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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世纪70年代我的童年——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扭曲——动摇价格机制——为后疫情时代的通胀飙升开脱——通胀比通缩更可怕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通胀逐渐被视为历史遗物。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短暂地出现通胀，而后价格在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开始迅速飙升。在那之后，大多数人渐渐习惯了“价格稳定”
的常态。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不光彩的例外：阿根廷和土耳其通胀过度；战后匈牙利、苏联，以及近年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都发生过恶性通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制定者似乎找到了防止工资和价格无止境上涨的最佳方法。事实上，有时候政策制定者似乎过于成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工资和价格都下跌的通缩成为更大的威胁。人们普遍担心，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重蹈日本经济紧缩的覆辙，与经济停滞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
然而，就在我撰写本书之际，通胀再次悄然而至，并且越发严重。政策制定者们对于通胀卷土重来的原因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罪魁祸首是新冠疫情，而另一些人则归咎于俄罗斯。但鲜有人愿意承认，通胀的出现也许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央行行长们对通胀的预测显示，任何短期内的上涨都是暂时的，他们认为在两三年内，通胀将回归至大约2%的“目标水平”。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大多数预测者的认同。然而，回归到过去的通胀水平的可能性极低，而且似乎已变得遥不可及。
这一结论或许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虽然通胀有时会潜伏，但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总是可能卷土重来。通胀的根源在于，它与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不在于央行的货币政策水平。从政治角度来看，通胀往往被视为一种简单的逃避方式。短期来说，与根除通胀的痛苦相比，容忍通胀要容易得多。然而，从长远来看，容忍通胀只会带来遗憾的结局。因此，我认为通胀是隐蔽且难以对付的敌人，对经济、政治和制度框架都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想先带大家回顾我的童年时光。我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在买书和领取零花钱的过程中，我亲身体验了令人不悦的通胀。书籍的价格只涨不跌，我时常看到心仪的平装书的封底上，原本的价签被覆盖上新的，新价签上的数字总是比原来更高。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我都有一种想要撕掉那层新价签的冲动，但胶水往往粘得十分牢固，让我无从下手。偶尔幸运眷顾，我能在书架上找到尚未贴上新价签的书籍，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能无奈接受比几周前经过讨价还价后还要高昂的价格。
这就是通胀的直观体现。书籍可能是一两年前出版的，除了新贴上的价签，书中的故事、文字、内页和封面都毫无变化，但价格却上涨了。对于依靠固定零花钱生活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坏消息。我的“生活成本”在不断提高，而我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然而，从书店或出版社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个好消息，比如1972年以一定成本生产出来的书籍，到了1974年就能以更高的价格售出。当然，其间出版社的成本和书店的房租可能会上涨，导致纸面上的“利润”被更高的工资和贪婪的房东所侵蚀，但这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事实上，并不是书籍比沙发、相机或牛肉更贵，而是货币相对于书和其他商品来说贬值了。如果有伊妮德·布莱顿儿童图书的成熟二手市场，我也许会经常光顾。我可能会收藏《五伙伴历险记》，在几年之后以高价售出。然而，那时候没有像eBay（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这样的网站，我也无力承担昂贵的广告费。
一些人正是以囤积货物的方式来应对通胀的。当价格迅速上涨时，人们宁愿持有商品而不是货币。以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为例，当时该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胀——这只是多年来通胀阶段中的一个缩影——伊斯坦布尔的一些批发商开始大量囤积洗衣机，打算未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他们的“存款”以厨房电器的形式保值。与此同时，那些持有大量土耳其里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积蓄，选择购买进口豪华车。由于外汇兑换管制，将土耳其里拉兑换成具有抗通胀能力的美元、德国马克或英镑十分困难。这些汽车迷宁愿拥有慢慢贬值的外国资产，也不愿意持有迅速贬值的国内现金。
从土耳其社会整体的利益来说，洗衣机应当进入千家万户，而非在仓库里闲置积灰。同样，减少进口宝马、奔驰等豪华轿车，有助于改善土耳其的国际收支平衡。然而，那些急于保护自己“财富”的人，宁愿选择囤积洗衣机和豪华汽车。通胀创造了反常的刺激，扭曲了经济决策，让原本不合理的选择完全合理化。就拿我童年时买书的经历来说，为了追赶通胀的脚步，书店必须雇用工作人员来调整价签。如果没有通胀，那么这一岗位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通胀催生了徒劳的工作，让人们做出奇怪的选择。
无可否认，无论通胀如何，价格总是在不断变动。比如，每天的傍晚时分，街上新鲜蔬菜的价格通常最低，因为商家要清理库存。算法实时地计算着航班座位的“市场出清”价格，因此今天的价格可能与明天的截然不同。超市的“买二送一”促销也是为了尽快清理库存。有时，为了“提高单价”，公司甚至会缩小商品的体积。例如，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市场上的玛氏巧克力棒重量有所减轻。
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调整价格。
以上都是相对价格变化的例子：一件物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或下跌）。这些例子中的价格变化不代表价格不断上涨的通胀，也不是价格不断下跌的通缩，而是展示了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正如这位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讽刺自私商人的动机和行为时所说的：
他通常……并无意去促进公众的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了多少……他引导劳动去生产能具有最大价值的产物，因为他追求的只是个人的所得，而在这一点上他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去促进一个他全然无意追求的目的。而且也并不因为他没有任何这种意图，就对社会更坏。他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时常比他真实地有意促进社会利益时还更加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价格机制实际上就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其做出反应。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我们作为消费者可能会减少购买，但生产者则可能加大产量。价格同时传递了数百万个市场中供求关系的信息，而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根据这些信号调整自己的行为。然而，当我们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时，我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决策，也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行为。聪明的数学模型显示，在特定假设下，价格机制能够引导经济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果。但这也意味着，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长往往伴随着另一部分人的相对贫困。
更重要的是，这些模型还表明，某些经济制度，如中央计划制或公共部门及企业内部的“非市场”行为，难以实现理想的效率。在缺乏价格“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准确判断消费者的真实偏好，也难以准确评估市场中的短缺情况。
出人意料的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价格信息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多次疫情防控之后，很多市场关闭，导致价格信息缺失。一些市场甚至整体消失了。餐厅、酒店和剧院一关就是几个月。全球供应链支离破碎。外来打工人员返乡，工人辞职或搬到乡下，招聘也暂停了。当防控结束，市场重新开放时，“经济无知”的特别状态开始显现。
毫无疑问，供求情况已经改变，然而，价格还停留在几个月前的水平。服务员短缺，但他们的工资却跟疫情发生前一样。餐厅菜单的价格并没有体现出服务员短缺的情况。几次防控之后，消费者手里存下了大量现金，想买新车，但全球零件短缺，所以只好耐心等待，这又让二手车的需求量激增，价格飙升。而许多伦敦出租车司机要么退休，要么转换了职业轨道，出租车公司招聘不到新的司机，乘客们常常在周六晚上打不到回家的出租车。
尽管通胀的影响与防控不尽相同，但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最明显的是，要准确判断是否发生通胀，必须依赖尽可能多的市场保持“活跃”，并持续记录价格变化。在英国，负责收集和汇总月度通胀数据的机构是英国国家统计局，该机构在新冠疫情发生后面临显著挑战：由于市场价格失真，需要收集和处理比以往更多的数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疫情期间的通胀数据比平时更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情况（即便在“正常”时期，消费者价格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比如螺丝刀代表英国标准工具包的价格，但螺丝刀的形状和尺寸有着很大差异）。
即使通胀得到“准确”衡量，也有一些异常的情况，让我们无法看清真实的经济情况。就像通过一个随机扭曲的镜头来观察世界，只会破坏我们对经济现实的感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法区分相对价格变化（由短缺或过剩引起的变化）和总体价格变化（仅仅反映货币相对于其他任何事物的价值损失）。我小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困境。如果书籍的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三四次，而我的零花钱每年只增加一次，那么我的购买力在一段时间内就会“滞后”，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希望有一天能追赶上书籍价格的涨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永远无法确定书籍的价格相对于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而且我还不知道自己的零花钱是否会随着书价的上涨而增加。
假如整个社会都陷入这样的通胀循环，那么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出现赢家和输家。那些输家目睹幸运的赢家获得不公平的收益，心中逐渐积累愤怒，社会信任开始坍塌。实际上，通胀是一个随机且不公平的机制，它悄悄地从一些人手中夺走财富，同时让另一些人的财富增长。那些现金储蓄有限的人，尤其是穷人和退休金领取者，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金融知识来“守护”自己的储蓄。而大举借债的人，例如政府、购房者和企业，则成了赢家：尽管借贷成本上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债务相对于增长的收入会减少。工会可能会频繁地组织罢工，通过谈判争取“抵御通胀”的工资增长。自由职业者或做小生意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收入难以跟上通胀的步伐。大公司能轻而易举地把成本上涨转移给顾客，但这些公司的供应商或其他高度竞争环境下的公司则不会如此幸运。
任何社会都会产生相对意义上的赢家和输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容忍的。大多数人不会因为埃隆·马斯克或杰夫·贝佐斯积累巨额财富而夜不能寐（虽然我们反对寡头独裁者积累的财富）。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某些困难时期，一些行业及其从业者可能会面临困境。我们希望通过国家干预来解决财富、收入和机会不平等带来的后果，包括计划经济中的公有制、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或有税收和福利制度。
然而，通胀更随机地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实际上，通胀是一个非民主的过程，这也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分析《凡尔赛和约》谈判时提出了以下观点的理由：
列宁曾说，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佳方式是摧毁其货币。政府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通胀悄悄没收民众的财富。
列宁是否真的这么说过并不重要（他偏爱的革命行动方式似乎是暴力和印钞的结合：尽管很难获得数据，但在苏联成立早期，通胀似乎已经高得惊人）。我们无从得知列宁是否完全清楚，在民主制度下，选择通胀道路的政府可能会在选举中落败。然而，这个看似虚构的故事仍有一定的真实性。通胀是有效的隐性税收工具，有利于政府财政。那些拥有的资产主要是现金或低收益政府债券的人，特别容易受到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实际资产会不断缩水。而政府的财政状况得以改善：现有政府债务的价值将相对于“通胀”上升的国民收入而言下降，而只要通胀率高于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实际”利率其实是负利率），这些债务的利息负担会越来越轻。
通胀催生的腐败案例屡见不鲜，很多都与政治野心或经济外交现实冲突有关。典型案例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恶性通胀，还有几十年来阿根廷历届政府与阿根廷国内外债权人的争斗。这些事件表明，通胀不仅仅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工资和价格上涨的技术过程。从短期政治角度来看，通胀可以作为一种逃避手段，一种对储蓄者“隐性”征税的方式。正如埃德蒙·德瓦尔在《琥珀眼睛的兔子》
中生动地描述的那样，埃弗吕西家族的维也纳分支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族，最初在黑海从事商品贸易起家，后来移居西欧。出于爱国之心，他们将大部分财富投资于奥匈帝国的战争债券，以此表达对第二故乡的感激之情。但在一战后，由于通胀，埃弗吕西家族的名义资产大幅缩水，几乎变得一贫如洗。更糟糕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金融爱国主义毫无好处，反而因为反犹太主义成为欧洲大部分地区政治上的可行选择，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这种盗窃式的通胀行为会引发一系列后果。政府和央行希望通过温和的通胀来改善财政状况，但此举很可能让民众采取补偿性的行动。简而言之，风险在于人们对货币和财政权威部门失去信心。这样一来，人们越来越想摆脱货币。毕竟，如果政府明确表示货币会越来越贬值，人们为什么要保留它呢？在浮动汇率的世界中，如果没有汇兑和资本管制，这种情况最直接地反映在外汇市场上：如果某种货币的信用不如其他货币，这种货币就可能会贬值，因为那些有富余资金的人会将自己的资产兑换成“更安全”的货币。货币贬值会导致“贬值”国家的进口成本上升（需要更多的本国货币来购买一定数量的外币），这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通胀。为了应对更高的进口成本，零售商必须提高销售价格，而工人们则会要求提高工资以补偿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或央行坐视不管，不采取行动阻止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贬值，人们可能会拒绝接受本国货币，这将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甚至是国际问题。人们通常会把手里的现金兑换成更“坚挺”的外国货币，或者像土耳其人在20世纪90年代做的那样，购买能够抵御通胀的“实物”资产，以尽快摆脱手中的国内货币。然而，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例如，想象一下，许多美国人担心通胀持续上升，这反映了大家普遍认为官方对稳定价格袖手旁观。一旦足够多的人决定将自己的现金储蓄转换成耐用品，耐用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货架上的商品将被抢购一空。到一定时候，当局决定“印刷”更多货币，希望能创造足够多的资金，推高需求，跟上价格上涨的水平。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只会让民众更加怀疑当局稳定货币价值的能力，他们会更快抛售手中剩余的货币。最终，最初只是对货币贬值的担忧可能会演变为真正的恶性通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恶性通胀不仅意味着货币超发，更反映了公众对货币作为价值储存和交换媒介的信任崩溃。
断言每次通胀都会演变为货币急剧贬值的恶性通胀是愚蠢的。恶性通胀的破坏力巨大，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引发持续的政治冲突。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后果，大多数政府和央行都会积极采取措施来稳定货币。然而，保持货币稳定与避免货币崩溃是两个不同的目标，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在不同时期，这些目标的优先级和结果也有所不同。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视通胀为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失业。那个年代的政策制定者做出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都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带来的深重失业问题，对真正的大规模失业有着深刻的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解决通胀，失业问题也无法解决。这要求政策制定者更新知识，转变思维，最终彻底调整政治目标。这些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时间逐步实现。
事后看来，判断通胀是相对简单的。很多情况下，特别是自20世纪初以来，数据足够可靠，能够证明通胀何时出现。然而，有些国家会“掩盖”通胀，希望官方的否定可以缓解民众对通胀的恐惧情绪。讽刺的是，往往是那些通胀最严重的国家试图掩盖通胀。以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执政时期（2007—2015年）的阿根廷为例，她要求阿根廷的国家统计数据粉饰通胀的严重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评了这种行为，称这样只会进一步削弱阿根廷的货币和财政权威。
阿根廷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7年，阿根廷的年平均通胀率为9.2%，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2013—2020年，阿根廷的年平均通胀率为132%。
然而，即使我们可以自信地区分通胀（以及通缩）时期与价格稳定时期，也难以阐明从稳定过渡到不稳定背后的原因。近几十年来，许多人以为通胀已成为历史的尘埃。诚然，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可能仍然受到通胀问题的困扰，但对于北美、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日本而言，通胀已不再是政策制定的主要关切。央行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价格稳定，因此在央行获得独立地位之后，创造通胀的政治动机已经消失。与此同时，央行行长们也乐于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2004年，在成为美联储主席的两年前，当时还是美联储委员会成员的本·伯南克辩称：
货币政策不仅在降低通胀波动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一点并不特别有争议），而且有助于平滑产量波动……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因为我坚信货币政策制定者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的教训。
这种乐观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失之偏颇。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即使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抑制，经济也有可能崩溃。任何称职的经济史学家都知道这一点。例如，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和两年后的大萧条之前，通胀并不明显。伯南克作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事件的专家，对两者的关联视而不见，实在令人惊讶。其次，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通胀突然飙升，严重动摇了“通胀只是央行技术官僚可以轻松应对的挑战”这一观点。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上涨得这么快？为什么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不再将通胀描述为“短暂的”，反而承认通胀问题比以往认识到的更棘手？在英国，为什么看似短暂的现象会迅速演变成“生活成本危机”？为什么通缩的欧洲突然陷入了通胀？
我们有必要在历史背景中审视新冠疫情发生后的通胀上升。2021年，美国的平均通胀率达到了7%，这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英国当年的通胀率为2.6%，略高于官方2%的水平。然而，到2022年，英国的通胀率却飙升至两位数，达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下半年，欧元区的通胀率也达到了两位数，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仅就德国而言，通胀率可能达到了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经济预测领域，如此高的通胀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无论通胀上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整个预测界都未能预见到通胀的风险。在美国、英国和德国，通胀率最终都超出了几个月前的最高预测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胀持续不断地超出预期。
当然，为这些后果找借口并不难：比如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短缺，以及乌克兰危机导致的能源和粮食危机。各国央行纷纷以此为由，声称大部分通胀与货币政策无关，而是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时运不济”。央行行长信心满满地认为通胀最终会回到正轨，所以在通胀飙升的初期，他们并没有调息，直到2021年底和2022年初才首次稍微上调利率。
尽管如此，通胀率与政策利率之间的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尽管利率有所上升，但其增速远不及通胀的涨幅。不愿收紧货币条件无疑反映了央行认为通胀上升只是暂时的。通胀预期指标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表明公众、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央行行长们并未重视。
然而，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应该持审慎怀疑的态度。纵观历史，公众对于一种货币和货币管理机构的信任可能迅速转变。
即使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好的，也难免犯错，当他们陷入群体思维时更是如此。他们可能轻视或误读历史教训。即便是“独立”的央行行长，也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政府官员有权调整央行的职能，并且确实有过这样的先例。此外，央行的关键决策者也往往由政府官员任命。因此，央行行长们深知，如果他们忽视政治现实，最终可能失去独立地位，至少难以再获连任。
更糟糕的是，央行行长有时会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即央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掌管的财政政策之间存在重叠。最初，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央行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事后证明这类政策会令人上瘾。
第三章将详细探讨这一现象。
不可否认的是，有的央行行长愿意超越政治纷争，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价格稳定。在反思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和通胀率双高的“滞胀”经济时，伯南克表示：
首先，在那段时间，央行行长似乎过分乐观，认为积极的货币政策能够抵消产量冲击，并实现长期的低失业水平。其次，货币政策制定者低估了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认为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货币因素造成的……在那段时间，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倾向于把通胀归咎于成本的推动，而非货币政策。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各种因素导致了成本推动的冲击，包括工会的工资压力、垄断性企业的价格上涨，以及由于供应端变化导致的石油、牛肉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
简单来说，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因为科技进步、国际竞争和商品价格冲击。我们对经济的看法也在不断演变。这种变化深受我们共同的经历的影响。大多数人并非依靠复杂的经济模型和数学公式来做决策，而是依赖经验法则行事。然而，经验法则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随着变化发生，央行行长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精心构建的复杂模型可能会失效，因为这些模型假设我们的经验法则将始终保持不变。但如果我们都在逐渐摈弃旧的经验法则，而央行行长们仍坚守这些已不再适用的法则，那么他们的经济观点将更加不准确。
回顾20世纪70年代，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目标是降低失业率。从表面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目标。毕竟，谁会反对失业率应该越低越好呢？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央行不会采取措施应对通胀，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会威胁劳动力市场的目标，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胀通常被视为“非货币事件”，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导致的，而非政策失误。保持价格稳定根本不是宏观政策的目标。
这种做法放任了通胀自由发展。对于企业而言，需要采取的行动很简单：尽量提高价格，尽快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职员来说，尤其是那些强大的工会的成员，信息同样明确：政府会有力地保障你的工作，所以尽量要求涨工资。政策制定者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实施价格和收入限制。然而，如果通胀已经扭曲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这些政策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旦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抑制通胀的措施只会降低效率、减缓增长，甚至导致失业率上升。
进入21世纪20年代，出现了类似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的特点是通胀率过低，而非过高。央行行长们开始相信高通胀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很简单：实际上，成功孕育了成功。低通胀率持续的时间越长，公众就越坚信通胀将继续保持在低位。用央行的话来说，货币政策已经获得了高度的信任。因此，只需微调利率即可，因为每次央行采取行动，公众都能准确理解央行的意图，并据此调整自己的预期。在这个背景下，要求加薪以应对通胀上升就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实际上通胀已经近乎消失。
公平地说，并非所有的央行行长都总结出这种颇为自大的结论。正如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在2022年5月指出的那样：
虽然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受全球因素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可以置身事外。相反，面对持续不断的全球冲击，维持通胀的稳定预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随着风险的不断加剧，当前的高通胀率正逐渐成为市场预期，因此，在最近几周采取及时有效的货币政策来维护价格稳定刻不容缓。
然而，欧洲央行的其他成员则建议谨慎行事，主张“渐进主义”，新冠疫情期间的防控，加上俄乌冲突，对通胀和实际收入产生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法比奥·帕内塔认为：
当政策变化和经济传导不确定时，欧洲央行应该采取渐进主义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策略就是谨慎行事，观察经济对渐进调整的反应。
帕内塔主张渐进主义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负面供应冲击的规模不确定，二是缺乏可借鉴的先例，三是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不良波动。不过，帕内塔也坦诚地表示，如果通胀预期显著上升，就需要放弃渐进主义。
1967年，威廉·布雷纳德发表了一篇开创性论文，奠定了在不确定性中采取渐进主义的逻辑基础。
布雷纳德的核心观点是，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激进地调整政策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换言之，即使政策调整的初衷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也难以避免意外后果定律的影响（也许是被误解）。20世纪70年代，由于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通胀已经失控，他们试图采取各种刺激措施来降低失业率，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然而，这个论点具有两面性。不确定性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不可否认，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回顾历史，如果在2008年俄格战争或在2014年克米里亚事件中，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这种影响可能早已显现。同样，尽管新冠疫情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都造成了毁灭性影响，但它并非“现代世界”必须应对的第一种病毒：19世纪的霍乱，1918—1921年的西班牙流感，20世纪50—60年代的亚洲流感和中国香港流感，2003年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每一次都为当今提供了教训。
问题并不在于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毕竟，未来本就是未知的，无法预测。但央行行长们似乎认为这是一个由货币体系支撑的稳定世界，通胀和利率持续走低；即使这种情况持续多年，也不代表（不确定的）未来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势。
我们可以借助抛硬币的例子来理解其中的原因。假设硬币没有特定的偏向，我们知道每抛一次硬币，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各为50%。虽然道理如此，但仍然不排除连续5次都抛出正面的可能性。当然，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很低，仅略高于3%，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如果连续5次都抛出正面，我们也许就会认为这枚硬币存在偏向，进而推测第六次抛掷仍然会出现正面。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
这个道理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表面平静的经济时期。我们开始变得乐观，相信政策制定者会“担起责任”，而忽视了过去所经历的动荡。我们的期望和“经验法则”会随着最近的经历而改变。正如抛硬币的例子，我们往往会被现实猛然唤醒，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未来并不一定和过去保持一致。这正是我们应该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金融动荡中吸取的教训。
再回到布雷纳德。渐进主义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这个策略真的有效，它应该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而不是局限于不确定性更高的领域。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根本不是渐进主义。利率降至零（甚至一度跌破零）；量化宽松原本只是“紧急”货币措施，如今却成了常态；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美联储转向“非对称”的通胀目标，即鼓励通胀过度以弥补过去通胀不足的情况。仿佛唯一的潜在威胁来自通缩，而不是通胀。中央银行家把所有筹码都押注在一边，认为经济只面临着紧缩的风险。因此，当新冠疫情发生后通胀再次出现时，中央银行家无法快速评估现有的证据，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应对通胀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威胁。
事实上，中央银行家对不确定性似乎轻描淡写的态度犯了三个明显的错误。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开始为愿意听取意见的人提供“前瞻性指导”，特别是金融市场参与者，告诉他们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政策利率的走向。在那时，中央银行家不希望投资者认为经济复苏会伴随着利率上升，担心这种“预期中的紧缩”将会阻碍经济复苏。实际上，他们等于是在宣称，自己比数百万金融和经济市场从业者更了解市场。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自信。随后发生的事情只是证明了中央银行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毕竟，他们未能预测到2021年开始的通胀飙升。
第二，中央银行家提出的通胀预测总能证明他们现有货币立场的合理性。他们坚信未来的通胀图景是完美的，在两年内一定能够达到既定的通胀目标。今天制定的政策能确保明天的通胀成功。当然，通往通胀理想状态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预测的“区间”也暗示着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总体而言，中央银行家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
第三，中央银行家开始相信自己的宣传，他们认为自己抗击通胀的信誉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保通胀预期良好。实际上，他们是在公众对通胀做出反应之后的“事后诸葛亮”。简而言之，无论通胀如何演变，公众都不会抛弃现有的经验法则，因为他们坚定地信任央行。由于对央行有着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他们不相信通胀会重新抬头。而中央银行家似乎受到了邦葛罗斯教授
的过度影响，坚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这种乐观主义显得尤为不合时宜。通胀飙升到四五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利率只是稍微上调，中央银行家似乎把公众当成了天真的小孩，希望他们无条件接受决策者希望他们相信的一切。本书意在阐明，成功控制通胀并非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它不像调整客厅墙上的恒温器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能否控制通胀还取决于公众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和金融困境时是否愿意坚守他们的经验法则。一旦这些经验法则被抛弃，经济和金融就会陷入混乱，政治和社会稳定性也会受到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奉行技术官僚主义的央行可能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稳定价格将变得异常艰难。
现在，有必要回顾通胀漫长而斑驳的历史，以提醒我们通胀经常会出乎意料地卷土重来。更糟糕的是，通胀可能是领导人策划的结果，他们宁愿让印钞机代替财政政策来做脏活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