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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的生活已经大变样了！”
2007年7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克莱尔·斯塔普顿来到谷歌后不久，就给她的朋友克洛伊（Chloé）发了这封邮件。此时距离她“幸福”入住印第安泉度假胜地还有十年，距离那次反讽意味极强的旅行还很遥远。发出这封邮件之前的几个星期，她过得就像一阵旋风——大学毕业，然后穿越整个美国，正式步入职场。斯塔普顿在奥克兰长大，喜欢田径运动，还曾在剧院演出。她为人随和，有时显得憨憨的，这让她身边的人感到很放松。在北加州一个完美无瑕的日子里，二十一岁的她参加了谷歌的入职培训。她戴上“谷歌新人”帽子（帽子的样式有点傻，还安了一个蓝色的螺旋桨，新员工每人一顶），拨弄着公司发的黑莓手机。（“谁能想到还有这个？”她在给朋友的邮件中写道。）有一堆协议和原则需要快速吸收，有一批新人需要认识和分析。
“谷歌！这太不可思议了，”她写道，“这里是一个奇怪的乌托邦，真的，这些人都是常春藤盟校的学生，他们被选中的原因，要么是因为毕业后获得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履历，要么是因为有潜力。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聪明，在某种程度上特别优秀，同时也很酷……这个地方充满活力，有时它的野心也很有感染力。”
斯塔普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大一的时候，在学院里可以访问一个由哈佛学生创办的新网站——脸书。斯塔普顿在上面发布过一些照片，内容包括她和朋友在派对上用红色塑料杯喝饮料，在公园里玩耍并摆出傻乎乎的造型拍照。当然，大部分照片都拍得不错，但从来不会过多修饰——没人觉得在大学校园之外也会有人使用这个社交网络。斯塔普顿在班上表现很好，主修英语，通读了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等作家的作品。她师从肯尼思·戈德史密斯（Kenneth Goldsmith），这位诗人自诩为“文本雕塑家”和网络的“激进乐观主义者”。他在校园里穿过的一件T恤衫上写着：“在互联网上不存在的事物就等于不存在。”进入大四，斯塔普顿本来考虑申请很受应届毕业生欢迎的“为美国而教”项目，但后来在校园招聘会上发现了谷歌的摊位。 何不试试申请谷歌呢？ 她想。
在斯塔普顿的申请信中，她引用了戈德史密斯T恤上的那句话，还质疑了品钦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计算机时代”的蔑视，认为他们错了，因为谷歌“保持了相互关联的智力思维渠道的畅通”。就这样，她被录用了。
那一年是谷歌校园招聘的分水岭。到2006年年底，谷歌吸纳YouTube等新成员的速度非常快，公关团队人手不足，无法应对这么多工作。公司领导决定招聘一些应届毕业生来填补空缺，培训他们如何应对媒体提问，如何为公司斡旋。谷歌挑选了三十名新员工，大部分都来自常春藤盟校，斯塔普顿就是第一批。她最初的工作安排是在“内部沟通”部门，负责处理公司内部信息，而不是与记者和电视主播打交道，这让她感到很失望。但她也得到了一个有趣的任务：为谷歌的TGIF会议
仪式编写剧本。
每个星期五下午4∶30左右，谷歌全体员工都会在查理咖啡馆开会。查理咖啡馆是一家办公餐厅，里面有啤酒、汽水和零食。谷歌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主持会议，他们站在咖啡厅最前面讨论公司的最新情况，还会表演一套贴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公司喜剧，剧本由内部沟通部门员工事先编写。早些时候，斯塔普顿曾在剧本中弄错了Gmail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一位创始人在表演中途突然抬起头问：“这东西是谁写的？”斯塔普顿觉得自己要被炒鱿鱼了。
但她没有被炒鱿鱼，反而很快就学会了适应创始人那种书呆子风格的喜剧感，还写出了关于一组程序员能吃下多少个比萨的笑话。TGIF大会最伟大的发明是“多莉”（Dory），这是一个（以皮克斯动画角色命名的）计算机系统，用于提交观众的问题，并对问题投票，得票最多的问题会在会上提出来。“多莉”体现了谷歌关于数据、效率和群众智慧最深刻的信念。
斯塔普顿加入谷歌的那个夏天，谷歌为其园区购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太阳能电池板。随着谷歌的扩张，TGIF大会成为公司宣扬和强化其价值观的场合。在那年秋天的一次聚会上，阿尔·戈尔的电话打了进来，那天刚好是他因环保事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子。“我听说你今天得了个什么奖，”布林若有所思地说，“我们都很感激你。”谷歌员工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斯塔普顿的工作是将谷歌的特殊性反映出来，并为其自身所用。除了编写剧本，她还为高管撰写宣传谷歌独特文化的电子邮件，并在每周的TGIF大会之前发出。这些邮件的内容很吸引人，有点奇特，一位同事称之为“后现代诗”。和蔼可亲又风趣机智的斯塔普顿，很快就成了谷歌的“吉祥物”。她出现在公司内部的留言板“memegen”上，谷歌员工在上面写过“克莱尔嗑的是什么药？也给我来一份”之类的话。她为此获得了一个绰号——“谷歌的吟游诗人”。
“这就是公共关系，我认为有点像笑话，但在谷歌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位“吟游诗人”在电子邮件中向她的朋友解释道，“他们真的以为，公司的发展取决于世界看待它的方式，而公司现在享有的名望还不够。”
* * *
在离查理咖啡馆不远的地方，黄安娜（Nicole Wong）与谷歌的其他律师一起在一排桌子上并肩工作。黄安娜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工作起来不知疲惫。她看到一封2006年年底来自泰国信息部的电子邮件，一开始还以为是伪造的，因为发件人用的是雅虎邮箱，这很奇怪。但她很快就确认了邮件的真实性，又读了一遍：泰国列出了YouTube上20个侮辱泰国国王的视频，根据泰国有关欺君的法律，这构成了犯罪行为。邮件中写道，泰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屏蔽YouTube，直到YouTube将这些视频删除为止。在回复邮件之前，黄安娜先拎起了电话。谷歌在泰国没有设立办事处，但雇了一名“侦察员”，负责研究在泰国开设办事处的可行性。如果泰国认为这名“侦察员”应该对这个罪行负责，那就糟糕了。当时正值曼谷的深夜时分，黄安娜拨通了“侦察员”的电话。
“侦察员”一接通电话，黄安娜就命令道：“你必须离开泰国。”
泰国发送这封电子邮件的时间，是在谷歌收购YouTube后不久。这只是一系列令人不愉快的邮件中的第一封，它们提醒了谷歌它收购的对象是什么：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访问的免费网站。这些邮件通常由黄安娜负责处理。黄安娜曾从事第一修正案相关的法律工作，2004年加入谷歌后，迅速晋升为公司的副总法律顾问。同事们称她为“决策者”，这是借用了布什总统给自己取的绰号。（他们给她定制了一件T恤衫，上面是大大的女超人图案。）谷歌早年的公司宗旨是“不作恶”——一个讨厌口号的公司，为自己打出了这样一个口号。这个宗旨的本意，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谷歌会利用从用户网络搜索行为中收集到的隐私来做坏事的担忧。在实践中，这句格言则代表了谷歌坚定的信念，即互联网本质上是一股向善的力量。
总的来说，在可行的情况下，谷歌员工以反对政府审查为傲。对于“决策者”黄安娜来说，这在一开始相对比较容易做到。人们通过搜索抵达网络各处，而谷歌只是负责提供索引和链接，从而可以撇清自己与其他网站的关系。但2003年谷歌收购了网络博客发布平台Blogger之后，事情变得棘手起来。Blogger这一软件工具让发布网络日志变得轻而易举，并让谷歌获得了大量的在线内容。尽管如此，Blogger还是可以管理的。律师可以快速分析书面文本。同一国家的人通常用同一种语言书写和阅读日志。因此，谷歌的律师们开发了一个根据国籍追踪法律风险的系统。
然后，YouTube把一切都搞砸了。这个语系庞杂、肆意生长的视频网站使得互联网治理几乎无法实施，特别是当它在全球扩张的时候。
为了解决泰国的问题，黄安娜提议使用一种技术手段，将侮辱泰国国王的视频从泰国删除，但在其他地方仍然保留。泰国官员接受了这一提议。土耳其没有采纳类似的提议。黄安娜希望避免将谷歌的规定强加给其他国家，但她和同事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以拒绝遵守其他国家的限制条件。“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是‘无处不在，无处落网，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发展壮大’。”2008年黄安娜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
* * *
在被谷歌收购之前，前黑客活动分子迈卡·谢弗曾尝试为YouTube的审查队编写审查标准，以便在言论自由与受人尊重之间找到平衡。这需要相当熟悉互联网上浩瀚的怪异特性。早期有一个版本的手册长达70页，其中包括一个名为“震惊且厌恶”的章节，指导人们如何分辨必须加以限制的视频和必须删除的视频。旨在“恶意传播对受保护群体的仇恨情绪”的视频需要被删除，而那些“观点有些偏执”的评论性视频［例如安德鲁·戴斯·克莱（Andrew Dice Clay）或安·库尔特（Ann Coulter）］，则应被标记为“评级”。
找出并划定这样的界限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很难达成一致。早期的审核员朱莉·莫拉-布兰科在她的待审核视频队列中发现了一些视频，像是关于颅相学智慧的迷你纪录片。谢弗于是制定了一个宽泛的原则，即此类视频需要有足够的“教育、纪录片或科学”价值，才能继续留在线上。
工作人员为此争论不休。尽管这些审核原则略显粗糙，但审核部门感觉灵敏、反应迅速。在监视YouTube的同时，审查队还在网络上各个隐蔽的角落搜查，捕捉各种动态。他们曾经在查看4chan这个“有毒”的留言板时，阻止了一场让色情内容在YouTube上泛滥的攻击计划。谢弗最主要的对策之一，是针对色情内容设置“年龄门槛”，仅限十八岁及以上人士发布此类视频，不满十八岁的用户发布的此类视频将被删除。（一些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些视频在被删除之前，通常不会有人向视频上传者解释。）
谷歌为YouTube的审查队提供了前所未闻的资源。
谷歌在欧洲和亚洲都雇了审核员，还引入了治疗师，但YouTube仍然对这位沉默寡言的大家长保持警觉。
有一次，一队谷歌高管经过YouTube审核员的办公桌，当时这些审核员正在检查一些特别令人困惑的视频，YouTube的两名经理赶紧遮住屏幕，担心谷歌的高管受惊。
尽管如此，谷歌还是公开接受了YouTube上的部分内容。谷歌的宣传团队喜欢YouTube对富人和权贵的曝光能力，这让该网站的存在看起来更加正当合理。2006年8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工程师迈克尔·德科特（Michael DeKort）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条视频，揭露该公司的违法行为
，这促使有关部门对这家武器制造商发起调查。同月，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竞选活动中嘲讽一名印度裔美国人“macaca
moment”（恒河猴时刻）的视频被人从YouTube传到有线电视台，致使这位共和党人的竞选以失败告终。但谷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命令和要求，这引起YouTube审查队一些人的反感，他们认为这些命令和要求太迂腐，带有阶级偏见，甚至荒唐可笑。比如谷歌严格要求YouTube删除任何“美化”非法活动的视频，包括那些有涂鸦、喷火器和超速行驶内容的视频。谷歌的销售人员则希望YouTube删除那些会冒犯到某些广告商的视频。有一次，全体员工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关于“甩臀舞视频”的问题。
不同的地域也有不同的要求。英国人可以接受与性相关的视频，但严厉谴责YouTube上的流氓行为。英国文化大臣要求网站在带脏话的视频剪辑里打上警告标签。英国广播公司（BBC）《全景》（ Panorama ）节目播出了一集名为《儿童搏击俱乐部》的节目，在节目中，主持人对YouTube上包含欺凌和暴力攻击内容的视频表示震惊，并指出，YouTube只在视频被人举报后才会对其审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就此向谷歌的政策主管、人脉广泛的英国人雷切尔·惠茨通（Rachel Whetstone）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惠茨通回到加州后，敦促YouTube清理视频。YouTube经常奋起反击。谢弗会找赫利确认：“嘿，我打算保留这些涂鸦视频，可以吗？”
赫利回答：“可以，留着吧。”
加入谷歌后不久，审查队就有了一位新领导，汤姆·皮克特（Tom Pickett）。皮克特是一位要求严格的经营者，曾担任美国海军战机武器学校TOPGUN的飞行员。皮克特试图给YouTube略显随性的审核机制带来一些秩序，一些人尊重他的这种职业精神，但也有些人对谷歌的机械化流程感到不满。在谷歌，审核员的工作绩效是根据“审核差”来评分的，即对被举报视频做出判断需要多长时间。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反转率”，即一名审核员的决定被另一名查看相同视频的审核员推翻的频率。“把事情做好并不等于能获得高分。”莫拉-布兰科回忆道。这让人感觉越来越不像是专业的判断，更像是机器人在决策。
* * *
贝斯和鼓声响起，节奏缓慢，接着一位女士出现了，她有优美的曲线，穿着紧身衬衫，涂着唇彩。“嘿，B，是我。如果你在家，就请接电话。我刚刚在C-SPAN
上看到你了。”她唱道。这是关于美国最新的热门政治人物——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年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一段恶搞音乐视频。
为了吸引选民，显示自己的时尚感，政客们总是追逐媒体上的潮流。上一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在《阿瑟尼奥·豪尔秀》（
The Arsenio Hall Show
）上演奏萨克斯。2008年的流行舞台是YouTube。在总统大选之前，六名候选人在YouTube上宣布了他们的竞选活动，其中奥巴马成了人们疯狂迷恋的对象，类似上面那段以他为主题的热门搞笑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奥巴马当选后，一些谷歌人进入白宫任职。
）YouTube的政治经理史蒂夫·格罗夫对这一切充满热情。他邀请奥巴马和其他候选人来到谷歌的一个小摄影棚里接受采访，问了他们一些YouTube用户提交上来的问题。2007年6月，格罗夫还把这种模式带上了电视。作为电视网中的“技术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全情投入这场全天候的拍摄工作，制片人在安装了卫星电视天线和电脑的巨大“选举快车”上，追踪候选人的动态。
那年7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巴士停在了城堡军事学院外面，这是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所优雅的军事学校，也是举办民主党辩论的地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此次活动，YouTube在线直播，YouTube用户可以通过视频提问——这是非常具有谷歌特色的民主参与形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制片人、老电视人大卫·博曼（David Bohrman），最初希望YouTube能和他们分摊成本，但技术人员告诉他， 对不起，YouTube不赚钱。 ］
格罗夫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送了3000多个视频提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不得不进行筛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站在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时尚舞台上，宣布辩论开始。“你们接下来会看到一些未经审查的内容。”这位主持人告诉观众。库珀播放了一些被筛掉的视频：一位视频博主穿得像只小鸡；一位视频博主询问，关于让半机械人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成为核威慑力量，候选人有什么想法。格罗夫与赫利、陈士骏及他们的老板埃里克·施密特，一起坐在城堡军事学院的前排位置。两年前的夏天，赫利因为忙着从他刚刚起步的网站上删除盗版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片段而疯狂。现在，他网站的标志却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起并列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赫利和陈士骏在后台见到了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虽然仍面临维亚康姆的诉讼，但YouTube现在已经证明，它不是只有无聊可笑的内容，它还可以为世界大事提供平台。辩论结束后，政治高手施密特侧过身来对YouTube的创始人说：“先生们，你们到站了。”
然而，当YouTube的员工踏上归途，这种得意扬扬的情绪很快就不见了。飞机刚上跑道，陈士骏就癫痫发作，瘫倒在地。
陈士骏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既困惑又疼痛。直到他回到旧金山，才在一个神经学中心得到明确的诊断：他得了动脉瘤。陈士骏后来把这归咎于他的生活方式：每周工作长达80到100小时，睡眠少，滥饮。医生给他开了强效的抗癫痫药，他休养了一段时间，其间有几次回到YouTube参加会议和活动。2008年秋天，陈士骏的癫痫再一次发作。从那以后，这位曾经工作非常努力，让YouTube在初创期得以存活的顽皮的程序员，基本上就不再参与YouTube的事务了。
YouTube已经从一个愚蠢的视频剪辑网站，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世界事务的重要舞台。 这一切重任现在都落到了查德·赫利肩上——至少在短期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