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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想略去1966年懵懵懂懂阅读时的感受，因为那时我汲取的只是男主人公坚强的意志和人性品格，以及他对恋人表面冷酷而内心炽烈的表达方式。但是，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考察当年阅读的版本，也许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阅读环境对理解《牛虻》的影响。
当年我们看到的译本都是从苏联转译过来的俄译版本，坊间传说这部作品在英国绝版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苏联记者在美国发现了贫困交加的作者伏尼契，才让《牛虻》得以在上世纪4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中国复活。这种说法明显就是一种不靠谱的谣传，因为《牛虻》1897年在英国出版，1898年就有了俄译本，那时一战还没有开始呢。
1953年中青社的版本译者是李俍民先生，我以为他的译笔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是以俄译本为蓝本，并参照了英译本进行翻译的。但是，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译者和出版方在“出版者的话”里说：“本书是依据一种英文原本（纽约Grosset & Dunlap的版本）并参照两种俄译本（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局1950年的版本和苏俄国家儿童出版局1949年的版本）翻译和校订的。原本上原有作者的几句序言，说明她对那些帮助她搜集资料的机关人员表示感谢。本书略去了这段序言，另外采用了儿童出版局的俄译本上叶戈洛娃所写的序文。……本书的插图都采自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注文也大多是就这个俄译本上的注文加以补充的。两种俄译本都把原文里一些宗教气氛过浓和一些跟主要情节无关的繁琐的描写删节了，只是删节的地方不尽相同。我们以为这种删节并不违背原著的精神，而且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所以我们也根据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将译文作了一些删节。”毫无疑问，他们是把蓝本和参照本本末倒置了。
正是这样的说明，致使当初像我这样接受能力较差的读者，对时代背景和宗教的认知停留在了革命党对敌的肤浅认知层面上，甚至认为这个青年意大利党人就是推翻宗教组织的意大利共产主义党人。作品的“序”中只字未提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当年中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我们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有神论是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并不知道许多资产阶级党人也是无神论者。尽管耶·叶戈洛娃在其序言里作了背景介绍，但是那模棱两可的背景交代让我们这些非专业且接受能力差的读者，产生了更加错位的误读。尤其是扉页中间那四行醒目的大字把这本书的主题定性烘托出来了：
但就《牛虻》的本质，就他的强毅、他那种忍受考验的无限力量，以及能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赞成的。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
——引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毫无疑问，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读到的外国风行小说，大多为俄国作品，从他们的“黄金时代”的普希金，到“白银时代”的诸多作家作品。一些作品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及时翻译过来，比如与《牛虻》极其相似的自传体长篇小说，1933年就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直到2004年，才由译林出版社首译成中译本，以及“卫国战争”中大量的战争题材小说曾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及至1977年，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才在中国的《世界文学》上分两期转载，虽然是“供批判用”，却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尤其是看到他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未列入名册》，真正的现实主义英雄的感召力便超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其实，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高尔基的小说，也不是契诃夫的小说，更不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而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1952年到1995年，此书的中译本在我国就印刷过57次，总计250万册。其小说中的箴言，往往成为抄写在精美日记本扉页上的人生金句，用以勉励自己，或作为赠送给朋友的纪念礼物：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后来，最后一句改成了流行的大标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正是在这样“红色经典”的文学教育环境中，我们走在社会主义的大路上。然而，那时的中学生却鲜有人去读《牛虻》，除了像流氓宋宝琦这样的糊涂人外，视其为黄色书籍者并不多，60年代前期，人们把阅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红色经典”上了。
无疑，在《牛虻》内容提要中，突出了牛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1966年偷读时，就误把牛虻当成了光辉形象，比苏联女英雄卓娅和中国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还要坚强的英雄形象。他独来独往、神出鬼没的性格特征，让青少年更加痴迷神往。
我们这些当年不通版本学的初浅阅读者，阅读时并不理解小说的背景对理解作品的意义，也并不知晓这两部作品写作的先后，还以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版于《牛虻》之前，加上推广宣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便使他的小说更加有权威性。
所以，当我在1966年读完《牛虻》时，便一头雾水，明明是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怎么就成了“黄书”？由此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比如，在耶·叶戈洛娃的“序”中，她将牛虻的亲生父亲蒙泰尼里当作革命的主要政敌的言论，引导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处处都对这个虚伪的红衣大主教产生了巨大的愤恨。然而，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蒙泰尼里最后的疯狂忏悔，难道是假的？他以自己的死来洗刷自己的罪孽，这是为什么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才有了一把打开人性密码的钥匙。
那幅加彩的封面插图（书中的第五幅插图）——两个火枪手在射击，一个是牛虻持单枪射击，另一个是持双枪开火，让我断定此书一定是外国的战斗故事。尚武时代我们渴望成为英雄，现实生活中没有战争，我们就在小说故事中寻找，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就是红色经典的战斗故事了，听说过《三个火枪手》，但没看过，这个封面图就使我产生了好奇。
值得庆幸的是，这本外国书中有七幅插图，插图不仅大大增加了阅读兴趣，也帮助读者增强对作品的记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中“流氓学生”宋宝琦就是从插图入手，把小说《牛虻》曲解成流氓小说的。当然，这是一个反面例证，却也使我不禁想到，插图本小说作品的这个优良传统，在中国百年小说史上丢失了多少年，如果说在那些贫困的时代里，不堪承受印刷成本的昂贵，那么，在富裕的时代里，成人书籍中加几幅插图也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可是如今无人理睬这个，连当年套用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版本的插图的勇气都丢失了。殊不知，这七幅插图恰恰就是作品主题的形象化阐释，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视觉冲击力。
那年，我读的是1953年竖排版的《牛虻》，虽然阅读时容易错行，但是，此书有一个十分优良的传统，让我们这些当年接受能力差的读者十分受用——西方小说在正文前列出的“人名表”，一下子就让你厘清了小说人物的关系。这大概是借鉴话剧演出前给每个观众发一张剧情介绍的惯例吧，观众进场前就拿到一份节目单，其中“人物表”和“剧情介绍”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方便读者阅读的好形式，却在我们百年小说史上消失了。在此，我强烈呼吁作家和出版社恢复这种长篇小说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
那段岁月里，我们这一代少年阅读者，只是追求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对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根本就不感兴趣。《牛虻》成书于1897年，作者虽然生于爱尔兰，但是，那个时代爱尔兰是属于英国的，所以，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应该属于英国国籍。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1953年版的《牛虻》版权页上赫然写着“著者 英国”的字样，而爱尔兰正式脱离英国是1949年4月18日，比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早五个多月，为什么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是把作者说成是英国作家呢？我猜想，无非是几个原因：一是原著作者注明自己就是英国国籍，为尊重原著，尊重作者，译者李俍民和中青社这样翻译是对的，但是，在封面处理上采取的是直接注明作者名字，不写国籍，也是一种策略吧；二是这部书的翻译工作绝不是在1949年开始的，我推算至少是在1948年以前，所以版权页上标成英国国籍是说得过去的；三是作者死于1960年，译者和出版社完全有机会与原作者进行沟通，为什么没有改成爱尔兰，就不言自明了。可是上世纪90年代后，许多译本将其国籍篡改为英国，这显然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
1966年至1977年，我虽然只是浅显地去解读作品的思想内涵，但牛虻这个革命者的形象却给了我在人生苦难中活下去的勇气，我多么渴望像牛虻一样从“出走”中“复活”成另一个“自我”，回到人世间，以一个批评家的姿态，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形成他那种批评世界与人的讽刺风格。
我的许多学生在酒酣之际说，我很多时候说话太刻薄了，是的，他们没有看到我身后拖着牛虻那道长长的身影。
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将人物原型进行艺术的加工，这是西方“史诗小说”的一大特点，也就是说，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搭起一座艺术审美的桥梁。这种“艺术的桥接”，却没有在中国长篇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展开，无疑，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从这一点上来说，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雨果的《悲惨世界》，都是伏尼契的《牛虻》的先行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阅读《牛虻》时，如果不知道作者伏尼契是在六十五年后的1897年去书写从1832年开始的革命运动，从青年意大利党（前“烧炭党”）人玛志尼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塑造了牛虻这个具有特殊性格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们就无法理解这部作品的真实内涵。正如苏联文学批评家叶戈洛娃在俄译本的“序”中所言：“1833年塔斯加尼事件，构成了长篇小说《牛虻》第一卷的历史背景。”
但是，带着某种时代意识形态印迹来对作品进行过度阐释，就会损害原著“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真实表达。
我们初读1953年《牛虻》译本，及叶戈洛娃的“序”的时候，正是斯大林时代对“革命文学”进行格式化的时代，也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坛大行其道的时代，于是，塑造革命英雄主义的热潮让人们激动不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我们都沉浸在苏式的《牛虻》导读中：“但是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对他们个人命运的描写，伏尼契创造了一部浸透着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篇幅，就是描写牛虻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那些故事。牛虻的强毅和无畏，他那钢铁似的坚韧力量，他那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以及不为任何拷打凌虐所屈的骄傲而且伟大的精神，是极其壮丽的。”是的，这样的解读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像我这样一直在模糊意识中度过半生甚至一生的读者是很多很多的。直至上世纪末，再次进行专业性阅读的时刻，才完全颠覆了叶戈洛娃的宣传性的导语。小说中牛虻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那句台词，让我猛然醒悟：“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还有，叶戈洛娃说：“在青年意大利党成立的二十年以后，马克思曾批评玛志尼忘记了意大利农民，说他‘只知道城市，只知道城市里的自由主义的贵族和有知识的公民’。”殊不知，叶氏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她把真实世界中马克思批评青年意大利党人所犯的政治错误，与虚构作品中的主角挂上了钩，忽视了文学作品的虚构审美是超越现实世界的常识。而且，与那些夸夸其谈的革命党人不同的地方，正是牛虻在底层生活过，与那些苦难的农民以及生活在底层的三教九流都有着密切的来往，苦难的生活让他切切实实地认识到了人生和人性的本质，所以他才嘲笑和批评那些空谈政治的革命党人的浅薄和愚昧，因为，人生的经验让牛虻知道革命真正的动力，就是在意大利边境上活动的那些可以为革命做出无畏牺牲的“山民”和“走私军火者”等下等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