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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起案件之前，勇一郎从未惹出过严重的问题，那他为什么会犯下虐待女儿致死的罪行呢？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地挖掘他的犯罪动机，因此建议进行“情况鉴定”。
这件事一拖再拖，终于在二〇一九年年末开始进行，但在公开审判时，却丝毫没有提到勇一郎虐待女儿致死的背景。
“情况鉴定”是指通过心理咨询等方式，对被告的性格、智商、生活习惯等进行分析，找出其犯罪动机。在为加害者家属提供支援时，与其说情况鉴定是为了减轻刑罚，不如说是为了帮助加害者改过自新，情况鉴定在帮助加害者改过自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情况鉴定，有可能发现连被告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在监狱中，加害者与外界见面的次数和对象都是有限制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劳动改造。因此，仅凭加害者自身的力量，很难认真地反思自己的罪行。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许多罪犯。根据我的经验，那些在判决结果下来之前就能认识到自身问题并准备服刑的罪犯，与那些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就直接服刑的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生活会有显著的差异。从被逮捕到公审开始通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期间是否能够改过自新，辩护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勇一郎案件的辩护律师是国家指定的。这两位律师缺乏处理虐待和家庭暴力案件的经验，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对刑事审判也不够熟悉。即便勇一郎主动请求他们帮助自己调整心理状态和思想问题，也未得到回应。此外，对于勇一郎家人提出的求助信息，他们也没有回应。
后来在控诉阶段，勇一郎更换了辩护律师，这次他终于得到了合理的辩护，并且能够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犯罪事实。
对勇一郎进行情况鉴定的鉴定人给出的勇一郎人物画像是“过度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社会认知能力与现实存在偏差，难以与他人建立稳定的关系，对集体生活中的霸凌和暴力过度忽视”。这些都是引发悲剧的原因。今后，勇一郎的家人在帮助他改过自新时，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1.在亲密关系中对控制与暴力的肯定倾向
被告认为自己在职场中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认为在家庭内部也应该按照他理想的模式来构建关系。对于与自己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伴侣和受害者，他一方面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则选择性地施加暴力。
在社会环境中被压抑的控制欲和攻击性，都在家庭中向受害者展现出来。
2.被害妄想
在与儿童保护机构交涉的过程中，被告的心理状态，以及养育环境都遭到了质疑，这使得被告的焦虑情绪越发严重，对受害者不受自己控制的不满也越来越大，最终陷入了对受害者施加极为严重暴力行为的恶性循环。
被告无视自身先前的暴力虐待事实，单方面地认为儿童保护机构揭露了他在育儿上的问题，并感到受害者可能会受到儿童保护机构的长期保护，这也是导致他虐待行为变本加厉的原因之一。儿童保护机构的正常应对反而加剧了受害者遭受的虐待，而由于这种扭曲的认知，勇一郎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难以维持正常的思考。
3.关于家庭关系的认知偏差
被告认为一个好家庭就是无论何时都能共同幸福生活的家庭，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他对幸福的理解是，家庭成员之间要互赠礼物，外出时要去豪华的场所，注重物质和外界的赞誉。
如果实际情况未能达到他认为的良好家庭关系，他便会产生强烈的不快感，认为家人不配合自己。对家人和伴侣产生强烈的责备意识，这种情感可能会转化为实际行动。
4.将自身的行为选择归罪为他人责任的倾向
在本案中，被告一味强调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教育受害者。由此可见，当被告陷入被动局面时，他无法接受他人打乱自己的计划，主观能动性非常弱。
被告将自己的理想与计划凌驾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安全之上，容易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误区，并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5.孤立的育儿环境
被告长时间独自抚养孩子，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接受支援的必要性。
孩子的成长方式有很多种，尤其是在婴幼儿期、学龄期和青春期，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会发生许多变化，这些变化的不稳定性远远超出父母的认知。被告对孩子因生长发育而产生的变化和不稳定性持否定态度，同时也对他人的育儿支援十分抗拒，因此被社会孤立，这也是导致本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勇一郎虽然感觉在养育心爱方面力不从心，但从未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困难。在儿童保护机构介入后，机构对于他作为父亲不称职的指责让他感到非常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