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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达成一项协议。我承诺跟她合作，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出于对安德烈亚斯的尊重，她必须放弃翻阅档案的意图。她不情不愿，最后还是同意了。对我进行数次采访绝对要比查阅安德烈亚斯的档案得到的信息多得多。
我很高兴。我抢救了安德烈亚斯和我的友谊。没有任何东西能往我们友谊的画卷上抹黑。我干过的事，将一如既往地定格在那儿：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原谅，走错的一小步，是我们友谊中的一段弯路。
而且，我实际上干的又是件什么事呢！就算到了西德，安德烈亚斯也不会幸福的。他是一个喜欢舒适的人，关心他人，爱宅在家，简直就是为民主德国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而生的，在这里，人们要的，不是金钱和荣耀，而是家庭和朋友、公寓房和度假屋、一本冷静的书或一场怪诞的电影、一个在剧院或音乐厅度过的夜晚。而且还有宝拉呀！他们两人在他策划叛逃前刚认识不久，那时我还看不出来，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但他们居然就是。他出狱后没几个星期，他们就结婚了，这是我见过的最贴心、最快乐的婚姻。他们的婚礼我一直难忘。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星期天，婚礼上有被这场闪婚搞得猝不及防的双方父母，他们为孩子们的前途忧心忡忡。宝拉的大学同学和女朋友们情绪激动，有穿斜纹工装裤的，有穿衬裙的，有带小孩的。安德烈亚斯在工厂的两个同事也来了，神情莫测，身着深色西装，他们的太太都留着一头耀眼的金发，发髻梳到脑后高高挽起。婚礼上有驰名东德的小红帽牌起泡酒，后来又上了啤酒，配俄罗斯沙拉和小肉肠——一切尽如人意，我们大家都跟我们的生活及国家达成了和解。我是伴郎。
在西方，安德烈亚斯其实是不可能幸福的，他的出逃没有成功，对他而言乃是福祉。当然，还有一种更美好的假设，就是他自己自觉自愿地放弃了。在法庭上，他说，他放弃了出逃的打算，终止了行前的筹备工作，只是还没有把蛛丝马迹清除干净。可是，警察找到了他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大量对出逃的渴望、为出逃进行的各项准备，偏偏没有任何终止计划的言说。法庭对他的说辞不予置信。此外，我们研究所即将成立、他将可能被任命为所长等种种，作为他会留下来的理由，在法庭上也不能成立。他本人对这些安排是一无所知的。其实，从道理上讲，我也应该对此一无所知，但谁让我当时的女朋友是科学院院长的秘书呢？我现在并不想强词夺理。当年的出逃事件要是没有我在其中起了作用，而是他自己没搞成，当然是更理想的状况了。或者试想，是另一个人向警察打了报告，说安德烈亚斯在他的车库里组装了一辆潜水摩托，企图越过波罗的海出逃，这也要好得多。当年是我向警察做了匿名举报，但没有引起安德烈亚斯的怀疑，原因是，我是通过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准备了一辆水下摩托，其他人也完全有可能偶然获悉。他的车库大门的电子保险设备被一场雷雨烧坏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车库的门都没上锁。
我至今都不得而知，他当年是否真的愿意留在民主德国。当一切都过去了，我向他问及此事时，他只是耸了耸肩道：“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当年叫了警察，是因为我想把他留住，是为他着想，另一层原因是，我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我一有时间就去监狱探望他，只要我能办到，立即就把他安置到了研究所里来。他个性太强，跟人合不来，只要我能做的，我都尽可能地照顾他。我认为，如果我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都加倍补偿给他了。
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出现在他的档案里。作为他的同事，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安排了一个线人暗中监视他，那么，这个人也自然会去汇报我的情况及我跟安德烈亚斯的友情。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被指认为那个匿名的举报人。也许，我根本就不用惧怕蕾娜有一天会读到安德烈亚斯的档案。在任命我为研究所所长的那天，要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没有谈及，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在阶级斗争中的可靠性，这该有多好，这样我就完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