在J市家中。起先他不是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排行第六。不料有一年，瘟疫暴发，他失去了三个哥哥，成了长子，而且是宗家
长子。我的祖父是村里的韩医，不过算不上名医。一下子失去了三个儿子，祖父心里充满恐惧，没让父亲去学校念书，而是把年幼的他养在膝下，教他《小学》，带他背诵《明心宝鉴》
。父亲现在还能清楚地背出当初跟着祖父学到的东西：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勿以己贵而贱人……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背诵一旦开始，就像散开的线团一样不可收拾。我问父亲，您怎么到现在还会背？父亲说，都是自己的父亲教的，他应该把我送到学校才对。父亲埋怨起了祖父。如果祖父没有屈服于对瘟疫的恐惧，而是把父亲送到学校念书，父亲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吗？他会离开家吗？我安慰沮丧的父亲说，如果当时去了学校，说不定要改名字，还是个日本名字。父亲最终没有去上学，而是下了田地，用铁犁耕地，在自家的水田里插秧。父亲十四岁那年，村里又暴发了瘟疫。因为害怕传染而不让父亲上学的祖父自己却染上了病。要是不回老家就好了。每次想起祖父，父亲都会这样说。当时，祖父的大伯得了病，回老家熬药之后传染给了祖父和照顾祖父的祖母。那个夏天，父亲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前后相隔仅两天。
失去自己的父亲那天，十四岁的父亲正在田里耕地。
我借了牛，正用铁犁在莲亭村新开垦的农田里耕地，也不知是为什么，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走进地里，说铁犁的刃不能这样用，边说边重新安装，然后按了按我的肩膀，说只有小时候学会使用牛和铁犁，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说完，他轻轻地摆了摆手，走了。刚才还叮嘱我要爱惜牛的人，眨眼间便不见了。父亲明明正在家里隔离，连面都见不到，怎么会来农田呢？我觉得奇怪，心里发痛，于是放下铁犁跑回了家，一眼却看见父亲的鼻血喷到了天花板……听说染上这种病，只要挺过五天就能痊愈，也有过了四天便活下来的。可很多人没能等到第五天，就被装进麻袋送走了。我们盼着时间快点过去，没想到在第五天，父亲还是走了。父亲去世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以后我该怎么办啊？我哭喊道，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大姑姑抱住我说，我哪儿都不去，就和你一起生活，你不用怕，也不要哭。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声音。
每当新学期开始，我都会在需要填写父亲职业的一栏里写下“农业”二字。可无论是在秧田育苗、插秧，还是干旱时节拿着铁锹下地浇水，父亲都显得有些笨拙，一点也不像个农民。在年幼的我眼里，他不像其他父亲那样专心致志地务农，不仅经营小店，还在家旁边的菜园里盖牛棚养牛。没有农活的时候，他还会带上猎枪去捕鸟。有时，为了出去赚钱，他整个冬天都离家在外，直到稻种发芽，才回来把稻种移到秧田里。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赚到钱，可我知道只种自家的田不够养家糊口，他什么事都会去尝试。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不像农民，也许是因为他的脸格外白皙，丝毫不像太阳晒过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他不像其他父亲那样拥有结实的双腿——他们常在山地里挖红薯，又将其装在手推车里上下山。父亲则偶尔卧病在床，有时还会穿上村里人不怎么穿的皮夹克，抹着发胶，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飞驰。这些片段落在年幼的我眼中，成了某种烙印，觉得他不像邻家的父亲们那样努力耕种，心思在别处。
父亲一生都在J市度过，家里的那栋房子倒塌两次又重建，从没在别的地方修建过新房。一九三三年是父亲出生的年份，所以不管在哪里看到这个年份，我的视线都会短暂停留。我也是这样知道了“朝鲜语学会”是在一九三三年发布的《韩文语法统一案》。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竟然有人在那么残酷的时候发布了《韩文语法统一案》。想到这里，我不禁心头一热。可随后我又想到，在美国，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已经开创出视角冷静客观、排除一切感伤的硬汉文学；而现在看来仍然时尚的达利和毕加索，在当时也形成了自己完整而坚固的作品世界。想到这里，我有种难以表达的无力感。有人从出生起就在父母的关心和支持下尽情地描摹着这个世界，以不朽之名流传世间。而我父亲这样的人出生在J市一个偏僻又平凡的农家，终生没有踏入学校大门，也不曾因为生存之外的理由离家半步，一辈子过着泥土般的生活。这也是人生。不知不觉间，连他最小的女儿都开始将他冷落。
想到父亲，我总会想起童年时代走过的那座桥。准确地说，是中学时代在桥上躲避父亲的我。
我家离镇上大约四公里。风吹来，尘土飞扬，走在路上石头硌脚，我每天要走十里路去上小学。现在新公路铺了沥青，弯道修直，前往市区的距离缩短到了三公里。记忆中和父亲在桥上相遇时，J市还只是J镇，接通小镇内外的桥叫作大兴里桥。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出于好奇，还去看了关于这座桥的纪录片，然而所有故事都没有提及名字的由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兴里桥建成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小时候听人说，日本鬼子修的桥最结实，无家可归的人们在桥下搭帐篷，行人从桥上路过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生活的样子。他们用桥下的河水洗红薯和土豆，架锅烧火，往河里排便，天热时脱掉衣服跳到河里洗澡。秋收将尽的田野上，我也能看到他们在收割结束的马铃薯地里翻找、捡拾马铃薯；在稻田里收拾漏割的穗子。天一黑，他们就从桥下出来，在河边燃起篝火，围坐着唱歌、玩耍。火的气味会蔓延到桥上。到了冬天，他们就不见踪影，穿上所有能穿的，披上所有能披的，在桥下紧挨着过冬。走在桥上看不见他们。春天一来，桥下则会出现卖鸭子和小鸡的集市，河边也开始有人晒太阳。有一年春天，我看见猫冬之后来到河边的某个女人，肚子隆起；没过多久的某一天，我便听到桥下传来孩子的哭声。我离开J市时，桥下因河流治理被夷为平地，他们不再生活在那里。后来，每当我在新闻中看到城里的人们因为搬迁而示威游行时，就会想到桥下的那些人，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离开那里的，离开之后又去了哪里。
起初，能够跨越J市长河连接小镇内外的桥只有大兴里桥。后来上游修建了两座通往J市高中的桥，下游也修了两座通往莲池洞和火车站的桥。尽管进行了河流治理，暴雨来临时河水还是迅速上涨，桥下顷刻变成汪洋，肆虐的洪水有时还会涌上桥面，淹没或冲垮后来修建的桥梁。每到这时，人们就会说，桥断了。上游的桥在春雨中遭殃，下游的桥在夏天的无数场骤雨里断裂。令人疑惑的是，唯有日本侵略时期修建的大兴里桥安然无恙，任凭风吹雨打。有人说，大兴里桥就是J市的地标桥，称赞它的坚固牢靠。有人则反驳道，这足以证明日本鬼子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领土，所以才把桥建得这么结实。这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我在这座桥上遇到了父亲。
桥的一头通往小镇外，另一头则通往小镇内，可以到达我的中学、消防署、五岔口市场、镇事务所、警察局和法院。我们村里的孩子都在小镇入口处的小学读书，大部分步行上学。上学的路四通八达。从家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转上一段公路后，既可以继续沿路前行，也可以走水利合作社方向的堤坝路。如果上学时间紧张，就选前者；时间充裕就走后者。堤坝下面是稻田。春天，田埂上杂草丛生，喇叭花盛开，其间夹杂着很多野草莓。孩子们会穿过沾满露水的喇叭花采摘野草莓。他们将书包放在田埂上，俯趴在地，朝着近在眼前的野草莓伸出手，就算被刺扎到、流了血也没关系。只有在上学路上，才能尝到红色草莓落入掌心的喜悦。有的草莓还没熟透，得等第二天早晨采摘才最合适，这时孩子们便会拉过叶子藏起草莓，不让田埂上的其他孩子看到，然后用喇叭花的藤蔓精心伪装，做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标记。等走出水利合作社那条路时，裤脚会被露水蹭得湿漉漉的，还沾着路边的灰尘和泥土，走起路来步子都变得沉重。若是沿着公路上下坡，中途进入岔道后，就会走上稻田和稻田之间的小径；等再走入一条通往公路的小路，就能遇到低矮的山丘和几座坟墓。坟墓位于学校和村庄的中间，放学后，孩子们常到这里休息。说是休息，其实也闲不下来，你追我赶，推推搡搡，爬上坟墓再滑下来。坟包上的草皮被踩烂了，再长不出来。要等上了中学，村里的孩子们才能摆脱这些路。中学位于小镇深处，要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进入小镇，必须经过大兴里桥。
那时是什么季节呢？我记得父亲穿的不是短袖，但也不厚，应该是春末夏初或夏末秋初，或者是雨季？桥上人来人往，准备进镇的人和出镇的人在桥上拥挤穿行。忘了因为什么事，我在桥的这边，准备进入小镇，父亲在桥的那边，正朝我的方向走来。起先我不知道走来的人是父亲。啊，是父亲吗？我停下脚步。是他。突然在家之外的场合遇见家人，我很慌张。我停下脚步，注视着从对面走来的父亲。年轻时候的他胖瘦适中，个子也高，有着不像乡下人的白亮皮肤，端正的鼻梁维持着整张脸的平衡。父亲不像那个年代的其他父亲那样高声说话。他话不多，和别的父亲站在一起时显得格格不入；但身边的朋友不少。我们兄妹几个常称呼父亲的朋友们为大叔。岁月流逝，这些称呼还是记忆犹新：釜山大叔、大成大叔、内村大叔、熊沼大叔。如果在家以外的地方碰到我们，他们好像也变成了我们的父亲：要是正骑着自行车，他们会让我们坐到后座；在商店门口遇见，就买吃的塞到我们手中。如果身边有不认识我们的人，他们会说出父亲的名字，告诉那些人这是他的女儿或最小的孩子，嗓音里藏着和父亲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喜悦和信赖。但是那天，我在桥上遇到的父亲全然不同。
低垂的肩膀，披在肩上的破旧夹克，塞进宽松裤子里的皱巴巴的衬衫……父亲低头沉思着向我走来。他一抬头，我们的视线差点相遇。那个瞬间我急忙别开脸，桥下流水的波光和水面上的阳光照进我的眼睛。我为自己躲开父亲的下意识选择感到惊讶，于是又转头寻找他。父亲没有认出迎面走来的我，继续陷在沉思里，和其他人一起摩肩接踵地走向桥的另一头。人群中的父亲背影寒酸，显得无比渺小又憔悴，落在人后，仿佛一个因为失意无法重新站起来的人。他就这样蜷缩着身体从桥上走过，融入了人海。我抬脚追上父亲的背影。也许是哪只鞋的鞋跟磨歪了，父亲的脚步看起来一瘸一拐，朝旁边倾斜。阳光、人群、噪音、影子、不明来历的斑驳痕迹交织在眼前，桥上的父亲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父亲渐渐远去。那一刻，从父亲狼狈身影上移开视线的罪恶感，深深埋进了我的心底。
广播提示前方即将到达J市时，女儿的声音也在耳边响起，妈妈，到站了。我静静地闭上眼睛，再睁开。女儿仿佛在抚摸我的肩膀。我合上书。本来想在车上读，结果它还保持着在首尔站翻开的位置。本次列车即将到达J市，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谢谢。听着再次回响在车厢里的广播，我打算取下放在行李架上的箱子，却差点仰面摔倒。妈妈，小心！我再次听见女儿的声音。好在路过的乘务员帮我取下行李箱，将其扶稳。每次乘车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车厢环境真的越来越好了。这次在首尔站上车，我脱掉上衣，打算搁在行李架上，却发现车窗边就装有挂外套的衣架，不大不小，端端正正，尺寸合适。广播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聒噪，为了不惊扰睡觉的人，声音降到很低。有一次，父亲和妈妈来首尔看我们，乘火车回去的时候，还因为广播声太小而忘了在J市下车。我穿上挂在新衣架上的外套，望向窗外。多久没来过这个火车站了……我试图计算，记忆却始终模糊，只有很久以前的J市风景在脑海里忽隐忽现。等火车驶入J市火车站，那些朦胧的回忆也散去了。如今的J市火车站已经不再是那个出了检票口就能看到铁路的简陋车站，乘务员手拿打孔机给乘客递过来的车票打孔的场景也见不到了。当时，只要拿着打了孔的车票进站，就能直接乘车，而从火车进站到出发，送行的人们会站在检票口张望，或者同铁路前即将乘车离开的人们挥手告别。我记忆里的J市还停留在我离开前的样子。法院、第一银行、消防署、镇外的小学，以及上了镇中学后每天都要经过的桥下河岸。每到春天，岸边的青蒲和洋兰萌发绿芽，开出黄色的花朵。离家之后，直到三十岁之前，我都经常回到J市。那是我受伤之前离开的地方，因此寄托着我纯粹的思念。最小的弟弟也离开J市上大学后，我还是会随时回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就是我真正的家。兄弟姐妹们也是这样。我回了趟家，我回家了……只要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指的是J市的家。J市曾是小镇，后来升级为城市，可无论何时，我们家的位置都算得上偏僻。从我们家到小学要走四公里的公路，妈妈准备祭祀用品去赶集时要走四五公里，到我就读的中学要走五公里左右。村里的孩子们大都步行上小学，骑车上中学，我也不例外。离开家后每次回去，我都要在首尔站或龙山站乘坐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到J镇，然后步行去站前广场，到附近的公交站乘坐开往笠岩、长城、旺林或高敞的公交车，绕过山弯，经过大桥，最后在村前下车。有时遇到等了太久公交车、到站时已至深夜，或者行李太多的情况，我也会在火车站边上的停车场搭乘出租车。
父亲还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如果我说要回J市，他就会骑摩托车到火车站接我。
从检票口出来，一到站前广场，我就能看见父亲把摩托车停在旁边，戴着太阳镜，手里拿着头盔，举起另一只手冲我挥舞。人潮汹涌中，他以这样的方式说“我在这里”。每次我都对戴了太阳镜的父亲感到陌生，停下脚步注视他。父亲以为我没认出他来，再次冲我挥手，我才向他走去。多年如此。父亲骑摩托车来接我时穿的衣服不止一件，可我只记得那件深蓝色的夹克；至于时间，我也只能想起从暮春到初夏的那个时节。既不鲜亮也不暗淡的深蓝色夹克，拉链拉到脖子，两个侧兜可以插手。父亲把我的包放在摩托车的前筐里，让刚回来的我坐在后面，在轰隆隆的响声中带我向前飞驰。我把双手放进父亲的侧兜里，紧紧抓住父亲的腰。出了火车站后，父亲开上农田之间的路，奔往家的方向。我耳边传来鸟鸣声；刚刚插完秧的田野里，湿漉漉的气味扑鼻而来；蓝天白云映入视野。父亲让我抓得更紧点，然后加速。汽油味淡淡地混杂在空气里。摩托车经过J市的电器维修部、自行车铺、鞋店，驶入通往村庄的平稳的田间路。回家必经的岔路有片公共墓地。我从小就听说过这片墓地的怪事。比如下雨的夜晚或刮风的凌晨，会有孩子光着脚丫走出墓地，到村里找朋友；比如有个女人掀开坟墓的泥土，出来咆哮。为什么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里，主人公都是孩子和女人？每次哥哥们走过墓地前，都会加快脚步，拉开和我的距离。我落在后面，直喊“等等我一起”，边喊边跑。如果还是不行，我就坐在路边，伸开双腿哭泣。哭着哭着，感觉脖子被一只手碰了碰，顿时害怕起来。即使哥哥们没停下来，我也该继续喊着追赶他们的，而不是坐下来哭。直到现在，只要回想起当时的事，我还是会后悔。发现我害怕公共墓地之后，每次经过那里哥哥们都会这样捉弄我。恐惧和痛苦也是一种回忆。每次坐着父亲的摩托车回到村庄，我都要往那边看，问公共墓地还在吗。父亲总是回答，还在。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回答也变成了“附近要拆迁，公共墓地迁走了”。尽管这样，路过的时候，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转头去看墓地，放在父亲夹克侧兜里的手会不自觉用力，紧抓着父亲结实的腰。抓紧点……我喜欢父亲从风中传来的声音，以为他永远都会在那个地方对我说，抓紧点。过了墓地，如果车速加快，我也还是会继续抓紧父亲的腰，头埋在父亲背后，眯眼看两侧的农田，以及远处的村庄和小山。父亲载着乘火车回到J市的我风驰电掣地往家里飞奔，我随风飞舞的头发有时会飘向父亲的头盔。听见摩托车的轰鸣声，落在田地里的喜鹊吓得飞起来，露出白色的肚皮。摩托车轮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我的双手也感受到了车子的力量。父亲健壮的腰让我感觉不到丝毫危险，只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慵懒与安心，眼皮也轻轻地合上了。
这栋房子有两扇门。
父亲正站在院子里，穿戴整齐，像要出门，又像刚刚外出归来。如果从农协仓库前的胡同走进来，绕过几条巷子，步行到尽头，就能看到房子的大门；若是还没到仓库便从公路转入水渠的方向，再往老朴树耸立的地方走，看到的便是小门。我在水渠前下了出租车，拖着行李箱回家。我家在村子正中，不管从哪扇门进，只要进来了，就去不了别的地方。两扇门总是敞开着。住在路边的人要是想快点去水渠，就从大门进来，走过旁边的院子，再从小门出去；而住在水渠边的人若是有急事到公路去，也可以通过小门，经过院子，再从大门离开。父亲正站在院子里沉思。我从小门进来，正要走进院子，为了不吵到父亲，放开了拖在手里的行李箱。箱轮滚动的声音停止，四周变得安静。父亲不是在沉思，而是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什么。他在看什么呢？我留下箱子，走近父亲。院子中间是石头堆成的低矮花坛，蝴蝶在尽情绽放的水菊花周围飞来飞去，父亲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蝴蝶的动作。
——父亲！
父亲的视线这才离开蝴蝶，转而看向我。父亲已经瘦到脸颊凹陷，起先我以为他是在阳光下眨眼。可他在哭。干瘦的脸上泪水纵横。看到父亲的眼泪，我只觉得脑子嗡嗡作响，仿佛要裂开，那感觉如同后脑勺被人抽打了一下，而肇事者早已逃跑。父亲惊慌失措，像个少年似的用胳膊擦了把眼泪，湿漉漉的眼睛没再看我，而是游移不定。我假装没有看见父亲的眼泪，提高嗓门问道：
——您在看什么？
我抱住父亲的腰，摸到的是父亲瘦骨嶙峋的髋骨。
——小宪？你回来了？
父亲呆呆地看着我，似乎觉得站在眼前的我是个幻影。
——什么呀，看得这么出神？
——蝴蝶。
——那只蝴蝶？
我观察着父亲刚才注视的地方。一只白蝴蝶落在冬柏树上。别看树的名字叫冬柏，其实一到冬天就沉寂，现在才开花，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红艳。树下堆积着落花。
——那只蝴蝶下面……
父亲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那只蝴蝶下面是什么？
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看去。蝴蝶从冬柏花附近飞来，落在水菊花旁的石堆上。哪里来的石堆？不同于别处，只有这里堆着很多碎石。父亲又为什么看着蝴蝶哭呢？我按捺住涌上心头的疑惑，问道：
——为什么只有这里堆了石头？
——埋在那里了。
——……
——我把真真埋在那里了。
真真。
我听家人说过真真死了，原来埋在了这里。我怔怔地注视着石堆和落在上面的蝴蝶。也许父亲在埋葬真真的地方堆了碎石，作为标记。蝴蝶落在石堆上，拍打着翅膀。
女儿还在身边时，每当我在城市里遇到独力难支的情况，就乘火车或者驱车将宠物送回老家。
以后就住在这里吧。安顿好宠物之后，我独自回到城市。两只猫、两条狗、一只鹦鹉，父亲让猫住在摆放农具的仓库里，还在地上给它们铺了个窝。我的目标是让猫住进房间，然而一次都没有成功。父亲是农村人，他说把猫放进房间，“别人会笑话的”。不过父亲还是给它们铺了草帘，方便它们抓挠玩耍。猫喜欢爬高，父亲就在仓库四周放了梯子，给每个梯格缠上绳子。可两只猫不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只待在仓库里，它们会溜出去，在围墙、房顶上走来走去，一会儿到田里午睡，一会儿又爬上院子里的柿子树，在各家各户之间自由穿梭，让人分不清是谁家的猫。我叮嘱父亲不要让它们吃人吃的饭菜，只喂饲料。父亲却说，又不是牛，吃什么饲料？说归说，每到喂食时间，父亲还是会往仓库的食盆里倒入饲料，舀上清水。嘴上说着还是第一次给猫而不是牛买饲料，然而饲料一用完，他马上就会骑上摩托车进城买。妈妈觉得新鲜，常探过头半开玩笑地问，去买猫粮吗？又跟我说，你说的话你父亲才听，要是我说的，他肯定会说给猫买什么饲料……你说什么他都听……妈妈一想冲父亲发牢骚就给远在城里的我打电话：让他不要喝酒了；行车道很危险，叫他不要骑摩托车；肠胃不舒服好几天了，跟他说暂时别去市里的国乐院……我按照妈妈的要求立刻给父亲打电话，说一句，父亲便无力地回道，是吗？知道了。父亲和两只猫相处得还算友好。小猫们自由自在地四处闲逛，肚子饿了就回仓库吃猫粮，天黑了就回来睡觉。即便如此，看到它们离开城市后变成半野生状态，我难以确定把它们带到农村是对还是错。几年之后，两只猫竟然消失不见了。与猫相反，狗在这里无法生活。我以为把狗带到这儿，至少会比在城市里更自由，更有活力。然而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没有料到一旦解开狗链，那些穿过我们家去水渠或公路的人们会害怕。我本想让猫住在室内而非仓库，想让狗摆脱狗链，不料这在农村更难实现。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把猫和狗送到乡下的一两个月里，我每天早晨都会给父亲打电话，问他猫会不会藏起大便，狗链有没有系得太紧。
小猫大便之后，总会找什么东西严严实实地盖起来。狗应该取个名字，叫玛鲁怎么样？对于我的问题，父亲会以各种方式认真回答。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对送回老家的狗和猫渐渐冷淡，给父亲打电话的次数也少了。
父亲埋在花坛里的鹦鹉得自市场。“得自”一词似乎并不恰当，准确地说，是鹦鹉跟着我回来的。通仁市场离家只有十分钟车程，我有时会开车去那里的鱼铺买鱼，那儿有附近超市买不到的青鱼、鲽鱼和黄姑鱼。鱼新鲜，老板也大方，偶尔会赠送一把海鞘。那天我和女儿去买八甲鱼，在鱼铺前看见了艾草，便买了一袋放在购物车里。要离开时，我注意到一只鹦鹉正在地上走来走去。鹦鹉？画里或书中的鹦鹉大都长着黄、绿、白色的羽毛，这只却连面部都是暗灰色。起初我以为它有主人，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哪来的鹦鹉？观望片刻后我准备去鱼铺，不料鹦鹉一直跟着我们。鹦鹉又不是小狗，竟然一直跟在我们后面，配合着我们的脚步。我觉得奇怪，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女儿很开心地说，妈妈，鹦鹉跟着我们！我在鱼铺买了肥美的八甲鱼和一条鳕鱼，鹦鹉就停在我的脚下，直到我们离开市场。
——走开！
我烦了，像训斥能听懂话的人似的大喊，走开！我让你走开！鹦鹉像是有话要说，只是盯着我看，没有离开。直到我们站到停在市场后面路边的汽车前，它还是跟着我们。看着鹦鹉一路跟随，女儿笑出了声。我转身回到卖给我艾草的店铺，最早就是在那里遇到了灰鹦鹉。女儿和鹦鹉也跟着我掉转方向。我问卖艾草的老奶奶，这只鹦鹉老是跟着我，怎么办？奶奶连连咂舌，说鹦鹉已经在市场徘徊了三天。鹦鹉不可能自己离家，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把它丢在了市场？听说偶尔有人故意把小狗丢在这里。奶奶看了看我，说我像鹦鹉的主人。她说鹦鹉追逐市场里的人，但要是有人想带它走，它就用嘴啄人，粗暴地叫喊，让人不敢靠近，在我们面前却很乖顺。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呢？我茫然地注视着灰鹦鹉。无论如何，我必须回家了，我不能拿着八甲鱼和鳕鱼，继续在鹦鹉的护送下逛市场。我想了个办法，趁着鹦鹉走神时加快脚步，试图把它甩掉。不一会儿，鹦鹉又来到我身后。女儿跟上来自豪地说，鹦鹉就喜欢跟着妈妈。我头也不回地逃到市场胡同的电线杆前，片刻之后它又跟了上来，停在我面前。走开！我冲它喊道，依旧无济于事。我和女儿想骗一骗鹦鹉，便故意走进肉铺，假装到蔬菜店买露葵，拐了一大圈后绕出来，还是没有用。真是怪，我竟然成了鹦鹉的目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快步走到车旁，拉开车门，鹦鹉却比女儿更快地扑腾进了车里。这只灰鹦鹉就是真真。
——奇怪，哪儿都没有受伤，可是早晨刚醒，我就发现它死了。昨天还吃了不少……
父亲和灰鹦鹉相处得很好，真真这个名字也是父亲取的。父亲说，鹦鹉讲真话，其实它讲的都是父亲教的话。鹦鹉怎么可能讲真话？我没有干涉，也叫它真真。
——想它吗？
——我把它当成伙伴。
父亲的声音听起来空荡荡的。记得当时我把鹦鹉带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笑着问，这次带来的是鸟？
——父亲，它不是普通的鸟。
——不是普通的鸟，那是什么？
——它会说话。
——说话？
——对呀，您好好教吧。把自己想说的话教给它，说不定它能替您说出来。
父亲不肯让猫和狗住进屋里，可不知为什么，他把装鹦鹉的鸟笼挂进了卧室。父亲似乎断定，村里没人养过鹦鹉，大家可能见过喜鹊、麻雀、栗耳鹎，见过鸳鸯、啄木鸟、青鸟，但应该没有见过鹦鹉。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他把鸟笼挂进房间而嘲笑说，屋里养什么鹦鹉！
父亲容易听信别人的话，而且深受影响。
听到什么事，如果父亲说别人会怎么说……就意味着这件事不正确，他反对。把灰鹦鹉交给父亲后，那段时间我依然每天早晨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的父亲真的在教鹦鹉说话。鹦鹉刚学会叫爸爸，寸步不离地跟着父亲。爸爸？刚听到时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不由得对着空气苦笑。我从来没叫过爸爸，这个称呼竟然被鹦鹉用了。房间里的鸟笼被鸟架取代，只要父亲在屋里，鹦鹉就会站上父亲的肩膀。不小的身体压在父亲肩上，有人来就说，请进。父亲做理疗也要带上鹦鹉。一天早晨，我给父亲打电话，话筒那头的鹦鹉发出粗哑的男声说，好久没见你了！我毛骨悚然。
——它说什么？
我问。父亲哈哈大笑。听着父亲欢快的笑声，我感到出人意料的清凉。能让父亲笑，这就够了。后来每次给父亲打电话，我都能听到鹦鹉说，好久没见你了！从通仁市场来到J市，鹦鹉似乎也不想再错过或失去什么，紧紧贴在父亲身边。父亲躺在床上，它就坐在父亲的肚子上。父亲趴着的时候，它就坐到他背上。父亲站起来钉钉子，鹦鹉就把父亲的胳膊当成滑梯，沿着胳膊从肩膀轻盈地落到手背。每次我打电话，它都不忘用粗哑的嗓音大叫，好久没见你了！
我挽起父亲看着有些空荡荡的胳膊，转移了话题。
——您去哪儿了？
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理解我这话的，他只是嗯了一声，含糊其词地说，进来吧。他领我走向玄关前的台阶，似乎忘了自己刚刚哭过。我跟着父亲登上通往玄关的八级台阶，一共用了八分钟。左腿先放在台阶上，再抬上右腿，再把左腿放到上一级台阶，继而抬上右腿，如此反复。我紧贴在父亲身后站着，一只脚一只脚地挪上台阶，却差点踩空摔倒。失去平衡摇摇晃晃的时候，我感觉有只手抓住了我。我转头去看。白蝴蝶飞过埋葬着曾大声说“好久没见你了”的灰鹦鹉的石堆，飞回冬柏花间。
起先，听妹妹说父亲哭了之后，我没当回事。再回到家，亲眼看见父亲望着埋葬鹦鹉的石堆哭泣，我才突然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父亲说他不吃晚饭了，说自己什么都嚼不动，要是我不想吃，就不要做饭了。冰箱里塞满了妈妈离家之前做好的小菜：两桶豆浆放在水桶旁，边上是煎豆腐、鸡蛋卷和石花菜，不锈钢桶里盛满了牛骨汤；冰箱最下面一格装满了小小的嫩豆腐，做好的土豆泥也盛了整整一餐盒。这些都是能用牙床咀嚼或者拿杯子直接喝的东西。看到这些食物，我才真切意识到父亲开始治疗牙齿了。没有染过的头发早已花白，嘴角处格外瘦削，是我见过的人中最苍老的。父亲说不想吃晚饭，我说不能空腹吃药，总要吃点东西才行。父亲这才指了指搁板上的橡子粉。
——那你想做橡子凉粉吗？
——我做橡子凉粉的话，您会吃吗？
父亲点了点头。为什么偏偏是橡子凉粉……我从搁板上取出橡子粉，立刻感到有些尴尬。我从没做过橡子凉粉，连橡子粉的存在都不知道。包装袋上写着“选用100%国产橡子精心磨制而成的橡子粉”，旁边印着烹饪方法和图解。没办法，我只能按照上面写的顺序做下去。我找到锅，舀入一杯橡子粉，倒入六杯凉水，打开燃气灶。大火煮沸，并不停搅拌？火要大到什么程度呢？我犹豫片刻，把火调到最大，不停地用木勺搅拌。橡子粉溶入水中，像糨糊似的凝结在锅里。加入少许玄米油和粗盐，搅拌大约五分钟，直到变成深栗色。袋子上这样写道。家里没有玄米油，我只好用豆油代替。橡子粉在锅里很快变得黏稠。我想找密闭容器用来冷却，只有这样它才能成形，变成松软可口的凉粉。而父亲从倒扣在水池上的餐具中拿出一个凹形碗，让我倒在里面。他一边用勺子搅拌着盛在碗里的热橡子糕，一边舀着吃。不像是吃凉粉，更像是喝粥。后来我记起，烹饪方法上写着要用粗盐调味，当时我却忘了。父亲也没有要酱油。
——味道怎么样？
我问。父亲好像也形容不来，只说吃了胃就舒服了。我好奇地舀起一勺尝了尝，趁父亲不注意时很快吐了出来。什么味道都没有，简直像是有苦水从胃里涌上来。竟然还问味道怎么样，实在让人无法回答。父亲喝了橡子粥做晚饭，吃了一剂药，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他问电话那头的妈妈，你还好吗？妈妈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让自己好。父亲笑了。你在笑？妈妈问。当然在笑，不然还能怎么样？我偷听他们无聊的对话，不由得露出笑容，却又觉得尴尬，连忙闭上了嘴。父亲问医生怎么说，脸上又有泪水流下来。明天去医院，妈妈说，又哭了？父亲说，医生不是说了吗，我的泪腺出了问题。明天就要住院的妈妈在城里的大儿子家安慰J市的父亲：人老了，心要强大才行，总是不分场合掉眼泪，别人怎么看？孩子们心情能好吗？我已经这样了，总要有个人坚强才行啊，不是吗？父亲无力地回答，你说得对。妈妈叮嘱父亲，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吃饭。父亲答道，我会的。妈妈问吃没吃药，父亲说吃过了。这时候妈妈口中突然蹦出我的名字：不要像缠着我那样缠着小宪。父亲说，我会的。她是个心里有痛的人，说着说着，妈妈停下了。虽然不在眼前，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妈妈不小心说出这句话后的慌乱神情。紧接着，妈妈让我接电话。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妈妈告诉我，不要在小卧室的地板上睡觉，憋得慌，到妈妈卧室的床上睡。快要挂断的时候，妈妈唤起我的名字，然后说，谢谢。
父亲躺在客厅的床上，打开了电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在客厅里放了一张床，就在那里睡觉。
推开他们卧室的门，我看到了妈妈空荡荡的床。以前我带着女儿回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聊起父亲。每次听我妈妈讲父亲的事，女儿都听得格外认真，还会问，是真的吗？好像那是书里的故事。仓库里摆放着父亲的农具，另一个小卧室的墙边则插满了我送给父亲的书。我不仅把自己照顾不了的狗、猫和鹦鹉送给父亲，当书堆积到我无法承受时，也会开车将它们送到这里。渐渐地，我几乎把所有书都运回了J市老家。那两年，我在纽约生活。父亲在老家的小卧室里做了书架，整齐地插上我送回去的书。我们兄妹几个回家时，就在那个小卧室睡觉。哪怕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会特别讨厌有书的房间。对我来说，家里有书，回去就不用特意准备要读的书了，很方便。一想到回家有书可看，我就莫名地感到安心。不知从何时起，大哥会把我出版新书的采访报道和登在报纸上的随笔剪下来，做成装饰板，放在小卧室的书架前。这是大哥喜欢做的事，我不能多说什么，没有放在客厅已经谢天谢地了。我接受过题为“我的父亲”的随笔约稿，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也被大哥做成了装饰板放在书架前，还满脸喜悦地读给父亲听。我不希望家人读到我的文章。这种心情很难准确形容，最接近的说法是惭愧。我用自己的方式在文章里还原我们共同度过的某段时光，他们会怎么想呢？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感觉心惊肉跳，尴尬又惭愧，甚至还有恐惧。原本可以消失的某段时光，因为我的文章而被采集为语言。父亲怎么说？我不抱任何希望地问。大哥道，父亲说你鸡毛蒜皮的事都记得。鸡毛蒜皮，父亲说的鸡毛蒜皮是指什么呢？有时我会为了找到这个答案重读自己的文章。在老家的小卧室里睡觉时，我也总是把大哥放好的装饰板转到另一面，因为感到装饰板里的那个自己正在凝视着我。
睡不着，我从书架上取下《那一天》。客厅传来的电视声很大，我想让父亲把音量调低，但最后只是轻轻关上房门，坐在妈妈的床上注视着书名，《那一天》。那一天，我忙着赶稿子，直到晚上才记起当天是女儿的生日。那天早晨，女儿推开我书房的门，冲我挤了挤眼睛说，妈妈，加油！然后就空着肚子出门了。这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一直没记起生日这回事，我不会去女儿上学的地方接她。如果直到最后一刻都记不起来的话。
作者维利·罗尼说：“我对自己的所有照片都如数家珍。”接着开始回忆那一天。他以这种方式记录下了自己所摄照片诞生的瞬间。我本来只想在睡前翻一翻，后来却趴在妈妈的床上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法国阿尔萨斯，某纺织厂，年轻的女人跪在纺织机前。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许久。转动机器的时候线断了，女人要接起断开的线，于是跪在机器前。作者应该是为了拍摄工厂内部场景才去访问的。在工厂主的带领下，他一步步了解了工厂的发展变迁史，其间忽然注意到这个跪下来连接断线的女人，便请求工厂主稍等片刻，拍下了照片。他这样描述那个瞬间：“因为我刚刚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我绝不想错过的瞬间。”“一旦错过这个瞬间，就可能永远都不会再现了。”正如作者描述的那样，纺织厂女工“漂亮，姿势优美。我立即联想到了一个正在抚弄竖琴的音乐家”。书外的我也无法将视线从那页移开。法国阿尔萨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个纺织厂还存在吗？跪在机器前接线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想着想着，我不知道是自己先睡了，还是父亲先睡了。
凌晨三点左右。
我从睡梦中醒来，想起这是妈妈的床，意识到把我吵醒的是客厅里依然开着的电视。我想去卫生间，顺便看看父亲是不是还在看电视，便坐起身来。《那一天》掉在地上，我捡起来放在床头。正要打开主卧对面卫生间的门时，我往客厅里床的方向看了一眼。电视机摇曳的蓝光照着父亲空荡荡的床。我以为自己看错了，连忙将手从卫生间门把手上移开，喊着父亲朝那边走去。电视购物频道正在推销大麦芽粉。难道是去卫生间了？我又敲了敲卫生间的门，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按下墙上的开关，打开灯，向卫生间里张望。洗脸池上的牙刷筒里插着牙刷，旁边是牙膏；印着J市农协标志的毛巾挂在毛巾架上，摇摇欲坠，仿佛马上要掉落。落在浴缸底部的淋浴头冲着天花板，敞开的马桶孤寂地立在刚刚亮起的灯光里。只有这些，没有父亲。我看着马桶边的不锈钢支架。父亲要扶着支架才能从马桶上站起来吗？鼻间充斥着潮湿的气味，我喊着父亲，拉开连接客厅和厨房的推拉门，又去到厨房后面的多功能室，依然没有看到人。挂钟已走过凌晨三点，想到这里我立刻急了，打开门，赤着脚来到屋外，朝着冰冷的夜空呼唤，父亲！四周一片寂静。我又回到屋里，把墙上的开关都按了一遍，打开所有的灯，里里外外灯火通明。白天没有留意到的海棠花在院子井边盛放，被灯光照得红艳。我赤脚站在院子里，一遍遍地呼唤父亲，柿子树、冬柏、大门、鹦鹉的坟墓都静悄悄的。我慌张地环顾四周，只有冰冷的空气。
我在以前被用作灰棚的仓库里发现了父亲。
挂在仓库墙壁上的农具下面，父亲蜷坐着，就藏在铁耙、镐头、镰刀、木锤、锄头、铁叉、十字镐和铁锹等投下的阴影之中。
——父亲。
我喊道，父亲一动不动。
——您在这里干什么？
发现父亲的喜悦让我飞也似的跑到父亲面前，眼前的景象却让我愣住了。父亲在哭泣。看到父亲的眼泪，我不知所措，因为寻找父亲而热起来的身体如同被浇了冰水，顿时冷却下来。我调整心情，轻轻摁掉刚才慌忙打开的仓库灯开关，希望让父亲就这么在原地待一会儿。父亲在这里做什么？仓库又暗了下来，我坐到父亲身旁，看向他注视的地方。农具。现在父亲已经不做农活了，但仓库墙边依然整齐地挂着挖红薯和马铃薯用的各种锄头、刈草和收割用的镰刀。五六把铁锹单独挂在管子上，向前凸出。还有两把酷似铁叉的十字镐。
父亲不能容忍用过农具之后不放回原位的行为。
如果不放回原位，下次使用时找不到，就会耽误本来该做的事。二哥总是因为农具的问题受到指责。他喜欢在水井边的空地种上自己从别处得来的海棠花或玫瑰花。久而久之，原来的空地变成了井边花坛。二哥也喜欢重新拆装收音机等仪器。即便他把挂钟拆开彻底毁坏，父亲也不会责骂一句；但只要他没有把种山楂树时用来挖土的铁锹和锄头放回仓库里指定的位置，父亲就会勃然大怒。父亲说，所有物品都自有用途，放回原位是第一要紧事。下次才能很快找出来使用，否则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寻找。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父亲管理农具的原则。除夕夜，父亲从不忘归还借来的农具和钱。他说，借的钱必须赶在新年到来之前还清，哪怕再借也好。当年的事情必须当年解决。村里没有父亲借了却没还的农具，也没有父亲借出去却没有收回来的农具。小时候在我看来不像农民的父亲，现在真的不做农活了，只有用过的农具整齐地挂在仓库的墙上，如同遗物。
——父亲，进屋吧。
我感觉这样下去父亲会彻夜不睡，就过去扶他。父亲像个孩子，靠着我站起身。走出仓库，凌晨的冷空气立刻包围了我们。
——父亲，抓紧我。
登上通往玄关的台阶，我拉起父亲瘦弱的胳膊，让他抓住我的腰。随风飘来一股香味，不知是玫瑰还是冬柏，那一瞬间我产生了某种预感，预感自己很难再回到城市里了。
我第一部作品里，开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放在哪里来着？
四格的推拉式抽屉全部翻找过了，还是没有看到手套。这是第二句。失去女儿后，我再也没回过J市。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写第一部作品的情景，于是翻出了收录那部作品的书。大学毕业之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一家位于西大门和阿岘洞之间的出版社，名叫“异音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段日子，我每天早晨都从住在驿村洞的大哥家出门，走过门前长长的胡同，到公路边的车站等车上班。无论是走在胡同里，还是上了公交车，我都低垂着头，从不抬头微笑。市中心几乎每天都有针对游行队伍发射的催泪弹，空气刺鼻。有一次我回母校办事，路过明洞附近，还被武警翻包检查了三四次。当时，三哥在准备考试，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住了院。出版社办公室位于一栋简陋建筑物的三层，脚踩上木制楼梯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木制台阶受压发出的声音，还是鞋底打滑所致，总之每次听到这个声音，我都会停下脚步，静静地回头向后看。眼底是刚刚走上来的几级台阶，视线尽头是人们快速路过大门的脚。男人的扁平皮鞋，女人的高跟鞋，混杂在中间忙碌奔走的运动鞋，以及近似于拖鞋的低帮鞋……纷纷进入我的视野又渐渐远去。那时我便会低头看着站在木制楼梯上，自己的脚穿着的鞋子。沿着嘎吱嘎吱的楼梯下去，推开大门就是街道。我想象着早晨，自己的脚混合在行色匆匆的街头。如果离开这里，我的脚会走向哪里？华阳剧场所在的十字路口，还是那之前的天桥？如果朝反方向去，过了马路向上，就会经过钟根堂门口；如果不过马路，就会走向售卖手工小家具的阿岘洞方向。然而我的脚哪儿都没去，每次都是听着吱扭吱扭或嘎吱嘎吱的声音，小心翼翼地走到三层，推开放有三张书桌的办公室的门，把包放在我的书桌上，脱掉低跟皮鞋，迅速换上拖鞋。有关办公室之外的想象也在换鞋时结束了。关于逃离的想象令我涨红了脸，等我很快适应了办公室的空气，脸色又渐渐恢复成黄色。我长长地呼了口气，朝着桌上的翻译稿伸出手去。如果出版的作品中有我想读的书，仅凭读书的乐趣，上班的路也许会变得轻松。我也不会再想着上班后再下楼，推开刚进来的门，去往别的地方。可直到我辞职离开那家出版社，那里也没有出版一本我想读的书，所以我不知道实际上会如何。如果真是那样，我想工作时间不会那么辛苦。持续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感觉手指在一个一个地消失。偶尔，我会放下正在校对的笔，左手摸右手，右手摸左手。当时的工作是集合不同译者的稿子，梳理文脉。一本书有五六名译者，各自不知道前后情节，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份额。译者变了，地名、年份、数字都会出现偏差，同一个故事中引用的内容也互不相同。有时我好不容易梳理好了前面的部分，下个译者又做了不同的标记。后来我渐渐混乱，不知道自己在梳理什么，再之后便只剩下虚脱感。不管怎么做，我都像迷了路似的在持续的混乱中梳理情节、时间、地名。一天下来，头痛如裂。终日伏案工作也让我的肩膀因紧张而耸立，到了下班时，几乎快贴到耳朵上。
每天下了班，我都想着不能再这样下去。这样下去，我会死的。
不知从哪天起，为了生存，我下班后开始带上李熙昇的《国语大辞典》去驿村洞的读书室，每天占用一个隔间写写涂涂。有一天我写道，放在哪里来着？这句话没有擦掉。随后我又写道，四格的推拉式抽屉全部翻找过了，还是没有看到手套。当时我住在大哥家，下班回去吃过晚饭后，就带着《国语大辞典》来读书室。从那时起，再听到上班路上木制楼梯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不会再冲动地想要掉头往回走。一想到上班是为了下班后能去读书室，我就可以坦然地工作了。我耐心地翻看着质量参差不齐的译稿，尽可能按照合理的逻辑梳理前后脉络，放松心情，放平肩膀，不带任何感情地做这项工作。工作不可能有做完的时候。以为结束了，翻开一看，还是存在需要修改的地方。这里改好了，那里又错了。修改好了以为出错的地方，很快又发现另一处不对。尽管如此，我还是坐在三层办公室的书桌前，做着修改这里、调整那里的工作。放在哪里来着？写完这句之后，每次下班，我的脚步都变得轻快积极、充满活力。吃过晚饭，回到读书室，我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往下写。那时还是写在稿纸上。有时一天写一页，顺利的时候也可能写七页。即便到了一行也写不出来的日子，夜晚的时间流逝也和白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是转眼就过去了，很快到了凌晨。读书室楼下有做年糕的店面，既接受大订单批发，也可以现做现卖。在所有人都沉酣入睡的凌晨三点，机器运转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抽出长条糕和方糕。我来到走廊吹风，透过细长的窗户往外看，银杏树在风中摇曳，树影散落在空旷的街头。风大的时候，街上不见人迹，树叶被吹到路中央。街头冷冷清清。俯视着凌晨三点的街道，听着年糕机的嗡嗡声，我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抱住胳膊肘。等回到读书室的椅子上，松开双臂，我写下了这句话：“生活中有突袭。”凌晨三点那一刻，我看着空旷的大街、吹落在地的树叶和行道树的影子，思绪迫切，心中掠过我的未来。
那时我已隐约预料到，将来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在不完整的状态下从事涂涂写写的工作。即使画上了句号，也会继续反反复复地修改自己写下的文章。
自从在仓库的农具前发现了父亲，我每天夜里都能找到蹲在某处哭泣的他。有时在井边，有时在柿子树下，有时在酱缸之间。第二天父亲会全然忘记自己哭过的事，给住院的妈妈打电话，还让我陪他去买活章鱼。活章鱼？父亲正在看牙，嚼不动活章鱼啊。不过父亲肯定有他的想法，这么想着，我跟着他出了门。
——您说我喜欢活章鱼？
在J市市场的鱼铺前，我怔怔地盯着父亲的脸。
父亲突然要买活章鱼，竟然是为了我。他以为我喜欢活章鱼。奇怪。父亲的记忆里怎么会留下我喜欢活章鱼的印象呢？我记得喜欢活章鱼的人明明是父亲。
那年初夏，妹妹的孩子出生，妈妈来首尔帮忙产后调理。为了陪伴独自在家的父亲，我回到了J市。父亲好像没有胃口，我做的每道菜他都不怎么动筷子。我给首尔的妈妈打电话，她让我去市场给父亲买活章鱼，告诉我父亲没胃口的时候，吃点活章鱼就会恢复。为了让父亲恢复食欲，我在五岔口前的市场下了公交车，寻找活章鱼。可转了几家鱼铺都没有找到活的，只有死章鱼。妈妈说一定要活章鱼。每进一家鱼铺，我就问有没有活章鱼，结果都落空。我想干脆回家吧，到了火车站前的公交站，却意外在站前一家生鱼片店的鱼缸里发现了活章鱼。那是我第一次因为看见活章鱼而欣喜。生鱼片店的老板从鱼缸里捞出活章鱼，装进黑色塑料袋。乘公交回家的路上，章鱼拼命挣扎，塑料袋都在摇晃。我很紧张，生怕它会穿透塑料袋钻出来，急得头都要炸了。父亲呆呆地看着我买的活章鱼，默默地接过去，进了厨房，把活章鱼放在案板上，翻过头，摘除内脏，顺便去掉了附在章鱼腿上的吸盘，动作轻快而娴熟。除掉内脏的章鱼仍在蠕动。父亲将整条活章鱼蘸上醋酱，放入口中咀嚼。我怔怔地盯着他，看他把洗干净的章鱼放在案板上，当当当地切开，再用芝麻和香油调味，推到我面前让我吃。正如妈妈所说，本来没胃口的父亲津津有味地吃起了活章鱼。父亲吃得太香了。我也跟着把切成小块的章鱼放入口中，却总感觉有东西在撕咬我的脸颊，吓得吐了出来。拥有如此奇怪的饮食习惯的人，竟然是我的父亲？这样一想，我的胃里开始翻江倒海，淡淡残留在口中的芝麻和香油也都吐了出来。父亲见状问道，吃不下吗？动来动去的，我说。父亲把章鱼放入热水，烫过之后再递给我。那个初夏，父亲吃活章鱼，我吃烫过的章鱼。
从那之后，我不记得自己再和父亲一起吃过活章鱼，可是父亲为什么觉得是我喜欢吃呢？看着他难得满面生机地提议去市场给我买活章鱼，如果我说不喜欢，未免太残忍。我只好呆呆地望着父亲挑选活章鱼，然后付钱。鱼铺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活章鱼装在黑色塑料袋里，而是提前收拾干净，切成小块，装进透明的塑料桶，回家打开就可以直接吃。明明不是生鱼片店，却连大蒜和醋辣酱都准备好了。回到家里，我先把活章鱼盛入深盘，接着洗净从地里摘来的生菜，放在大盘子里，旁边摆上蒜和醋辣酱，推到父亲面前，说，您嚼不动吧？父亲却说，这是给你吃的。记忆是从哪里开始歪曲的？父亲原来真的以为我喜欢活章鱼。如果记忆如此不可靠，那些我认为真实的事情还可以继续相信吗？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茫然注视着已经被切断、仍在盘中挣扎蠕动的章鱼。生活就是由一定程度的歪曲和误会组成的。也正因为可以歪曲和误会，才有可以贯通的瞬间。我担心父亲盯着盘子里蠕动的活章鱼又会哭，就说我去煮章鱼粥，您稍微等一会儿。说完连忙起身离开餐桌。
晚上我没有睡妈妈的床，而是在客厅里父亲的床下铺了被褥。
因为深夜从梦中醒来后，总免不了要去寻找父亲，索性就守在旁边，在床下的黑暗中注视着父亲。有时候，父亲会从床上坐起来，独自坐着发呆。
——睡着了？
——嗯，睡着了。
——睡着了还能回答？
——是啊，您快睡吧。
父亲又坐了片刻便重新躺回去，面朝墙壁，上面整齐地挂着我们兄妹几个戴学士帽的照片。也许父亲正在黑暗中挨个打量着我们的照片，从大哥到小弟。我也从父亲背后抬起头，去看戴学士帽的大哥。大哥旁边是二哥，二哥旁边是三哥，三哥旁边本应是我，可是那个位置空着，接下来是妹妹、弟弟……忘了是九四年还是九五年，这栋房子刚翻盖完时，父亲最先做的就是在这个位置钉上钉子，挂上我们戴学士帽的照片。虽然后来也拍了很多值得纪念的影像，但父亲还是只挂这几张。仿佛只要看着这些照片，我们就不会变老，永远都是当时的样子。大哥已经从公司退休了。我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些照片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在那栋如今已不存在的老房子里，最初曾挂上了大哥的照片，应该是为长子大学毕业感到骄傲，几年后，另外两个哥哥戴学士帽的照片也整整齐齐地挂上了墙。父亲遇到的障碍是身为老四的我。轮到我时，我拒绝了父亲的请求。我讨厌拍照。虽然曾为制作毕业相册戴着学士帽拍过一次，但我不想放大，也不想装上相框寄给父亲。这样的照片挂上墙做什么？客人一来家里就会一眼看到，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谁都可以对我们的照片发表意见。有人说孩子培养得不错，有人说哪个孩子像谁。我抗拒这样的评价。毕业之后，每当父亲让我拍戴学士帽的照片，我要么假装忘记，要么直截了当地、不耐烦地说，挂那个干什么，土里土气的。我想只要我不寄，父亲就会忘了，没想到他在这件事上竭尽全力。父亲十分寡言。现在只要聊起父亲有多么不爱说话，某年寒假曾来我们家住过一个多月的表哥就会笑着说，我在姑妈家住了一个月，姑父只说了两句话，我去的时候，他说，你来了？我要走的时候，他说，你要走了？这样不爱说话的父亲，每次见到我都会让我寄照片给他，有时为了动摇我装糊涂的心理，甚至会变成话痨。不过，我也因此知道了一件事。我小学毕业相册里的相片是我出生之后拍的第二张照片，第一张是出生满一百天时拍的全家福。在百日照里，父亲抓住正要跑出去的三哥，旁边的妈妈身穿小褂、头发用细梳子梳成卷，怀里抱着出生满一百天的我。大哥和二哥端正地站在父母两旁。如果当时没有拍那张全家福，小学相册里的毕业照就是我的第一张照片了。那时候拍照不容易，说起去镇上照相馆拍百日照的情景，父亲记忆犹新。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因为哥哥们都没有百天照。父亲对我说抱歉。当时拍照很贵，所以没有给我拍单人照，只拍了全家福。他好像告诉我什么重大秘密似的说，你出生了，我觉得我们不用再生孩子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够了。父亲说得很认真。我大笑着问，父亲！那小美和小弟是因为家庭计划失败才出生的吗？小美是妹妹的昵称。父亲四下张望，让我不要那么大声，似乎是害怕小美和小弟听到。据父亲所说，我满一百天时拍全家福的背景是这样的：继三个哥哥之后，我这个女儿出生，对此他很满意，第一次产生了拍全家福的想法。我是女儿，真好，以后别无所求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说父亲有这样的念头。妈妈偶尔也说，我出生时最开心的人是父亲。邻居们听说妈妈生了，询问是儿子还是女儿，父亲满面笑容地大声回答，是女儿！我百日时，哥哥们穿上新衣服，妈妈在镜子前散开头发，全家一起到镇上的照相馆拍全家福，这一切都因为我是女儿。为了得到我戴学士帽的照片，父亲说出了有关照片的全部秘密，却还是没能改变我的心意。有一次我向父亲抗议道，准确来说，我读的是两年制专科，不是学士。父亲让我戴学士帽拍照，无异于让我犯规。父亲立时语塞，说，那就先专升本，读完四年制。一辈子在乡下务农的父亲竟然说出了“专升本”，我满脸惊讶，呆呆地看着他，完全想不到他会知道这个词。即便如此，我还是找种种借口，不肯寄照片给父亲。这期间，妹妹和小弟相继毕业。父亲也将他们的照片挂上了墙，但他仍然不肯放弃，空出了我的位置。在我大学毕业十年后，每次来首尔或者回老家，父亲都不忘让我拍照给他。大哥看不下去，苦口婆心地对我说了很多，父亲那么想要，你作为女儿，连这个心愿都不能满足他吗？我的眼睛盯着别处，假装没听见，大哥冲我吼了起来：那是父亲的人生啊，你是写作的人，这么不懂人心吗？连父亲的心思都不懂，还写什么文章……
父亲的人生？我们戴学士帽拍的照片？
直到那时，我才稍微有些理解，父亲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学士帽照片挂在随时可见的地方，我突然泄了气。毕业几年之后，我去了照相馆，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上借来的学士帽拍照。照完之后我没有寄给父亲，而是塞到了一个角落里。这算什么？我为什么如此吝啬？失去女儿后，我对一切失去了感知。没有什么值得微笑，值得计较，值得守护，一切都变得没有了意义。今天、明天、昨天都结成一团乱糟糟的疙瘩流走了。那张照片现在放在哪里呢？我没有扔掉，应该是在某个角落蒙着灰。我在黑暗中隔空摸了摸那个依然空白的我的照片的位置。父亲那么想要的东西，我却始终不肯给，痛楚一瞬间掠过心头。也许我只是想通过拒绝父亲，逃离渗透在这个村庄和这个家里的陈旧事物和观念。我模仿父亲躺在床上的姿势，侧卧在客厅的地板上。父亲看着墙壁，我看着他的后背。我们都是侧身而卧，床上的父亲和地板上的我，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个台阶。现在，父亲连催我寄照片的心思都没有了吗？黑暗之中，父亲的后背好像塌陷了下去。
——快睡吧。
大概是听见了我在背后叹气的声音，父亲轻声说道。
——父亲您也快睡吧。
——小宪。
明明让我快睡，父亲却又低声叫了我的名字。
——嗯。
——你想做的事，都顺利吗？
我在读书室一页页写完了中篇小说，通过这篇小说登上文坛。投稿截止日当天，我去邮局用打孔器在三百多页的稿纸上打孔，再用黑线穿起来缚住。那时我还没定题目，直到把信封递给邮局职员之前，我才写上《冬季寓言》。当时我二十二岁。投稿需要填写联系方式，而我不想留出版社办公室的电话，就留了大哥家的电话号码。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我打电话给嫂子，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看我突然这样，嫂子常常反问，能有什么事？直到有一天，她说，文艺……什么的地方打来了电话。对方留了电话号码，让我联系。嫂子立刻把号码告诉我，我连忙记在手心。当我把登坛
消息告诉J市的父亲时，他没听懂登坛这个词，问我是不是好事。是好事吗？我没能马上回答。村长家里有一部电话，供村里人共用，只要进城的人有急事，都会打到那里。村长通过广播呼叫接电话的人，于是全村都知道谁家有人打来了电话。当时是十月，父亲接到电话的时候可能正在喂鸡，也可能在田野里忙秋收，或者在牛棚里。他听不懂登坛，气喘吁吁地问是不是好事。我一时语塞，站在那里犹豫再三。应该快点回答。父亲的呼吸声已经传递出担心话费太贵的忧虑。我站在城市的公用电话亭里，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大声对乡下的父亲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好事，但这是我很想做的事，父亲。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对父亲说过心里话。
——不顺利吗？
见我不回答，父亲又问。和往常不一样，他的声音十分清晰，不是那个睡觉时会突然消失、不知所措流泪的父亲。
——看到你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我很开心。
父亲想说些什么，却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父亲应该是想说说女儿的事。那些日子，家里所有人都避免谈起女儿，尤其是父亲。其实我并没有竖起盾牌。女儿没了，我依然在餐桌上摆放她的碗筷，从服装店给她买衬衫挂起来，一切都像和女儿在一起时一样。我希望跟着女儿去那个地方，有时想给她梳小辫想得手指痒痒，常常手握成拳再展开。
——即使每天都痛苦得要死，也总会过去的。
——……
——春天在田里播下种子，想着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来，什么时候才能移苗、培植、秋收，可是日子很快过去，转眼间夏天到了，秋天到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我像牛一样反刍父亲的话，努力听清他持续不断的低语，某个瞬间好像听见了轻轻的呼噜声，睁开眼却发现父亲的床空了。我大吃一惊，连忙打开家里所有的灯，来到门外，连声呼喊父亲。我打开仓库的门，也去了酱缸台和井边，都没看到父亲的身影。我想起睡前曾用长线将手机挂在父亲的脖子上，便急匆匆地回到房间给父亲打电话。父亲一次次在睡梦中消失不见，但因为我从没在家里找到过他，一发现他不见，我就下意识地先跑出门外。手机铃声却从小卧室传出来。我跟随铃声打开小卧室的门，见父亲正躺在书桌下的地板上，胸前抱着用我写的关于他的随笔剪成的装饰板。父亲脖子上的手机在响，可他仍静静地躺着。翻盖了新房后，这个房间也还是被叫作小卧室。冬天把清鞠酱放在炕头。为了让酱块发酵，会在墙上钉满钉子；或者找来多杈的树枝，给每条树枝都挂上酱块，然后用布盖好。童年时代的老房子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两次盖新房，父亲都保留了相似的方向和结构。尤其是小卧室的位置。只要站在窗边，就可以看见大门，窗户的大小和方位也没变。因此在这个房间，完全感觉不到这是新盖的房子。站在窗前，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时光：把脚伸进炕头发酵酱块的被窝，趴着吃煮红薯，吃着吃着就睡了；睡醒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摘掉粘在头发上的红薯渣，最后没办法，只能拿剪刀剪掉那撮头发。当时房子里不可能有很多书，可是为什么只要想起那间小卧室，我就会想起自己趴着看书的情景呢？看书时偶尔抬起头，看见窗外正在下雪。下雪了……赶紧走到窗前看院里的积雪。隔着小窗户看院里厚厚的积雪，感觉片片雪花就像文字。飞舞的文字落在院里，彼此之间形成脉络，形成句子，最后堆积成书。也许正因如此，一旦开始就连下三四天的雪并没有让我感觉冰冷和危险，反而觉得温暖而安全。廊台下的小狗们都溜到院子里，在雪地上留下凹陷的脚印。我也来到雪里，躺在皑皑白雪上照相。如果下完雪再刮风，气温骤降，房顶上的积雪会立刻结冰。房檐下的冰凌还没来得及融化，下一场雪又来了，冰凌越来也大，凝成大冰柱。大冰柱像刀，也叫冰锥。男孩子们经常折断冰锥，分伙打架，战况激烈。然而不论谁赢，留下的只有积雪上凌乱的脚印，以及手中冰锥化成的雪水。等房顶的雪和冰锥开始融化，便意味着春天就要来了。我在小卧室里，听着融水沿着房檐啪嗒啪嗒滴落在院子里的声音。
我和兄弟姐妹回到这里时，就在这个小卧室睡觉，缓解满身的疲惫。现在，父亲就在这个房间里。
我挂断电话，父亲的手机铃声也停了。我走到父亲身边，拿过他胸口的装饰板，放到书架前，然后静静地俯视父亲的脸。父亲睡着了却还在哭泣。手背放在额头上，眼泪沿着颧骨滚落在已经干涸的泪痕上，有的滑向嘴角，有的沿着鼻梁流下。我全身无力，喃喃自语道，您为什么哭啊？声音在小卧室里虚无地飘散。父亲的身体怎么变得这么小了？要不是心里冒出这样的想法，我真想把父亲摇醒，问他怎么可以这样。我拉开放在炕梢的被子给父亲盖上，又把枕头塞到他脖子下面，呆呆地注视着父亲失去营养、瘦骨嶙峋的肩膀。父亲有什么说不出口、只能流泪的心事吗？我把父亲的手从额头上拿下来，静静地躺在父亲身边，伸展双脚。父亲的胫骨和我的膝盖相碰。他的小腿上没有一点肉。对不起，父亲。虚无和恐惧汹涌而来。在黑暗中，我也像父亲那样，把手背放在了额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