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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睡好觉。或者说，我根本就没睡着。在安德烈亚斯的档案里和我自己的档案里，到底写了些什么？那里头能写些什么呢？东德的安全部把我做的匿名举报查出来了吗？算到我的头上了吗？我是用我的打印机打的那份检举信，艾丽卡牌的，这个牌子的打印机在东德有好几千台。安全局的人能把检举信上的字跟我的这台打印机的字对上号吗？我的博士论文可就是用这台打印机打出来的。还有，我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申请看我的档案呢？如果安德烈亚斯的档案里放进了关于举报的材料，我的档案里肯定也有。其实，蕾娜一提想申请翻阅安德烈亚斯的档案的时候，我就应该立即申请去看我自己的档案。哎呀，我的脑子长到哪儿去了？
也就那么几个问题，不多，而且，我很快就明白，每个问题我都找不到答案。可是，我就是摆脱不了这些问题，他们就像揉碎了的音乐，像在耳朵里蠕动的虫子，响个没完。档案里写了些什么？我为什么用自己的打印机打了那封检举信？我为什么没有申请去读自己的档案？过了一段时间，折磨我的，还不仅是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答案，而且是这些问题没完没了地返回，周而复始，盘旋不绝，赶也赶不走，停也停不下来，怎么都摆脱不掉了，无法自我了断，自我排拒。
就像疼痛，一跳一跳地痛。有时候，下一阵痛感还不马上来，忍了一会儿后，以为疼劲儿已经过去了，但疼痛只是推迟了而已，再来的时候，跟上一次一样痛，不对，还更痛，因为人没有对它做出防御，没有为了跟它对抗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这一夜，我在床上不停地翻来覆去，要不就把灯打开，要不就起身，把窗户打开又关上，要不去趟厨房，给自己煮一杯茶。有那么一小会儿，这些问题会消失，我觉着，我终于摆脱了它们。可是，它们又杀了回来，一次次地，没有答案，没有意义，折磨着我，跟之前一模一样。
随着晨曦微露，情况变得稍好一点。痛也好，忧也罢，已经把人通宵折磨过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也稍稍可以应付了。我去忙我每天该忙的那些事务，退休后，我还继续提供咨询的一位客户，他的服务器出现了问题，我利用上午的时间帮他解决了。下午，我出门散步，碰巧遇到了旁边那栋楼里的一位寡妇，她七十来岁，还散发着情欲灼灼的风采，挺招我喜欢，她对我也有好感，我们俩在街边的咖啡馆坐了坐。直到一个念头钻进我的脑子里，强迫我试想，各大报纸上登了这样一条报道：东德的控制论和信息论奠基人，实乃史塔西的特务。这位女士会做何反应？她来自西德，有着西方人那种憨傻的看待善恶的眼光。
哎呀，不会的，我没有那么重要显赫。今天，谁还会对东德的控制论和信息论感兴趣啊？话说回来，如果蕾娜为了把她的项目搞出名，非得围绕我这个人弄出一个丑闻的话，她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制造这桩丑闻的。这么一个丑闻能搞多大？能比在《法兰克福汇报》或《南德意志报》上登一篇文章搞得更大吗？我无法想象事情会发酵到这等程度，然而，这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都超过了我能想象的范围。
之后，我又回到了家里，等着蕾娜来电话。那些问题不再像只虫子似的在我脑袋里爬来爬去了。可是，就像一个人总忍不住要用舌头舔口腔溃疡的地方，要摁摁那个地方，直到又有了痛感，我的脑子也总忍不住要往蕾娜和她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上想。如果她发现了什么，又会怎样呢？
这个晚上她没有来电话。她是第二天晚上才来电话的。她一说话，就仿佛她跟我面对面坐着，口气客观、严厉、冷淡。她想跟我谈话。她会在第二天吃过午饭后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