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耳朵，三份好运

在一九五四年或是一九五五年，我决定写个故事。我已经写了些不错的段落，里面有些一流的句子，但我既不知该如何将男男女女们写成文字，也无法在那些零散的碎笔中找到故事。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一直在写诗。我最为浓厚的阅读乐趣都集中在诗歌上。

但在一九五四年或是一九五五年，我必须得用某种全新的方式，来讲述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男人与女人。有些知识正创造出真实可感的压力，或许就压在我胸口正中——或许就在心脏的右侧。我开始承受小说家的痛苦：听着！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只是不知道怎样用诗歌来表达。其他写作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明白，而我呢，似乎始终是凭借着一只耳朵的天赋吟唱，也就是负责文学的那只耳朵。

于是最初的两份小运气出现了。我病了，几周以来，孩子们只能在“格林威治课后之家”一直待到晚饭时间，但我还没病到不能坐在客厅里的桌前终日书写或打字。我开始写《再见，好运》这个故事，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给写完了。写了那么多。接着是《竞赛》。几个月后，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年轻而衰老》。数年后回想，我明白，我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只耳朵。突然间，写这些故事使得那只耳朵能够恪尽职守，能够记起街头语言，记起夹杂着俄语和意第绪语口音的故乡的语言，那是我早期的人物耳熟能详的语言，也是我唯一讲的语言。两只耳朵，一只倾听文学，一只倾听故乡，对作家而言大有用处。

我把这三篇小说投向浩瀚的出版世界时，事情进展不太顺利。

我一直在阅读当时的小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无论是传统的、先锋的，还是之后的垮掉派，都属于男人。我以前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男孩子（许多小女孩儿读了《汤姆·索亚历险记》，知道她们发现了那个真正的、男孩的自己，这句话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我早已确信，我可能不会去写意义重大的严肃的东西。作为成年女性，我别无选择。日常生活、厨房生活、育儿生活都被一股脑地交到了我手里，这是我的责任，也是好运的开端，尽管我对此一无所知。

在我们暗无天日的地下公寓，在黑漆漆的一天，一个父亲猛地坐进宽大的椅子里，等着领他的两个孩子回家，那两个孩子是我孩子的朋友。就在带孩子离开前，他看向了我。他说他的前妻，也就是孩子们的母亲，我的朋友蒂比，要他读读我写的故事。我很可能说的是：哦，你别放在心上。但他确实放在心上了。两星期后，他又来接孩子们。这一次，他坐在了厨房的桌边（在房间里边充当待客的桌子）。他问我是否可以再写七篇小说，和他读过的那三篇类似就行。他说他要出版这本书，将由双日出版社出版。他叫肯·麦考密克，是个编辑，因此可以说这样的话，并且一定能实现。当然了，出售短篇小说并非一桩充满希望的生意。他建议我接下来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试了好几年。我失败了。）

好吧，那就是运气，不是吗？我说这个并非要贬低这些故事。我勤勤恳恳地写下它们，尽我所能地写得真挚出色。但其他人也是一样，虽然他们并不总能签到合约。

我说那次碰面与出版是小小的运气，并非因为这些事不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它们当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说是小小的运气，只是就它们仅为私事以及仅带来私人乐趣而言。

至于巨大的幸运，那必然事关政治运动，事关你洗盘子时发生在你身上的历史，事关男人们为他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所筹谋的战争。

我是个在运动早期进行写作的女人，那时，忧虑怨恨的小水滴和高贵的愤怒正隐秘、缓慢地汇聚成女性运动的第二股浪潮。我并不知道我的小水滴在这滔天巨浪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有所用处。其他人，比如鲁斯·赫斯伯格，她在一九四八年写了《亚当的肋骨》，还有蒂莉·奥尔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她一直在写小说，比我更清醒，也承受了更多。这伟大的浪潮将在半个世纪后抵达高潮，让男人气急败坏，焦虑不安，但在激烈的碰撞中多少有些进步。

每一位在那个时代写作的女性都不得不在女性主义的浪潮中游泳。无论她怎么想，哪怕是英勇地逆流而上，那也是得到了这一浪潮的支持——浮力，喧哗，盐度。

自从写了《人的小小烦恼》，我就经常离开家。作为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我通过政治工作有了巨大收获。在战争期间，我带着政治任务游历越南，也去了瑞典、俄国、中美洲，看见了中国、智利，并在会议上进行了汇报。因此，在《最后一刻的巨变》和《当天晚些时候》这两本书中，与我同在的一些人不得不和我分享这些旅程。当然了，有些人仍旧很年轻，他们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

其中许多人依然是我的好伙伴，构成了我巨大的好运。有我孩童时期的邻居，有我孩子们小时候的邻居，在儿童的公园或是大人的五角大楼边发生的示威中，在生机勃勃的邻近街区反对海湾战争的游行中，在与我们自身及他人的激烈对抗中，我们保持了对文学和世界的兴趣与积极性，现如今，我们正携手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