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今，当我再一次阅读《牛虻》的时候，就会被其中所阐释的人性内涵而感动，也就是说，我对这部作品的主题阐释进一步升华了，这不仅是小说本身在书写过程中有意识或是无意识传递出来的思想，也是我在“误读”中发现的新的主题阐释——贯穿小说始终的人性描写才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它让我对长篇小说“三元素”（亦是红黄蓝“三原色”）的次序进行了重新调整，即以往我是以“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为顺序排列的，而2020年以来的世界性大瘟疫的到来，彻底颠覆了我对长篇小说审美三元素的次序排列，我将“人性的”红色元素置于第一位了。因为污秽与血的悲剧，是每一个大变局时代折射出人性的最不可或缺的元素，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事件，往往就是通过红色的血来书写的，它是最能够体现描写对象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思想内涵的元素。从这个角度来重读《牛虻》，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更有深度的主题思想的表达。

毋庸置疑，在这部“革命加恋爱”蓝色基调的作品中，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革命者的英雄主义的“典型性格”上，艰苦卓绝的苦难磨炼，使他成为年轻人的榜样，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他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应合了当年许许多多向往自由的青年人的崇高理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正是对小说《牛虻》的最好阐释，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创作方法和理念也是沿着这条路径走下来的，只不过其信仰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

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正如小说中引用莎士比亚的那句台词一样：“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牛虻对琼玛那种近于病态的炽烈爱情，你就会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是建立在“革命加恋爱”的双重悖论中的道理。这正是其他“革命加恋爱”小说中，人物总是以“平面人物”出现，而鲜有“圆形人物”的真正原因。唯有“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塑造，才使得小说进入具有“复调”意味的叙述历程。

其实，反观牛虻对爱情的忠贞，其刻骨铭心、始终不渝的坚定，也是一曲感天动地的颂歌，这朵圣洁的玫瑰，不，应该是一朵从苦难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美丽的罂粟花，一直延续到他走上刑场，都始终没有凋谢。也许，有许许多多的读者在小说的“尾声”中读到牛虻，不，是亚瑟，给琼玛最后的遗书时，都会热泪盈眶。开头一句“亲爱的琼”，到诉说他对琼玛一生的爱欲，揭开了其独特甚至病态爱情表达方式的谜底，再到最后一句“话已说完。别了，亲爱的”，这种爱情的表白，虽然在那个革命年代里，被打上了“黄色”的标记，但其实还是被许多青年偷偷地接受了。所以，牛虻式的爱情，绝不仅仅属于那个革命时代里的谢惠敏和宋宝琦，还属于许多把这种爱情隐藏在潜意识之中的革命青年。“革命加恋爱”的双重悖论，像幽灵那样盘桓在许多读者的心间，虽然是模糊不清的“无意后注意”，却也是难以抹杀的事实，正如牛虻在和玛梯尼讨论爱情和革命问题时说的那样：“你还记得德国的一个传说吗？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幽灵，自己就死了。记得吗？那个幽灵深更半夜出现在他面前，是一个孤寂的地方，那幽灵悲痛欲绝，使劲地搓着自己的手。”这个充满着悖论的幽灵，其实正是人性在“革命加爱情”十字路口彷徨的写照，在为革命而死和为爱情而生之间，牛虻选择的是前者，在这种两难的抉择中，我万分犹豫。自由的信仰，与最真挚崇高的爱情，孰轻孰重，是每一个读者价值观的自由选择，这正是此书的看点所在。两种人性价值的冲突，连作者伏尼契都无法抉择。

这封给恋人的遗书，甚至连署名都没有写，最后留给琼玛的是一首短诗：

无论我活着，

或者是死亡，

我永远都是，

快乐的牛虻。

这是他和琼玛小时候背诵的诗歌，显然，此处的签名是多余的，唯有这首诗，才能见证牛虻灵魂深处对琼玛无与伦比的爱情，每次看到这里，我已经是看不清书中的字迹了。爱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人性元素，没有爱情的生活，就是一个无盐的世界。这虽然是一个人性的常识问题，但是，在某种时空中，却被严重地扭曲了，以致将爱情的蓝调变成了黄色的性欲，这种误判，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然，对于“三原色”中的黄色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也并非是简单的否定就可以阐释的人性与美学问题。 gVPGug6H+t71kr9uDVGnG6xvX9gjkA2E/OJsEWgiDlpJf5ahEBhKfxMcqoeeZ/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