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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让我撰写关于“重读经典”的文章，这个提议立马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要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那就是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了，它在我的人生成长道路上，在我世界观的形成中，在我价值观的定位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它是我文学思想启蒙的“圣经”。
1966年，我们得到了一批只可私下偷偷阅读而不可言传的“枕边书”，于是，这本读得似懂非懂的《牛虻》，就成为我在那个时代叛逆心理的历史见证。最初阅读时，我是有负罪感的，并不敢也不能与别人来讨论这本小说的好坏，更不可能意识到它“革命加恋爱”的背后，隐藏着的人性拯救和自我救赎的主题内涵，因为我没有那种能力和境界。
1968年10月下乡插队时，我带着这本“黄书”踏上了“九九艳阳天”的生活征程，这个细节我在三十年前的随笔之中就描述过，在2023年《当代》文学杂志“乡村风景”专栏的开篇之作《驶往浪漫的夜航船》里，我又一次复述了初读《牛虻》的懵懵懂懂。无疑，是这本“黄书”陪伴着我度过了六年艰难的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本书，我也许活不到今天，更不可能走上文学的道路。而且，这部小说让我深深地爱上了浪漫悲剧审美的文学，一个人能够在悲剧中屹立不倒，那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一刻，这种“个体无意识”就深深地扎入我的文学审美观念中。即便是像《红与黑》中于连那样的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也仍然不失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当玛蒂尔德小姐亲吻着于连的头颅时，那不只是爱情的力量。正是这种为自身人生道路而牺牲的精神，让人物站立起来了！于连虽然不是道德的英雄，但却是一个敢于为自己的人生道路献出头颅的悲剧英雄。所以，我1979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其核心观念就是以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观来审视作家作品。
当年我只是被小说主人公亚瑟悲惨的生活遭遇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深深地感动，从直觉上感受到人在苦难的境遇中，只能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活下去的真谛。亚瑟拒绝了别人的拯救，与从小浸入骨髓里的宗教永别，思想的反叛，让他走上了既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才悟出了这本书的真正含义——拯救人性才是人类一切革命的终极目标。
同样是“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亚瑟式的“出走”却要比《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单纯的“五四”式的“出走”深刻得多，也比老鬼《血色黄昏》的从“出走”到“回归”更有思想的广度、力度和深度。从中国百年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真正有深度的“五四”式“出走”题材的作品应属茅盾的《蚀》三部曲和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但是，同样是通过历史的大事件，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营造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茅盾的悲剧作品中虽有强烈的浪漫悲剧色彩，虽有思想和审美的力度，但是比起《牛虻》来，悲剧中的思想穿透力，人物的精神“复活”与升华的境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牛虻式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成为我价值观的坐标，也让我像牛虻那样，从宗教的迷狂中走出思想的中世纪。
为了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我把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第1版的竖排版《牛虻》，和译林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的横排版进行对读，试图将其连缀成一篇个人阅读史的文字，以期反映出各个时代阅读语境不同而造成的阅读效果的差异性。1966年至1977年为第一阶段，1977年后至2000年前后为第二阶段，2020年以后为第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