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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你的生活，而非其他。
——让—保罗·萨特《禁闭》（1944）
那年春天，我过得十分艰难，和命运苦苦抗争，却丝毫看不到出路
，经常在火车站的自动扶梯上就哭起来。下行时还好，站着不动往上升就糟了，不知从哪里来的眼泪直往外涌。等到了扶梯顶端，感到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得用尽全力才能止住哭泣。扶梯将我向前向上推的那股力，仿佛是我和自己对话的一种有形表达。自动扶梯在出现之初曾被称作“行走的楼梯”或“魔法楼梯”，现在却莫名地变成触发我情绪的危险地带。
坐火车旅行，我总会随身带上许多书读。不过，这次是我头一回愿意翻开报纸专栏，看看记者家的割草机出了什么状况。对我来说，沉迷于这样的琐事就像被麻醉飞镖射中。不读报纸专栏的时候，我最常读的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魔鬼》。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有人爱的，还是没有人爱的，都在加勒比海的蓝天下，躺在吊床上编织着梦想或密谋着什么。所有这些人物中，我真正感兴趣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贝尔纳达·卡布雷拉。这个放荡的侯爵夫人对生活和婚姻都已不抱任何希望了。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贝尔纳达·卡布雷拉经她的奴隶情人介绍，开始食用瓦哈卡的“神奇巧克力”，精神状态从此陷入恍惚错乱。她沉迷于一袋袋的可可和发酵蜂蜜，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裸身躺在卧室地板上，“致命的胀气使她浑身发亮”
。下了火车，在自动扶梯上哭泣的时候，我开始将贝尔纳达视作自己的榜样。肆意涌出的眼泪显然是在敦促我去解读自己的内心，但那一刻，我却更想读些别的什么。
曾有一整个星期，我发现自己不时会盯着浴室里一张名为“骨骼系统”的海报发呆。那时我知道，事情确实得有所改变了。海报上是一副人体的骨架，里面的器官和骨骼都用拉丁文标出名称，海报的标题我此前一直错看成了“社会系统”
。我做出一个决定：如果自动扶梯都能引爆我的情绪，把我运送到我不想去的地方，那我为什么不这就订一张机票，去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呢？
三天后，我把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塞进包里，坐在了飞往马略卡岛帕尔马的航班上，座位是靠过道的22排C座。飞机起飞时，我意识到，置身于天空和地面之间，也有些像在自动扶梯上：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那个不幸坐在我邻座的乘客看上去好像当过兵，现在则过着全年躺在海边晒太阳的悠闲生活。我庆幸的是，这趟廉价航班的邻座是这样一位硬汉，他肩膀宽阔结实，粗壮的脖子上有一道道红肿的晒伤。我并不需要任何人流露出哪怕一丁点儿安慰我的意思。似乎因为我的眼泪，我这位邻座开始疯狂地买起东西，像丧失了自我意识。他把空姐叫来，要了两罐啤酒、一杯可乐伏特加，又单点了一杯可乐，要了一桶品客薯片，外加一张刮奖卡、一只塞满小块巧克力的泰迪熊、一块特价的瑞士手表，还问空姐，航空公司有没有那种调查问卷——填表的人如果被抽中，就可以免费去什么地方度假。这个晒得黝黑的军人把泰迪熊推到我面前，说：“如果没什么能让你开心，这个肯定行。”好像那只熊是一块缝了玻璃眼睛的手帕。
晚上十一点，飞机降落在帕尔马。外面山路陡峭，只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等着载客，而且他可能是一位盲人，因为他两只眼睛里都飘着一层白絮状的东西。他把车开过来的时候，排队的乘客虽然没人愿意承认，但实际上肯定都在担心会出车祸，所以不肯上他的车。我和他讲好价钱后，我们就出发了。我发现他并不看路，而是一边拧收音机的旋钮，一边盯着自己的脚。一个小时后，这位司机开着这辆梅赛德斯，小心翼翼地驶上了一条两边松树夹道的窄路。我们在那条路上好像行驶了很久。他终于开到半山腰了，却突然喊着“不不不”，一脚踩下了刹车。那是整个春天以来我第一次想笑。我们坐在黑暗中，一只兔子跃过草丛，两人一时间茫然无措。最后，为了刚才这惊险的一程，我给了他一笔可观的小费，然后下车，沿着漆黑的小路往上走去。我模糊地记得，这应该是通往旅馆的路。
我走在长长的山路上，下方的石屋子那儿飘来木柴燃烧的气味，有绵羊在山间吃草，不时传来清脆的铃声，铃声间断时，四周一片寂静。置身于如此环境，我忽然很想抽烟。虽然戒烟已很久了，但我还是在机场买了一包西班牙香烟。顾不了那么多了。路边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有一块石头，我在这块潮湿的石头上坐下来，把笔记本电脑夹在小腿间，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下点上了一支烟。
比起在自动扶梯上强自镇定，在松树下抽廉价的西班牙脏烟叶真是舒服多了。当我在生活中无路可走时，实打实的迷路却让我不禁释然。正当我以为那天晚上要露宿山林时，忽然有人喊起了我的名字。接着，我先是听到路上有人说话，然后看到一双穿着红色皮鞋的脚向我这边走来，是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又喊了一声我的名字，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法把这个名字跟自己联系在一起。突然，一束手电筒的光照在了我脸上，那个女人看到我坐在树下的石头上抽烟，说道：“啊，你在这儿。”
女人脸色惨白，我不禁怀疑她是不是疯了。然后我想起来，我才是疯的那一个，因为在这气温已跌至零下的夜里，我还穿着在海边晒太阳的衣服，坐在半山边缘的石头上，她可是来找我的。
“我看见你走到林子里去了。我猜是迷路了，嗯？”
我点了点头，表情大概还是有些迷糊，因为她接着说：“我是玛丽亚。”
玛丽亚是旅馆的主人，她看上去比我们上次见面时老了不少，好像也过得更不开心了。可能我在她眼里也是一个样。
“你好，玛丽亚。”
我站起来说：“谢谢你来找我。”
我们默不作声地往回走，玛丽亚用手电筒指着我刚才错过的那个路口，仿佛一位侦探在为我们两个都不甚明了的事情收集证据。
客人们选择这家
廉价小旅馆
的理由很明确：环境安静，附近有柑橘园和瀑布，房间宽敞，价格便宜，能让人安心休息、平静思考。房间里没有放满饮料的小冰箱，也没有电视，也不提供热水和送餐服务。店主从没在旅游指南上打过广告，小店之所以旺季时总能住满，靠的全是口碑。我第一次来这里住时二十岁出头，当时正用一台史密斯·科罗纳打字机写我的第一部小说，打字机是装在枕头套里带过来的。后来，三十七八岁时，我又来过一次。那时我正在热恋中，随身带了一台
手提
电脑。当时不得不专门为这台电脑买了一个长长的方形包，里面有厚衬垫，还有放鼠标和键盘的格子。我为拥有这台电脑感到骄傲，但更得意的是，我用机场买来的延长线，在任何一个旅馆房间都可以把它安装好，用起来。还记得那是一个八月的下午，天气酷热难耐，我拖着重重的手提电脑，还有其他大包小包，正沿着山路往上走。我穿着一条短款的蓝色棉布连衣裙，踩一双绒面革便鞋，真是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处在幸福中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之前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幸福是一种只发生在现在时态的感觉。我喜欢一边独处，一边想着不久后就能回到爱人的身边，他是我一生的至爱。每天晚上，我都到比萨店旁边的旧式电话亭里给他打电话，手里紧紧攥着一把沾满汗水的100比塞塔
硬币。这些硬币让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声音，我把钱塞进投币口，相信爱情——伟大的爱情永不褪色。
如果说爱情已变得面目全非，无从辨认，小旅馆前面的露天平台却跟我上次来时看到的一模一样，橄榄树下摆放着桌椅，供人们用餐、闲坐。一切都没变，地上仍然铺着漂亮的瓷砖；两扇厚重的木门开向院子，正对着那棵古老的棕榈树；门厅里放着一架擦得锃亮的三角钢琴，很是气派；墙由大块冰冷的石头砌成，刷成了白色。我的房间也丝毫没变，只是这一次我打开满是虫洞的衣橱，看到挂衣杆上那四只变了形的金属衣架时，觉得它们形状上在模拟人们落寞的肩膀。
我开始像往常那么多次独自旅行时一样，熟门熟路地收拾起来。解开电线，小心翼翼地插上有两个插脚的欧洲转换插头——插口有些松，插头似乎随时会掉下来——然后打开电脑，给手机充上电，把随身带的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摆在小书桌上。首先是翻旧了的《爱情和其他魔鬼》，然后是乔治·桑的《马略卡岛的冬天》。乔治·桑在书中记录了她在这里度过的一个冬天，当时陪伴她的是情人弗雷德里克·肖邦和她第一段婚姻所育的两个孩子。我带的笔记本上写着“波兰，1988”。如果说成“日志”或“日记”，听上去可能更浪漫，但我还是愿意把它看作笔记本，甚至法官札记，因为我一直都在为自己不甚明了的事情收集证据。
这本笔记是1988年在波兰记的，我当时在那里做什么？翻看着笔记本，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1988年10月，我受邀去波兰，为著名女演员索非娅·卡林斯卡导演的戏剧写报道，此前索非娅跟戏剧导演、画家及风格独特的电影导演塔德乌什·坎托尔有过多次合作。笔记本上的记录始自伦敦的希思罗机场。我坐在波兰航空公司一班飞往华沙的飞机上，几乎所有乘客都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全部女乘务员都把头发染成了银白色。她们推着小车，给抽烟抽得正起劲的乘客们送来一种“软饮料”（樱桃汁？），用灰色的塑料杯子端给他们，就像厉害的护士在给不太配合的病人送药一样。这一幕出现在我二十年后的一部小说里，只是波兰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变成了从立陶宛、敖德萨和基辅远道而来的护士，她们在英国肯特郡的一家医院里为病人实施一种电休克疗法。
看来，二十年前我就在为这部小说的写作收集素材了。
接下来，笔记本上写着，我坐在华沙的一列火车上，5号车厢71座，开往索非娅·卡林斯卡所在的克拉科夫。在这里，我看到可以出现在坎托尔戏剧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士兵在向三个女人道别：妹妹、母亲和女朋友。他先亲吻了母亲的手，然后亲了亲妹妹的脸颊，最后亲吻了女朋友的嘴唇。我还注意到，波兰的经济正在崩溃，政府已将食品价格上调百分之四十，新胡塔的钢铁厂和格但斯克的造船厂都发生了罢工和游行。
从法官札记中看，我感兴趣的似乎是政治动乱中的亲吻行为。
现在，我在克拉科夫。索非娅·卡林斯卡排演戏剧时戴着两条萨满教风格的项链：一条是云纹绿松石做的，一条是苦艾做的。我注意到，苦艾酒就是用这种药草制成的。古埃及人不就是把苦艾泡在葡萄酒中，用来缓解各种病痛吗？我记得在哪儿读到过，十九世纪初，法国人把混合了茴香和绿茴芹的醇香苦艾酒发给士兵喝，用来预防疟疾。于是，士兵们回国后有了新的癖好，爱上了“绿衣仙子”
。躺在行军床上饱受伤痛折磨、精神恍惚的士兵们或许未必挨过蚊子咬，却肯定被这个扑扇翅膀的小仙子咬过。当然了，这是种比喻的说法。我提醒自己，记得问索非娅项链的事。她那时六十岁出头，参演过欧洲最有名的几部先锋戏剧，包括坎托尔的《死去的阶级》。坎托尔这部戏讲的是一些显然已经过世的人物与人体模型之间的对峙，这些模型让他们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梦想。今天，索非娅有几条建议要讲给那些来自西欧的演员听。
“任何时候，形式都不能大于内容，尤其是在波兰。这跟我们的历史有关：镇压，德国人，俄国人，我们为自己强烈的情感感到羞愧。在戏剧中，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情感，不能模仿它。人们把我的作品说成是‘超现实的’，但在我的作品中，超现实的情感是不存在的。同时，我们创作的也不是心理戏剧，我们没有模仿现实。”
她叫一位年轻的女演员说出想说的话。
“说出想说的话，不是指大声说话，而是指你觉得自己有资格说出内心的愿望。我们心怀期盼的时候总会犹豫不决。在我的戏剧中，我想把这份犹豫表现出来，而不是隐藏起来。犹豫跟停顿不同，它是要把愿望压回去。但如果你愿意正视这个愿望并把它说出来，那么即便你的声音很小，观众也一定能听到。”
然后她提出一个想法。她说，美狄亚这个角色的戏服完全穿错了。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她的衣服应该在肚子位置挖一个洞。索非娅说，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物形象，但演员说台词却绝不能像背诗一样。
我忽然想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索非娅给演员们的建议一直影响着我自己在写作上的探索。内容应该大于形式，是的，对于像我这样一直热衷于形式实验的作家来说，这是一条颠覆性的建议。但对于从未进行过形式实验的作家来说，这条建议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华沙那个士兵亲吻的如果是母亲的嘴唇和女朋友的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于一个从未想过此事的作家，索非娅的建议也毫无必要。是的，没有“超现实的情感”这种东西。索非娅还有一个观点，那让一贯沉着镇定的先锋派都闻之色变：她认为，用冷冰冰的声音，情感会表达得更为充分。至于小说家运用各种策略，展现人物如何压制内心由来已久的愿望——对我来说，这个讲述犹豫的故事本身，正是写作的意义之所在。
我不知道自己来马略卡岛为什么还要带着这本“波兰笔记本”。但实际上，我知道。笔记本封面背侧，潦草地记着两份波兰菜单，那是我请索非娅帮我翻译成英语的：
加了煮鸡蛋和香肠的白罗宋汤。
传统猎人炖菜配土豆泥。
软饮料。
或
传统波兰黄瓜汤。
包菜叶裹肉配土豆泥。软饮料。
二十年后，我把这两份菜单写进了小说《游泳回家》中，这本书尚未出版
。波兰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变身为来自敖德萨的护士，也出现在同一本小说里。但我不愿再想这些事了。我合上笔记本，稍后又把它放在小书桌上，然后重新摆放一通椅子。
第二天早上，我八点钟醒来，听到玛丽亚正朝她哥哥大喊，她哥哥正朝清洁工大喊。我都忘了南欧人是怎样大喊大叫地说话的了，也忘了这里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和狗叫声。山谷里总是传来更多的乒乒乓乓声，那是人们在砌石墙，在修棚屋、鸡舍和篱笆。
还有一种声音，那么熟悉，又那么恐怖，让我直想用手指堵住耳朵不听。下楼去露天平台吃早餐时，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哼——哼——哼”地哭。“哼”声时长时短，那些拖得长长的哭声中透着无尽的悲伤，这让我非常难过。哭泣声来自平台正上方的杂物间，那里存放着扫帚、拖把等物品。玛丽亚正趴在洗衣机上，头埋在胳膊里哭。她看到我走向一张桌子，便背过身去。
十分钟后，玛丽亚用银色的托盘为我端来早餐：盛在小碗里的自制酸奶和黑蜂蜜，几只热的小圆面包，一大杯香气扑鼻的咖啡，旁边配一壶牛奶、一杯泉水——水里放了一片柠檬，另外还有两颗鲜杏。她把早餐一样一样放在桌上，只字不问我在伦敦的生活，我也绝口不提她在这里的生活。我刻意不去看她，但我觉得自己是一名侦探，正在为一些我们俩都不甚明了的事情收集证据。
在这个信仰天主教的村子里，像玛丽亚这样没结婚也没孩子的女人少之又少。也许她有意躲着这些事，知道婚姻和孩子对她最终是一种压榨。不管怎样，很明显她另有计划。她设计了柑橘园的灌溉系统，这家收费不高、安静宜人的小旅馆的内部格调当然也由她打造。如果说这里吸引的主要是独自旅行的游客，那么玛丽亚可能已悄然为人们建造了一处逃离 家庭 的避难所。同时，这也是她的家（哥哥嫂子另有住处），只是这个家不完全属于她，因为所有财务问题都由她哥哥处理。尽管如此，玛丽亚还是在努力过着一种剔除了妻子和母亲日常职责的生活。
我咬一口甜甜的橙红色杏肉，想起一些女人，那些在学校操场上和我一起等着接孩子的妈妈。既然做了母亲，我们就都变成了影子，被生孩子之前的那个自己一路紧追不放。我们推着婴儿车走在英国的雨中，那个独立的、凶巴巴的年轻女人跟在后面大喊大叫、连连指责。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想反驳几句，又解释不清。我们不仅仅“有了”孩子，而且变得面目全非，自己都没法理解：沉重的身体，鼓胀的乳房，在激素的控制下，时刻准备好满足孩子的需要。
女性的生育与妊娠不仅仍然深深吸引着我们的集体想象，而且已经成为一座圣殿……母性在今天浸透了宗教情感的遗存。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今天的母性》（2005）
母亲是全世界都极力想象的 那个女人 。世界对我们活着的意义抱有充满怀旧色彩的想象，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也怀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规定了母亲应该 是什么样子 ，且极力想符合那些要求，为此吃尽苦头。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社会系统想象出来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母亲”其实是一种妄想，世界爱这一妄想超过爱母亲本身。尽管如此，揭穿这个妄想还是让我们感到内疚，担心我们为自己和心爱的孩子所造的壁龛，会坍塌在我们沾满泥水的运动鞋旁——这鞋子可能是在遍布全球的血汗工厂里，由可怜的童工缝制的。这情况有些难以理解，因为在我看来，男性世界及其政治格局（从不利于儿童和女性）实际上是在嫉妒我们对婴孩浓厚的爱。和一切与爱有关的事物一样，孩子让我们感到极其幸福；当然，孩子有时也会让我们难过，但从不会像二十一世纪的新男权政治这样让我们备受折磨。它要求我们既被动又有雄心，既有母性的慈爱又要保持旺盛的性欲，既要无私付出又要感到满足——我们要成为 无所不能的现代女性 ，同时还得承受经济和家庭方面的种种羞辱。如果说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在为这样那样的事而感到内疚，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学校操场上，我遇到一些女人，她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很奇怪。她们像小孩一样说话，但又不像孩子们实际说出来的那么有趣。比如“叹息”“呻吟”“微笑”“极好”“欢呼”“蔬菜”“抽鼻子”这些词，每个词词尾都会加上一个“i”的音。她们还刻意跟工人阶级的妈妈们——她们口中的“渣浮青年”——保持距离。那些妈妈不像她们那么有钱，教育程度也没有她们高，更爱吃巧克力、炸薯片和类似的好吃的。她们这样说话：“哦，天哪，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相比之下，我确实认为这样的词语更令人兴奋：
哦，天哪
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
如果说“哦，天哪”是威廉·布莱克
附体，那么词尾拖上个“i”这种说话方式，与其说显得人成熟，不如说低幼。我听着那些妈妈的谈话，一时有些恍惚。我知道，为了扮演好
社会系统
下的这个新角色，我们都已精疲力尽。这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看起来怪怪的。
当时我正在读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书，她的原话如下：“在男性意识主导下产生的制度里，女人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其内部一员。”这让人感到别扭。我越来越觉得，母性本身就是男性意识主导下产生的一项制度。这种男性意识其实是一种潜意识，它需要做了母亲的女性配合，压制自身的欲望，而满足配偶及其他所有人的欲望。我们试着压制自己的欲望，结果发现自己在这方面颇有天赋，于是投入大量精力，为自己的孩子和男人打造一个家。
房子意味着一家人的住所，它专门用来安置孩子和男人，以限制他们内心的任性，让他们不要总是想着冒险和逃离，那是他们从来就有的渴望。处理这个问题最大的难点在于考虑那些基本的，也是完全可控的方面：如何同时为孩子和男人提供一个中心点。女人将此看作一栋房子所意味的最大挑战……女人布置的房子是一处乌托邦。她忍不住要这么做，不是用幸福本身，而是用对幸福的求索，去吸引自己最切近、最亲爱的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1987）
没有人比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得更残酷或更仁慈了。在我读过的所有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或哲学著作中，杜拉斯的说法最为鞭辟入里。玛格丽特戴着大大的眼镜，有着强大的自我。强大的自我帮她将那些关于女性气质的谬论踩在脚下碾碎——她的鞋底可还没有她的眼镜大。在还没喝到太醉的时候，她总能腾出脑力继续发力，踩碎新的谬论。奥威尔说，纯粹的自我中心是作家的必备品质，那时他也许并未将女作家考虑在内。即便是最不可一世的女作家，也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建立强大的自我，助她顺利地度过一年的头一个月，更别提还得一路挨到十二月。我听到杜拉斯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自我在对我说话，穿越每一个季节，对我不停地诉说。
男人和女人究竟不同，做母亲和做父亲很不一样。做母亲意味着一个女人把她的身体全部交给孩子，或孩子们；孩子们在她身上就像在山上，在花园里；他们吞没她，击打她，睡在她身上；她任由自己被吞没，有时因为孩子们在她身上，她反而才能睡着。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在父亲身上的。
但也许女人在做母亲和妻子的过程中隐藏起了自己的绝望。也许她们的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合法领地。也许她们年轻时的抱负，她们的力量和爱，都顺着伤口流走了，而那些造成伤口的伤害，其由来完全合法，她们因此没有理由拒绝承受。也许就是这样——女人与殉难相伴而生。有些女人完全满足于炫耀自己的才能，比如带孩子做游戏的能力，比如厨艺和美德等，这样低微的女人比比皆是。
——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1987）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意思是，女人与其说是神秘幽暗的大陆，不如说是明亮的边缘地带？如果母性是女性唯一的能指，那么我们知道，自己怀中的婴儿，只要身体健康并得到精心的照料，终究会离开我们的怀抱，去见别人。去见另外一个人，去见识这个世界并爱上它。有些妈妈会发疯，因为正是孩子们爱上的那个世界让她们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生活在女性概念的边缘地带并不舒适，在孩子身上寻求庇护则同样不明智，因为孩子们总是渴望闯荡世界，去见别人。是的，曾经很多次，我把女儿们唤回来，帮她们拉上外套的拉链。但是我知道，她们宁愿自由地跑开，受点儿冻也无所谓。
有人说，我拒绝承认母性本能和爱有任何价值。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要女人们真实、自由地去体验这两者。实际上，她们常常以此为借口，在其中寻求庇护，却发现当心灵的感情耗尽时，避难所已变成了牢笼。
——西蒙娜·德·波伏娃《时势的力量》（第三卷）（1963）
我开始将操场上那些说话拿腔捏调的女人看作一副副骨架，只不过这些骨架穿着颜色淡雅的羊毛开衫，扣子上缝着亮闪闪的小圆片。而那些说着“哦，天哪”的女人则是穿着运动服的骨架。社会系统如法医一般将操场上的女人愚蠢地划分为富有的骨架和贫穷的骨架，我们在其中都感到很不自在。
我认识一个眼睛特别小的妈妈，那些拿腔捏调的女人如果看到她，肯定会说那是“像猪一样的眼睛”。并不是说她的眼睛真有多小，而是眼窝特别深，眼睛恨不得躲进脑袋里不见了似的。每次在操场上见到她，我都刻意不去看她的眼睛，但又总是忍不住。那对极小的窥视孔有时会躲开我的目光，通常是在她语气坚定地说起自己丈夫的时候——必须说明，是“通常”。据说，她那位魅力非凡但盛气凌人的丈夫是她此生的至爱。实际情况是，他的爱让她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记得当时我在想，是的，永远不要把恨误当作爱。
她好像在模仿男性意识的声音，但又没有权利把这个声音变成自己的——她用这个声音告诉自己，她不想迁就笨人（就是我），她代表着特定的价值观。最令人不解的是，她需要在丈夫几乎不参与的情况下抚养孩子，却自觉因为有丈夫的存在而有权嘲笑操场另一边的单亲妈妈，对她们评头论足。她运用腹语术一般，悄然搬用了丈夫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不仅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可以说过于疯狂。她的确不怎么讨人喜欢，我开始把她看作一个政治犯了。她的眼睛恨不得躲进脑袋里不见，可能是因为她不想看到她所盲从的这个现实世界也许终将害死她。
那么我自己的眼睛呢？我的眼睛在自动扶梯上迅速涌满泪水，丝毫不想去看生活中那些糟糕的方面。可是，哦，天哪，它们不知道该往哪儿看。
我当然没有在看玛丽亚，她背对着我，正在扫院子。
我决定去村子里的商店看看有没有纯巧克力，就是令马尔克斯笔下那个不忠的妻子贝尔纳达·卡布雷拉陶醉不已的那种。没想到竟然找到了。在我面前，和其他常见糖果摆在一起的，正是一块“特醇黑巧克力”，可可含量99%，成分：可可，糖。包装纸上甚至印着警告，说这种巧克力“纯度极高”。这家食品杂货店的主人是一个颇有气质的中国人，来自上海。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总是坐在柜台后面读书，玳瑁眼镜在鼻梁上半滑落下来。我们客气地稍加寒暄：你好啊，是的，这个季节游客不多，没错，冷得很，天气预报说甚至可能会下雪。他问我，今天打算怎么安排？说话时，我发现他头上已有缕缕白发了。
我说打算走路去邻村，看看乔治·桑和弗雷德里克·肖邦在1838年到1839年的那个冬天住过的修道院。
他笑了一下，但更像扮了个怪相。啊，乔治·桑，马略卡岛的人们可不喜欢她。她穿着男人的衣服，说岛上的人们更喜欢自己养的猪，而不是人。不，乔治·桑可不是一个他愿意坐下来与她共饮一杯的女人。我笑了，自己也不知道在笑什么，或笑谁。我把买巧克力的钱给他，想了想，又给玛丽亚也买了一块含99%可可的巧克力。
乔治·桑（真名阿芒蒂娜·奥萝尔·露西·迪潘男爵夫人）白天需要吸大雪茄才过得去。住在天主教加尔都西会阴暗的修道院里，她应该更需要抽雪茄了。这里的花都枯萎了，壁龛里摆放着受难圣人的木质雕像。带着孩子们和情人住在这里，未免叫人觉得有些不吉利。旅游手册上说，她除了在修道院租房子别无选择，因为肖邦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没人敢为他提供住处。我很佩服乔治·桑，她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努力地保持乐观，不为孩子们过度担心，还穿着肖邦的裤子继续伏案写作，而不是徒然地浪费生命，为自己的遭遇痛哭流涕。心里想着这些，我步履轻快地走出修道院，穿过杏树林，向山崖那边咆哮的大海走去。
海浪撞击着岩石，冷风中我的手指几乎冻僵了。我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应该是在等待一个启示，重大、深刻、令人震撼的启示。可是，什么都没发生，毫无动静。然后，我忽然想起浴室里那张海报，题为“骨骼系统”，我却看成了“社会系统”。接下来出现在脑海中的，是旅馆门厅里那架沉默的钢琴，一架每天都擦得锃亮，却从没有人弹的钢琴。不知为什么，我对那架钢琴念念不忘，它牢牢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实际上，那天早上下楼的时候，我还刻意不去看它。此刻，想着自己曾心怀渴求的一切，我不禁笑出声来。听着自己残忍的笑声，我只想死。
那天晚上，我向玛丽亚那个一脸凶相的哥哥多要一床毯子，好在寒冷的马略卡岛再熬过一夜，他却装作没听懂我的话。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木柴燃烧的烟味，显然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炉火。唯一一家在这个季节还开着的餐馆肯定也在房间后面点了火堆，于是我向餐馆走去。女侍应过来告诉我，我一个人占用三人桌是绝不可以的。我从玛丽亚的哥哥那里学到一招：装作听不懂她的话。不远处坐着一对德国夫妻，他们戴着同样的帽子，穿着同样的外套和便靴。这对夫妻见状，临时当起了翻译，先是把女服务员的话翻译成德语，后来又翻译成葡萄牙语，最后那种语言听起来好像是俄语。我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冲恼火的服务员和热心的外语专家不耐烦地点点头。忽然，我发现那位中国店主也在餐馆里坐着。他朝我挥挥手，向我的三人桌走过来。
那么，我仍然认为马略卡岛的人们遇到像乔治·桑这样一个淫荡无礼的女人是幸运的吗？他问我。
我说是的，这里的人们遇到乔治·桑是幸运的，我遇到他也很幸运，因为我眼看着就要被服务员从火堆边的位置给拖走了。他坐下来，解释说，即便乔治·桑来自法国，那里烹饪方法精巧，人人都用黄油做饭，但嘲笑农民用便宜的食用油做饭，这是不对的，桑却那么做了。他平时说话有西班牙口音，但说到这里，中国口音却流露出来。他的声音仿佛突然从高空跌落一段距离，像飞机飞行时气流引发了颠簸。我请他跟我在这张三人桌上一起喝两杯。
一开始，我们聊起了汤，他说几乎都忘了中国汤是怎么做的了。很多年前，他登上一艘船，离开上海，去巴黎一家卖鱼的店里工作，那年他十九岁。他在巴黎第十三区的出租屋既是客厅也是卧室，屋子里永远弥漫着一股虾蟹味，因为他大多数时候都用这两样食材做饭。房东对此很困惑，说房间里尿骚味不散——仿佛那是巴黎的标配。欧洲神秘而疯狂，他需要学会一门新的语言，挣出自己的房租。但这是别样生活的开始，他每天都过得兴致勃勃。现在，他向游客售卖意大利比萨饺和德国鲜猪肉香肠，比以前有钱，可他困惑的是，此外还有什么盼头呢？我觉得他这是在问我，但我不想回答。他抿了一小口酒，把杯子认真地，甚至一丝不苟地放在桌上，然后抬起手，伸出两个手指，轻快地碰了碰我的胳膊。
“你是作家对不对？”
这个问题不能照字面理解，因为好几年前我就瞥见他在柜台后读我的一本书了，当时柜台上摆着一些渗出水珠的奶酪。他知道我是作家，所以我在想：他真正想知道的究竟是什么？我感觉，他想问的其实是别的事，而我一直在追问自己的也另有其事：对于自己为什么总在自动扶梯上流泪，我仍毫无头绪。所以当他说“你是作家对不对”时，浴室里那张骨骼系统的海报又一次浮现在我脑海中。我不确定自己的骨骼系统是否在社会系统中找到了自由行走的方式，因为事实证明，晚上独自来到一家空荡荡的餐馆，找个好地方坐下而不被赶走，就已非易事了。如果我是乔治·桑，我就会把雪茄烟头往地上一扔，找张六人桌一坐，然后理直气壮地点一份烤乳猪，再来一大壶最好的红葡萄酒。不过，这种戏剧化的场面并不是我想要的。前一天半夜里走进树林，那实际上才出自我的本意。迷路确实是因为错过了通往旅馆的路口，但我想这错过是有意的，因为我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仍然没有回答那位中国店主的问题：“你是作家对不对？”那年春天，我过得十分艰难，完全看不到出路，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说不出“对”或“嗯”，甚至不能点头表示肯定。我大概是为自己那一刻的想法感到尴尬吧。总之，答案会很长，大致是这样：“当一个女作家护送一位女性角色来到她文学探索（或森林）的中心，而角色的身影开始占据这个地方时，她必须找到一种语言，让自己学会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妄想，同时要弄清楚社会系统起初对她施加影响的种种机制。着手做这件事时要十分谨慎，因为作家自己也会生出很多妄想。实际上，最好从一开始就保持与众不同。学着成为作家已经很不容易，学会成为主体则更是令人精疲力尽。”
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些想法连缀在一起，而且心里还有一部分意志，叫我不愿在这些事上再停留哪怕一秒。于是我停止思考，让想法悬在半空中，就像撞向岩石前的海浪。我仍然没有回应中国店主的问题。
他又碰了碰我的胳膊，然后往我杯子里添了些酒。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散发善意。他在向我发出邀请，我能感觉到，他想听的是详细的叙述，只回答“对”或“不对”肯定远远不够，“嗯”一声或耸耸肩就更不行了。我想，告诉他自己在自动扶梯上哭的事也没什么损失。
他说，你看，你知道我会说西班牙语，也会说法语，不过我的英语不太好。你会说汉语吗？
不会。
法语或西班牙语呢？
也不会。
你们英国人怎么一门外语都不会？
没错，我说，可是你知道吗？我也不是纯粹的英国人。听到这话他吃了一惊，那个两眼放着凶光的女侍应正在附近偷听，她看上去也大吃一惊。当然，接下来，他就问我是在哪儿出生的。我开始用英语跟这个中国店主讲起我的出生地，但我也不确定，你现在即将读到的这些记述，我当时是不是都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