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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我们的友谊不仅仅继续活在我的思想里。我见证了安德烈亚斯的女儿蕾娜的出生，我是看着她一天天长大的，还挺喜欢她。安德烈亚斯的太太宝拉去世得早，我常去看望安德烈亚斯和他的两个孩子托马斯和蕾娜。而且，他每次从巴伐利亚回到柏林，蕾娜也经常在场，她留在了柏林生活。我和安德烈亚斯去散步，之后跟蕾娜共进晚餐，有时，我们和蕾娜一起去散步，之后安德烈亚斯和我一起去吃晚餐。安德烈亚斯去世后，蕾娜和我有时会约着一起吃晚饭，或一起去听场音乐会，要不就一起散步。起先是我给她打电话，但没过多久，她也开始打电话约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安德烈亚斯也总是多多少少在场，一起享受我们的友谊。这是种无须担惊受怕的、天真无邪的、充满安全感的友谊。
这一切的终结始于蕾娜的一个念头，她想去档案馆查阅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留下来的安德烈亚斯的档案。我试图说服她不要去查。我们不是读过关于前史塔西工作人员的报道，他们在安全部里工作，都是些丝毫不值得信赖的家伙吗？我们不是读到过，这些档案文件很不可信吗？为了让东德的干部个个都显得积极努力，档案里记录了一大堆告密者和被监视的人压根就没说过的话和没干过的事。我们不是还读到过，查过档案后发生的控诉和开庭，并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破坏了很多人际关系吗？尤其是，假如安德烈亚斯想查看他在史塔西的档案记录，他自己不早就去查了吗？蕾娜是不是应该尊重父亲的意愿呢？
然而，我的提问和劝告却使她更加心意决绝。今天，人们对曾为受害者这件事意趣甚浓，这实在古怪，仿佛这是一项荣誉头衔，证明了一个显赫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一事无成，他至少希望当个受害者。身为受害者的人，受过恶势力的折磨，因此，他自己肯定就是没有作过恶的；身为受害者的人，别人已经十分对不起他了，因此，他本身就是清白无辜的。蕾娜是个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她自己没能充当一名受害者，那么，她至少愿意当一个受害者的女儿。这话听起来多棒：“我父亲因为他的政治信念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虽然还能接着做数学家的工作，但不断地处于被监视的境况。”
我安慰自己，她想去查阅安德烈亚斯的档案几无可能。一般情况下，去世了的人的档案是不对外公开的。作为儿女，人们可以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查阅档案，但必须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他们必须通过档案资料方能对东德政权的某些事件或措施进行分析整理。为此，他们必须为查阅档案的兴趣点做出合理说明，而蕾娜能拿得出什么合理的说辞呢？
安德烈亚斯是位数学家，跟我一样。柏林墙建成后，他曾经尝试逃离东德，被抓住并判了刑，蹲了四年监狱后，还在工厂里劳教了一年，才到社会科学院上班。他是一名十分出色的数学家，没他这个人才是不行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二人都是民主德国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新星。东德在这个领域里开展的研究和取得的成就，是要归功于我们的。因为他叛逃未果的污点，他无法担任控制论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只好由我来担任了。但是，在他回到研究所后，我在诸多方面提携了他，而且我认为，那些不对他开放的领导职位，他反正也无法胜任。在监狱里和工厂里过了那些年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不再有规划和设计未来的愿景了，而是喜欢安安静静地做他的科研工作。这些工作他做得十分卓越，他发表的论文甚至在国外都给我们研究所带来了声誉，当然，按照东德的做法，论文都要多人共同署名的，这些论文发表的时候就署了他的、我的及研究所的名字。
东德政权的哪些事件或措施，非蕾娜去查阅安德烈亚斯的档案而不可厘清呢？她能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去申请查阅这些档案呢？
她想查阅档案的申请后来也就被拒绝了。可她就是不死心。跟她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她大学里读的是历史和哲学，在工作上，她也跟她那一代人差不多，鉴于东德的身份背景，没得到固定职位，经常是从上一个项目跳到下一个项目，有了半个职位做半年，下一回拿到四分之一个职位再做三个月，挺可怜的。她对此很厌倦，想做她自己的科研项目。她想立个项，从科学史的角度研究东德控制论和计算机学科的初创时期，与此同时就能接触她父亲的档案了。她找到一位同事，此人毫无数学能力，能力全在于能折腾，两人联手向一家基金会申请科研资助。这个项目恰恰要研究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在东德的政治功用，不仅如此，还要研究这个学科的创始人的政治意图，对活着的创始人进行采访，对去世的创始人，要查阅史塔西给他建立的档案。蕾娜在把项目申请书递交给基金会之前，还一本正经、恭恭敬敬地问我，能否把我的名字写进申请书，并注明我同意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