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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底，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的问世，犹如一声春雷，掀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记得那一天，我刚拿到个人订阅的《人民文学》第11期，便躺在宿舍的床上，一口气读完了这篇短篇小说，尤其让我震撼的是，小说直接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音，让我沉思许久。
无疑，《班主任》这篇小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着对小说《牛虻》不同的态度而展开的思想交锋，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和“流氓学生”宋宝琦，在那个时代里，对《牛虻》是“黄色小说”的看法却是惊人一致，这让我不得不重读《牛虻》。
在《班主任》中，我不仅看到了牛虻在那个时代凄凉的背影，还寻觅到了自身潜意识中始终找不到的逆反心理，尽管我和小说作者持有共同的疑惑和价值判断，但是，我坚信那并不是一部“黄色作品”。当然，由于这篇小说提出的价值判断的疑问，为日后大批“革命加恋爱”的世界名著解禁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由此为文坛批评的批判性思维，打开了思想禁锢的大门。
显然，《牛虻》有三条主线并行：一条是从天真无邪的少年亚瑟到满脸疤痕的列瓦雷士（绰号“牛虻”）的神秘曲折的人生苦难故事描写；另一条是男女主人公亚瑟和琼玛的爱情故事描写；再一条就是亚瑟与蒙泰尼里的父子感情与信仰纠葛的故事描写。
《班主任》围绕着《牛虻》究竟是不是“黄书”这个核心情节而展开，显然，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在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思想历程，谢惠敏和宋宝琦们的判断也代表着当时许许多多中学生，以及大多数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的普遍看法。幸运的是，我在“出走”时代里生成的叛逆心理，让我在十年前的1968年，就带着这本不可对他人言的人生“圣经”，走向了广阔天地，因为我想做像牛虻一样的个人英雄。
当我读到班主任张老师的中学时代，也就是50年代，许多人都没有仔细读过这本书，只听别人朗诵过片段，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不应该啊，上世纪50年代不正是苏联文学在中国畅销的时代吗，连奥斯特洛夫斯基都赞扬过的书籍，那是共青团的必读书呀。当然，正是张老师犹豫不定的思绪和谨慎的判断，才有了改变《牛虻》是“黄书”的契机，作者刘心武为《牛虻》翻案的可能性才能成立，其发出的时代最强音“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才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号角，尽管小说《班主任》在艺术上还不够完美，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
正是这篇小说中的中学生对《牛虻》的“抹黄”震撼了我的心灵，我才开始了为五六十年代小说翻案的重评工作。所幸的是，《班主任》发表两年之际，1979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同时刊登了刘心武的创作谈，以及我为上海老作家峻青翻案的文章《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无疑，那个时刻，当我读到从“流氓学生”宋宝琦那里搜查出来的“黄书”《牛虻》的时候，我的阅读情绪立马就兴奋起来了。
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哎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
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女作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励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但，不管怎么说——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辩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显然，作家刘心武是想在这篇小说里为《牛虻》正名，因为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少年都将这部纯而又纯的小说当成了黄色书籍，这一点并不可笑，因为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也许正是一种隐匿的叛逆性格，以及所遭遇的人生逆境，让我对这部作品有了不可与他人言的截然不同的看法。
然而，班主任张老师是我们前一辈人，他竟然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后，产生了“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这样的疑惑，便让我当年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只是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那些曾经经历过文化劫难的前辈人，包括有点犹疑的张老师在内的许许多多有识者，就不需要拯救吗？
也许如今的读者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中学生里的好学生和坏学生，为什么对《牛虻》的评价会是惊人的一致，都认为这部书是黄色作品。尽管其出发点不一致，却得出同样愚昧无知的答案。
宋宝琦从中汲取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被派出所抓去的流氓学生，他倒是有反叛意识的，他甚至连书中的许多字都不认识，更不懂这本书表达了什么思想内容，却在对班主任张老师的坦白交代过程中，把他偷来这部作品的阅读动机讲得很清楚了。
张老师翻动着《牛虻》，责问宋宝琦：“给这插图上的妇女全画上胡子，算干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呢？”
宋宝琦垂下眼皮，认罪地说：“我们比赛来着，一人拿一本，翻画儿，翻着女的就画，谁画的多，谁运气就好……”
张老师愤然注视着宋宝琦，一时说不出话来。宋宝琦抬起眼皮偷觑了张老师一眼，以为一定是自己的态度还不够老实，忙补充说：“我们不对，我们不该看这黄书……我们算命，看谁先交上女朋友……我再也不敢了！”
是的，在那个美丑不分的文化专制时代里，倘若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解剖宋宝琦这样无知的少年犯，“看谁先交上女朋友”的动机，显然就是一种流氓犯罪行为。给插图上的女人画上胡子就会有桃花运，这样的荒唐举止，也只有在那个“男女之大防”的时代才会有。外国女人皆“黄”，他可以随意去亵渎，而满大街样板戏宣传画上的女人，他敢去涂抹吗？那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其实，旧版《牛虻》中的七幅插图里只有两幅是关于琼玛的，一幅出现在第126页后，那是革命党人正在讨论问题，却被窗外一群走江湖的马戏班卖艺人的喧嚣声打断了，尤其是杂耍班里那个驼背小丑，引起了牛虻痛苦的回忆，琼玛和牛虻探头向窗外望去的瞬间，成为这幅插图的中心构图，这是琼玛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眼前的列瓦雷士就是当年死去的亚瑟的那一刻，牛虻下意识地握住了琼玛的手，那时，我多么想让牛虻向琼玛倾诉他十几年来的痛苦遭遇啊，然而，作者就是不解开这个谜团。宋宝琦们却在琼玛的嘴上画上胡子，他们无知的下意识行为，既是对那个缺乏人性的时代的病态反叛，同时又是对人性美的一种亵渎。
另一幅就是第206页的第四幅画，它在这部小说第二卷的最后，正是牛虻发病很重的那一刻，琼玛在已经确认眼前这位费利斯·列瓦雷士“牛虻”先生，就是当年被她扇了一记耳光，投水自杀的恋人亚瑟时，她在深深的忏悔中投向亚瑟的怀抱：“你那脸上的假面具尽管不妨继续保持，如果这对你有什么安慰的话；可是为了你自己，你切不可在灵魂上也戴上一副假面具呀！”当谜团解开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摄人心魄的画面，穿着一袭连衣长裙的波拉太太琼玛，被跪在地上的“牛虻”亚瑟亲吻着手腕，那一幕纯洁的爱情画面便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那是我当年对由苦难中得来的悲剧爱情崇高之美的膜拜之情，岂能让别人亵渎呢？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电视剧拍摄了革命时代那些真正的流氓“拍婆子”的故事情节，虽然是那样的“血色浪漫”，但我仍然以为这是对纯真爱情的亵渎。因为，那种行为虽然是对禁忌时代的反叛，其病态的反抗却恰恰又是牛虻所不屑的伪贵族精神。“同情与怜悯”的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意识，让小说伟大，让人物伟岸。正是从贵族坠入生活最底层所获得的人生经验，才促使牛虻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对下层贫民的深切关怀，而非那种居高临下的伪绅士的关注。这一点，是我生活在农村最底层时，最最深切的人生感受，这些经验胜过我读过的许许多多在逆境中成长的中国小说，包括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因为我早已在小说《牛虻》中汲取了这样的人文关怀意识。
其实，牛虻跪在琼玛足下亲吻她的手腕的黑白插图，也看不出它是什么画种，且显不出优美，但那种幽暗的色彩、光影和构图，却是具有爱情悲剧视觉冲击力的。直到1992年在贾平凹家里，他送了一幅第39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红与黑》设色水墨画给我，它让我立刻想起了《牛虻》中的这第四幅画，不过，匍匐在红色石榴裙下的那个男子是猥琐的，显然，他不想让自己女人的魂魄被外面的世界勾了去。这与亚瑟的头颅直沉到琼玛的臂弯里去，形成了巨大的爱情浪漫悲剧美学的反差。《牛虻》插图画龙点睛之审美功效，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谢惠敏这样的“好学生”认为《牛虻》一书也是“黄色”的，那是病态时代里的病态读者的普遍共识。由此我想到的是，文学教育，如果脱离了人性审美，被固化了的意识形态所控制，就会坠入真善美与假恶丑混淆颠倒的困境之中。亚瑟能够走出宗教控制的束缚，走上为自由而战的革命道路，正是作家作品对那个时代僵化的专制文化教育的“二次启蒙”，因为“好学生”谢惠敏比“流氓学生”宋宝琦所受的精神创伤更深，前者是“内伤”，后者是“皮外伤”，从这个角度来看，《班主任》虽然在艺术上并不是精品，但是从文化和文学的启蒙上来说，无疑是为那个是非颠倒的文化时代敲响了警钟。
当然，即使是在1977年，我认为刘心武的代言人张老师的认知，还是停留在那个时代的阴影中，并没有透彻解读《牛虻》的真正含义所在，作品的最后，张老师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教育缺少的恰恰就是人性的教育，缺乏的是对先进文学作品的人性和审美的观照，变相地篡改了阅读者对文学世界中真善美内涵的阐释，过分地夸大了“资产阶级思想”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就连对资本主义进行“现实主义批判”的作品，也在禁读的范畴之内，这才是谢惠敏那个时代拒绝阅读一切世界文学作品的悲剧后果所在。
当然，我们无法在那个时代，站在今天的高度来重新认识这部也是诉说“革命加恋爱”作品的深刻内涵，因为我们既对革命无知，也对恋爱茫然，就无从认知《牛虻》真正的含义。我们是从红色经典阅读开始了文学之梦，在“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里，我们在革命中汲取的是英雄主义，在恋爱中偷窥的是禁忌的“黄色”描写。我们无法辨识出人性的内涵，更无法具备从美学的角度去看待一件艺术作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