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得早或是晚,从来都没关系,日子总是离我而去。夏天或冬天,树木有或者没有阴荫,都无所谓,我从未在中午之前吃过脆米饼。
我很有野心,但对我来说这需要从长计议。我有着隐秘的远大抱负,但达成目标需要半辈子的时间。与此同时,我眼观六路,格外注重穿戴。
我对军队里负责做检查的精神病医生说:是的,我喜欢女孩儿。这是实话。不是我姐姐那种女孩儿——那是皮条客的梦想。而是要么纤细柔嫩要么极其丰满的女孩儿,她们的内核都是深棕色的,被岁月涂染。更不是我妈妈,她本应待在弗洛伊德的案例里。我很有幽默感。
我的上一个女孩儿是犹太人,犹太女孩儿通常都很暖心,关心食物摄取和就业能力。她们不喜欢你过分努力,这我明白,直到你被迷住,然后焦头烂额,这个杂种!
她体型中等,穿12号衣服,就像一个带把手的陶壶——是可以抓在手心的。我去了库伯联盟学院或者华盛顿欧文高中的某个艺术活动,在室外碰到了她,当时正在下雨。她没有伞,我有,所以我就同她一起回了家,是回了我的家。她在我家逗留了几个小时,打着哈欠,昏昏欲睡。雨水落在窗外的臭椿树上,风把老式窗户上的百叶晃得嘎吱直响。我花了点时间煮咖啡,切了一盎司重的蛋糕。我从不强迫,只是等待,她真的非常孤单。
我们度过了几周非常美妙的时光。她会从任何可能的地方弄到肉卷和贝果面包。星期天她则从布鲁克林带一只鸡来烤。她觉得我太瘦了。我确实很瘦,但姑娘们都很喜欢。毕竟她们独特的天赋就是让你暖和,要是你胖的话,她们一眼就能看出你永远也不需要她们。
春天来临,她说:“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就是这几个字!现在我可以说我曾经碰到过这种态度了。似乎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好饭好菜和人人可得的乐趣就已经太多了。
七月份,太阳专注于发光发热,她又说:“弗雷迪,要是我们哪儿也不去的话,我就再也不来了。”我们曾在那些大风呼啸的星期天沿着海岸开车,她妈妈肯定都告诉过她该说些什么。她是用那种被判下狱的口吻说的。
九月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从一个不太走运的派对回来。派对上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出众的姑娘。和属于其他男人的光彩夺目的女人不咸不淡地交谈几句后,我感觉很糟糕,便回家来了。
有人坐在扶手椅上,正在看《艺术资讯》,满是把四十年活成了八十年的荷兰人。是多萝西,身旁还放着过夜用的东西。她站起来迎接我。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不过她先煮了茶,把我的些许热情蒸发进了这个氤氲的夜晚。
“听着,弗雷迪,”她说,“我跟妈妈说我要去华盛顿的列奥娜家里过两天,我也和列奥娜串通好了。大家都会帮我遮掩。”她边说边倒茶,还做了些带坚果的蛋挞,原料来自弗拉特布什大街上某家神秘的面包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改变一个男人的口味,经由这个过程,才能让对话继续推进。
“不,听着,弗雷迪,你没有认真对待自己,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处理别的事情——工作、感情——认真的,弗雷迪,你根本没在听。你肯定要笑,可你真的是很野蛮。你是依靠神经末梢在生活。要是你旁边有个收音机,你就会听音乐;要是你旁边有个冰箱,你就会填饱肚子;要是有个姑娘距离你十英尺以内,你就会脱光她的衣服,然后上她,像串一串肉。”
“好了,多迪
,别这么形象,”我说,“每个男人都是自己的烤肉架。”
多迷人的女孩儿!说上一些下流话,她就会立刻委身于我,痛苦地红着脸,庆幸于东河将自己和妈妈分割开来。可怜的姑娘,她热衷于此。
她一直在付出。到了星期天晚上,我已经终结了半打对话,从说教的根源上掐灭了其中的道德评判。到了星期天晚上,我已经说了我爱你多迪,说了两次。到了星期一早上,我意识到自己做出了重要的承诺,我也不介意承认自己因此没有在周五工作,反正我本来也不太想去。
我对女人的印象是,她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最终都会被贪婪的传统拖向无法自拔的深渊。当多迪发现我决定不去做那份工作时(什么工作?就是个工作,就是这样),她采取了行动。她把我的那本《一九八四》给还了回来,还夹了一张纸条,说我可以留下她妈妈借给我的那六只玻璃酒杯。
好吧,我确实很想念她,毕竟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碰到这么开放又这么善良的姑娘。而且她还不傻。我得说她拥有农民的智慧。不是读过很多书的那种。她的头发又长又黑。我总是能从整洁可爱或尚有挽救余地的混乱发型中看到这一点,直到那个周末。
真是令人震惊。
我想念她。而且她走以后,我的运气确实不怎么样。没什么钱,姑娘们又是凭直觉行事。有一个已婚的漂亮小姑娘,她的丈夫在邮局的包裹寄送处混日子,可她的心并不在丈夫那里。姐夫给了我一点工作,就是写一些空话连篇的文件,他是个有模有样的管理员,家庭聚会的时候总是把钞票甩得啪啪响。事情终于有了起色。
得益于我的夸夸其谈,某个周末,我被送去了“峭壁荒野”,那是一家高级的娱乐场所,一个明星云集的天堂,带一千一百英亩大的高尔夫球场。从那儿回来以后,我筋疲力尽,但又羞涩谦逊,而她就在那里,在我的起居室里。她气喘吁吁,软语温存,耍着时髦的花招儿,她渴望在一件有限的事情中体验无限,那就是爱。
“哦,多迪,”我说着伸出接纳的双臂,“见到你总是很开心。”
她当然做了解释:“真的,我不是为这个而来,弗雷迪。我是来和你谈谈的。我们有个很牛的机会,可以真正赚上一笔,只要你能认认真真地听我说半个小时。你是那么聪明,应该投身于某项事业。上帝啊,你可以在乡下生活。我的意思是,你哪怕还是继续一个人生活,也可以在体面的街道上拥有一处体面的居所,而不是住在这个垃圾场。”
我吻了吻她的鼻尖,说:“要是你非得这么严肃的话,多迪,我们就出去走走吧。来吧,穿上外套,跟我说说怎么赚钱。”
她照做了。我们散步去了公园,在零星飘落的秋叶中走了一个小时。“现在,别笑,弗雷迪。”她对我说,“有一份意第绪语报纸《朝晖》举办了一场竞赛:新闻里的犹太人。他们每天都会在报纸上放一张照片和两段描述。你得说出这三个人都是谁,还得附加和他们有关的资料,当天晚上就得把答案寄给报社。这个竞猜至少要办三个月。”
“新闻里有一百个犹太人?”我感叹,“多么宽容的国度啊!那么,多迪,这个有用的消息会让你得到什么?”
“头等奖,五千美金,还有去以色列旅游。在回来的路上还能在最大的三个西欧国家的首都各停留两天。”
“很不错。”我说,“所以,重点是什么呢?去揭开那些死人的面纱?”
“弗雷迪,你为什么非得这么看事情呢?他们只是为自己感到自豪,犹太人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想让各地的犹太人都为此感到自豪。你难道不自豪吗?”
“我只为自豪的王冠感到悲哀。”
“我不在乎你怎么想。重点是,我们认识某个人,他呢,认识报纸上的那些人——他每周会写一篇特别的文章——我们和他不是很熟,但我们的姓氏很相似。所以机会很大,只要我们真的那么做。看看你是多么聪明,弗雷迪。我自己办不到,弗雷迪,你得帮我。这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情。多迪·沃瑟曼一旦下定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此前我从未注意到她个性里如此顽固的一面。我本人丝毫不具备这种特质。每个工作日下班后的晚上,她都会屏息凝神,靠在我的书桌上,穿着我的哈里斯牌毛料夹克取暖,把袖子都磨损了。门外的某处,一股不停摇晃的铜线将她妈妈的消息通过电话从布鲁克林传过来。
越过她的肩膀,我有时能隐约看到一个有报道价值的犹太人,或者完整地看到一个犹太混血儿的形象。这类细节无伤大雅。他们很高兴能够选中这个人,并感到自豪。
我们为此工作的时间越长,多迪就越是骄傲。她满面红光,从难以辨认的文字当中昂起头,念诵她自己的翻译:“一位满头华发的绅士,非常值得敬重;是内阁成员的密友;是几位总统的真正友人;经常能在公园看见他,就坐在长椅上。”
“伯纳德·巴鲁克!”我脱口而出。
紧接着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对美国洲际贸易的简化有所贡献;他的创造价值百万,是在去年完成的。他还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四个女儿,分别是黛博拉、苏珊、朱迪斯和南希。”
思索答案的时候,我点了根烟,吞下一杯热蛋奶酒。多迪鼓励我,给我力量和支持。我盯着炉子,盯着天花板,盯着暴躁的百叶窗,随后平静地说:“查伊姆·帕奇——他是个桥梁建筑师。”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名字,无论这个名字是用什么字体写出来的。
“真不可思议,弗雷迪。我甚至都不知道还有在这种领域有所建树的犹太人。”
事实上,要找出与这些夸张的描述相符合的名字,有时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因为耗时太久,我不禁咕咕哝哝地抱怨起来:“好了,我们又找出了一个。把他放到第二辆小货车里去。”
多迪沮丧地说:“我只能相信你是在开玩笑。”
好吧,为什么你会觉得她喜欢我呢?你们这些小小的精神分析师,现在立马说出来,齐声高唱:“因为她是个受虐者,而你是个施虐狂。”
不是的。我对她非常好。她给我的所有爱意我全都回应了。是我保持了我们之间的所有约会,是我在每周五给她打电话,提醒星期六的约会。我只要有了钱就会给她买花,有一次买过耳环,还有一次是黑色胸衣,我是在报纸上看见的广告,它有一些缝制巧妙的空隙可以让空气流通。我还留着这件内衣呢。她从来不敢带回家去。
但我是绝对不会让任何女人把我给吃了的。
我可怜的老妈妈去世时始终对我放心不下。当时我还在军队里,但是我明明白白地听懂了她的遗言:“把弗雷迪介绍给埃莉诺·法布斯坦。”想想这个女人的神经质,竟然让她把我作为了遗嘱附件。她把我姐姐留给了那个广告经理,那个留着平头的烹饪专家。她把爸爸留给了满怀同情的阿姨们,至于我呢,她的珍宝,她存放在心中冷柜里最值钱的一块肉,竟然留给了埃莉诺·法布斯坦。
事实上,是多迪自己说:“你是那么在乎我,别人不是,我从没有和如你一般的人在一起过,弗雷迪。你总是在那里。我知道,如果我感到孤独或绝望,我要做的就是给你打电话,你就会放下手头的任何事情,来市中心见我。别觉得我毫不感激。”
但确凿的真相是,我并没有做太多。姐夫本可以让我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假定我在某种程度上是编写华丽文件的专家,实属罕见,所以可以自力更生。因此我才能将我的才智、能量和注意力集中在新闻里的犹太人身上——《朝晖》,前一天夜里印制出来的早报。
现在,我们终于进行到最后一个谜题。多迪真心认定我们能赢。我也快被她说服了。我们喝了热巧克力和螺丝起子
,幻想着六周以后的事情。
我们赢了。
周中的一天早上,我在九点钟接到一通电话。“该起床啦,弗雷德里克·P.希姆斯。你看,你无论尝试做什么,都能做到。”
她中午就下了班,同我见面,在乡村咖啡馆的室外吃午饭,笑容洋溢,分外骄傲。我们吃得很好,而我必须得洗耳恭听后面的消息——其中有一部分我已经料想到了。
比赛是以她一个人的名义参加的。当然她妈妈也分了一杯羹。她帮多迪做了翻译,因为多迪其实不太懂意第绪语(更不用说她妈妈对自己晚年生活是否有保障的担忧);很有必要,她们连夜开会,做了决定,给她们年迈的莉莎姨妈寄了些钱过去,她是在欧洲永久封锁前的九十分钟逃出来的,如今人在多伦多,和一群陌生人在一起,已经基本神志不清。
去以色列和其他三个欧洲首都的旅程是双人游,必须得是夫妻才行。如果我们的材料不包括能够证明我们是合法夫妻的文件,那她就得独自前去。在我表达出内心堆积如山的想法之前,她“哦”地尖叫了一声说,她妈妈正等在罗德&泰勒百货商场门口。她就这么走了。
我抽了一口包着硬皮的烟斗,思索起自己的处境。
与此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处,车轮滚滚,新闻呼之欲出,第二天,结果就在《朝晖》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从右到左横亘整版:
!奖获曼瑟沃·迪多
案答有所道知孩女林克鲁布
头条下方的整齐方框里,多迪和我正在吃午餐,这张照片让我想起了昨天吃米布丁时有一刹那明亮的闪光,当时我正沉浸在自己卑微希望的破灭之中。
我给多迪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不干了。”
最后的安排非常复杂,因为以色列政府勉强才同意美元钞票进入,而这才是成就一场伟大旅行的关键。一进入那个世界性的地域,人们都期待美元放弃作为美国玩具的享乐主义角色,开始它作为一项工具的长老会人生。
承载着这种消息的信件在两周之内陆续从国外寄来,还包括多迪的照片:在一个以色列集体农场面露微笑,极富同情心地靠在哭墙
上,虚情假意地站在一个橘子园里。
我打算在一个代理机构里做上几个月固定的工作,把下列文案附在长相正直的家伙的照片上:
这是比尔·弗拉雷。他可以接受你大量的红标肥料订单。他熟悉中西部。他了解你的需求。叫他比尔,现在就打给他。
我整洁利落,棕色眼睛,人畜无害,时刻警觉,因同事的小伎俩而恼怒,浑身正气,青云直上。
那些小腿瘦弱的女孩们也被拖拉机带去了纽约,她们也同样青云直上,经历男性贪婪的洗礼,进入“妓女天堂”,私有财产的宫殿。
而我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多迪花了点钱去看了比萨斜塔,搭了贡多拉船。她决定在伦敦至少逗留两周,因为在那里她仿佛是回了家。因此,所有奖金估计悉数留在了外国人手中,他们会用这笔钱来让自己获益。
雾气朦胧的一天,隆隆的雾角响彻曼哈顿岛,提醒了我原本打算置之不理的海外电报:“伊丽莎白女王周三下午四点抵达”。这一整天,我成功地将这条消息抛到脑后,随随便便地和几个金发女郎周旋了一番,然后回家了。于是我就寂寞了,整晚都非常寂寞,我试着给一个几周前在滑雪小屋遇到的运动员姑娘写信……我想着要不要叫些朋友过来,然而难以启齿的真相却是,我的生活当中没有女人。我没有可以叫来的人。
我出门去买晚报。看报。听广播。又出去买早报。喝了啤酒。读了早报,等待早晨的到来。
第二天以及之后的日子我都没有再去工作。没有多迪的音讯。她一定是被悔恨纠缠。可怜的姑娘。
我最终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写得非常铿锵有力。
我亲爱的多萝西:
在考虑我们俩的关系时,我想起了这段关系所走过的季节,想起了闪烁其上的夏日阳光,还有它曾穿过的冬日风雪。我仍旧找不出是什么理由让你做出这般昧着良心的举动。我意识到是你妈妈给你树立了丑陋的榜样,怂恿了你,以及在她之前的所有妈妈。一言以蔽之,你就是个妓女。我所付出的爱与情谊似乎远远不够。你想要什么呢?你给我的是情感沼泽,让我沉溺其中,因为我的拒绝,你才计划了这么孤注一掷的报复。
我全心全意地帮助了你,用我对那些在我们的信仰中,曾触到让媒体快乐的神经的个体的记忆。
所以你究竟想要什么呢?
结婚?
啊,就是这个!一个爸爸妈妈其乐融融的家庭。在快乐的家庭日常里,你可以用夹子把头发夹起来,在眼角涂抹面霜……我不确定这些是否适合弗雷德。
我二十九岁,不再年轻。我身边所有刚毕业的男生都把他们的弓形腿贴在成功之梯上。多迪·沃瑟曼,多迪·沃瑟曼,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呢?要是你觉得我太严厉了,那就直面现实,你根本就没有勇气面对我。
我们一起共度过许多好时光。我们还能重现那些时光。现在有个重要的机会,可以更加以人性为基础,重新开始。你对待人生鼠目寸光,而你无法让我和你一样。做个决定吧,多迪·沃瑟曼。
满怀回忆中的情感,F.
P.S.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两周后我收到了一张一百美金的钞票。
又过了一周,我在门口发现一个包装精致的皮革公文包,是意大利手工缝制的,还附带一盒幻灯片和投影仪,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图片,展示了欧洲和北非的风光。
再后来呢,就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