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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娜的项目获批了。她从采访开始做起。我给她讲述了东德时期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开创史，讲述的快乐远大于我的预期。两德统一后，研究所关闭了，我的一生献给了东德的电子发展事业，随着研究所的关停，我的人生也变得毫无价值。在几次采访中，我意识到，当年我们用多么可怜的经费进行了多少小抗争啊。对我的工作，我完全可以充满自豪。
我跟我的研究所一起被扫地出门。安德烈亚斯和其他同事转到了另外的国家研究所，干了几年后，都提前退休了。鉴于我的所长职位，我被定性为跟东德体制走得过近，这样一来，我在国家研究单位继续任职的可能性就为零了。接下来，我当了个体户，做系统咨询，干得相当成功，因此，我今天可以很好地享受退休生活，拥有一个人安度晚年所需的一切。我本来是可以拉上安德烈亚斯跟我一起做咨询的，但是，残酷的资本主义竞争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我们最美好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怀抱过短暂的希望，以为柏林墙修起来后，我们将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宽广的文化开放性、更多为科学技术带来革新的资源和动力。不久前，我读了一本关于硅谷的书，那种在车库里开创科技未来的氛围我们这里也有过。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可以给整个规划来场革命，让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都不用赶上资本主义，而是无须追赶，直接超越就得了，乌布利希发出的讽刺说辞，在我们听来不仅不奇怪，反而充满预言性。
在研究所里，我的大量工作涉及的是规划部署和组织管理，落后的技术设施，资金的不足，还有人事。我们第一拨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从全国亲自组建来的，从学校、高校、企业里精挑细选的，如果部队里或工程兵团里有人才，我也死抓不放，直到把他调到我们研究所里来为止。安德烈亚斯和我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人的项目——对化学合成物进行分析。我们先是只借助计算机做辅助支持，随后由计算机独立承担工作。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不知多少日夜。直到党支部书记插手进来。他说：在控制论和信息论领域我们应该向苏联学习；我们应该放弃这些俗里俗气的人工智能的把戏；我们的研究应该跟工业联手，为工业服务。
我们暗中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到了七十年代，我们在一家美国刊物上读到，美国人也在进行跟我们类似的科研，但也没有领先我们什么。可他们的预算开支比我们的高，他们的计算机比我们的大，仅这两项就足以让他们把我们甩到身后。
我还记得，安德烈亚斯和我大醉一场，把我们的项目给埋葬了。那是过完圣诞节后的一个星期四，苏联军队开进了阿富汗，那天天气尚暖，我们在共和国宫吃过饭，在蒙碧月公园的长椅上共饮一瓶烈酒，直到巡逻的警察把我们从公园轰走，赶我们回家。我们既自豪，又恼火，既愤世嫉俗，又怂，还加上郁闷与悲伤，我们两人心贴着心。无论多少梦想会破碎，无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前途多么艰辛，无论在我们的国家生活被挤压得多么微小和局促，我们还有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