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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的朋友安德烈亚斯，我根本不想告别。在他去世前的那些年，我也只是过好一阵子才能跟他见上一面。他退休后去巴伐利亚租了套小公寓，他的儿子托马斯住在那里，而我呢，还继续住在柏林。我们有时一起在巴伐利亚徒步，有时在柏林马不停蹄地听音乐会、看歌剧；还有的时候，我们俩在中间地带相约，去看卡塞尔文献展或者去拜罗伊特音乐节。只要我们在一起，日子就是美好的，既热闹，又熟悉。我们俩是发小。

他过世后，他在我生活中的情形也没有改变，或者说，他不在我生活中的情形也依然如旧。我还是跟他进行着两个人的对话，好像这种对话起着过渡的作用，架起一座桥，通向我们下一次的重逢。如果说，在安德烈亚斯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有些担惊受怕，生怕我们的友谊会突然被一个包袱压垮，如今，跟过世的安德烈亚斯对起话来，我就毫无心理负担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出人意料的情况，会冒出什么新发现，或哪天来场曝光之类的事。我们重回童年，我们又变成那两个小孩子了，我衷心祝愿，在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中，我们的友谊会永远保持下去。

这倒不是说，假如冒出曝光这种事情，我们的友谊就经受不住考验。我对他干过的那事儿，我当然是不以为荣，甚至反以为耻的，不过呢，也许对此我也未必非要感到羞耻不可，因为，我做的那件事儿，是个人都有可能会去做，当然，我要是没做过那件事就更好了，但也说不定，安德烈亚斯会理解我、原谅我。有些东西会给人生造成不幸。其实，我还不是跟他一样，同为受害者嘛。本来我很肯定，安德烈亚斯会这么说的，他还会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如果我们俩正在路上走，我们就会这么走上一段，别无他话，只是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然后呢，他会笑起来，是他那种通晓世理的友好的笑，随后聊起别的话题来。

为什么我会担心被曝光，尽管我完全没有必要担这个心？还有，假如我向安德烈亚斯说出当时发生的事，一切不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吗？其实，我每次都本打算跟他说出来的。可一等我们聚到了一块儿，就总缺乏恰当的理由，正好要在此时此刻开始说那事儿了，可那件事儿实在是太久远了，要往回追溯太多，跟我们在一起的氛围和正在聊的事全都不搭。头一次见面时，我没能说出口，到了下一次见面时，我还是说不出口——干吗非要这会儿说这个呢？这么一拖再拖，就过去了数年，至于我为什么要对自己不必担惊受怕的事情总是担着惊受着怕，我也不清楚。也许，因为担心安德烈亚斯对此会不予理解？可我就能理解当年的事态为什么会这么发展，而他呢，他其实对我能理解的事物也总是理解的。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反正担惊受怕过，我这个怕啊。安德烈亚斯去世后，我就放下心来，知道不必再忧惧了。我不相信人死后会有来生，安德烈亚斯在这个世上没有获知的，到了天堂或地狱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友谊将持续下去，在他生前，我们的友谊就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现在，它也活在他过世后的日子里和我的心里，况且还涤清了恐惧。安德烈亚斯的死是安慰人心的，不是令人不安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要跟他告别呢？ jD+zbR32llYRBM9vFQEQMuW/UUkvIVyP+YB0J/iSEnhFRyk4AiIxnZmhje67ii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