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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的意外回归——追溯“日本问题”的时代——通缩的迷思——我的四个担忧
2021年，通货膨胀在沉寂数十年之后苏醒。起初，政策制定者认为价格上涨只会局限于特定领域，比如，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供应出现短缺，二手车和半导体等行业出现了明显的通胀迹象，而其他商品的价格依旧“保持稳定”。因此，尽管通胀势头加剧，各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却迟迟不愿加息，他们认为通胀很快就会消失。
然而，通胀并未消退，反而愈演愈烈。虽然俄乌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为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最严重的通胀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释，但这并非唯一原因。多个领域出现了价格上涨的压力。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职位空缺大幅增加，工资水平也在上涨。一些经济指标显示，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正在下滑，这暗示着“独立”央行可能正在重蹈50年前政治前辈的覆辙。而不久之后，那些忽视通胀上升趋势的人可能会在市场上遭受重创。
通胀的再次出现代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时刻。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更关注通货紧缩的风险，即工资和价格下滑，利率降至零或略低于零的可能性。人们认为发达国家正逐渐步入“日本式”的经济困境。因此，通胀不仅不太可能回归，而且难以想象。
的确，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衰退，最初被视为一个“孤例”，鲜有国际先例可循。然而，随着21世纪初美国科技泡沫破灭，紧接着8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汹涌而至，原本局限于“日本问题”的困境，逐渐演变为全球性挑战。在欧洲和北美，人口老龄化趋势越发严重，债务规模持续攀升，资产价格下跌，银行频频陷入破产困境，经济增长动力疲软，价格水平持续下滑。
回首过去，20世纪70—80年代抗击通胀的坚定决心，如今已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抹淡影。我最初也坚信，当前货币领域的主要威胁仅在于通缩，或是轻微的通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觉得“日本式通缩”的论断过于片面。经过深思熟虑，我逐渐认识到，通缩可能不再是唯一需要关注的议题。
我的担忧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第一，我们所经历的低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全球化这一积极力量的结果。简而言之，随着资本在世界各地寻找廉价劳动力，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可能会受益于越来越便宜的进口商品。在这种背景下，价格相对于工资和利润呈现下降趋势，让“实际收入”增加。这种“良性”的通缩，与19世纪晚期的情况颇为相似。然而，一旦全球化进程出现逆转——正如我在《世界不是平的》中警告的那样——那么这些原本由“通缩”带来的收益，恐怕将转变为“通胀”的损失。
第二，新冠疫情暴发后，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开始频繁讨论“经济伤痕”的问题。他们认为，即使封控结束，经济也无法立刻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不同经济体恢复开放的步伐不一，全球供应链难免受到阻滞，加之疫情发生后累积的债务水平飙升，无疑给未来的增长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我看来，“经济伤痕”还揭示了一个被普遍忽视的重要风险。一旦“供应”无法及时匹配新释放的“需求”，通胀将成为必然结果。而对于那些致力于“重建更好未来”的政府而言，虽然利用通胀作为减轻债务负担的手段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并非理想的选择。
第三，疫情期间，经济活动受到重创，堪比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但两者的后续发展截然不同。没有银行倒闭，没有出现严重的通缩，没有大规模破产，失业率也没有持续攀升。得益于贷款担保、现金补助和休假计划等财政政策，经济基础得以保全。然而，货币政策放松，似乎我们正处于另一场大萧条时期金融灾难的边缘。但事实证明这一担忧是多余的，政策当局在稳定价格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直到通胀压力加剧，才不得不采取行动，但为时已晚。
第四，央行似乎过于自信，坚定地认为无论近期发生什么，它们的政策在公众眼中都始终可靠，从而断言通胀失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严重误读，也是我撰写本书、深入探讨疫情发生后通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将通胀的根源简单地归咎于俄罗斯，不过是一种事后寻求便利解释的做法（这种做法似曾相识，似乎正是政策制定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惯用的）。诚然，如果没有俄乌冲突，通胀率或许能够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想要回到所谓的“目标”水平，绝非易事。
2021年5月，我为《旗帜晚报》撰写了一篇文章，概述了我对通胀的一些观点。
我并非唯一担心通胀的人：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贾森·弗曼已经对美国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发出了警告；
马丁·沃尔夫也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警示全球范围内通胀的再次抬头。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宣称“通胀已死”的罗杰·布特尔，如今也开始撰写关于通胀复苏的文章。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早在2021年2月就发出警告，指出通胀风险正趋于上升。而在更早之前，理查德·库克森就代表彭博社强烈地批评了那些忽视通胀问题的人。
在《旗帜晚报》的文章中，我指出：“许多人，尤其是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家认为，近期的通胀上升将在数月内自然消退。”我进一步补充说：“我们的决策者依然维持着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宽松态势……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样，然而，经济规则已经改变……但他们似乎仍停留在那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旧世界中，这无疑增加了犯错的风险。”
如今，这些错误越发明显，尽管许多中央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坚信当前的高通胀率将自行消退且永不复发，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预警被置若罔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是否仅仅是央行的失误，还是中央银行家只是政客手中的棋子，被迫容忍更高的通胀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容忍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它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央行信誉以及未来几年的政治稳定？
本书分为几大部分。在前言中，我首先设定了本书的背景，随后深入探讨以下几个核心部分：第一，通胀的历史脉络及其与货币政策的微妙关系；第二，印钞机及其诱惑；第三，通胀对民主的深刻影响；第四，消除通胀的困难。接着，我深入剖析了近期应对通胀的一些失败案例，并据此提出了央行行长以及其他决策者应当采纳的“四项测试”准则。最后，我从两千年的历史中总结出十四条紧急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通胀风险提出了深刻的思考。
其他人因不同的理由警告通胀可能会卷土重来，其中最为显著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价格的影响。然而，我基本上会避免这种“冲击”论点，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论点尚未在日本得到验证。尽管日本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但却难以形成有意义的通胀。
相反，我更倾向于关注央行政策、货币动态、政府决策以及政治偏好的作用。
虽然通胀时常沉寂，但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在我撰写本书之际，通胀再次复苏。深入了解通胀的成因以及必要的应对措施，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的经济议题，甚至可以说是重大的政治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