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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战后产生的，是更深的疑惑与焦虑，因而和文学有了密切关系，也刺激了文学在战后快速复兴、蓬勃发展。日本人弄不清楚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必须积极地去探索“何谓日本”。
这种精神状态凸显反映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被翻译成日文，且在战后日本竟然成为畅销书的现象上。本尼迪克特没到过日本，不懂日语也不识日文，之前也没做过日本研究。她是以人类学家的身份接受美国海军委托，出于战争需求去解释日本的民族性。她能够用来理解日本的资料，主要来自因战争被集中拘留的在美日本人，她对这些人进行了密集观察、采访，就写出了一本为帮助美国军方认识日本以便战胜日本的书。
这样一本书有太多理由引起日本人反感。然而事实是日本人兴味盎然，甚至饥渴地阅读吸收本尼迪克特对他们的描述、分析。固然是本尼迪克特的洞见具备高度说服力，但能克服所有可能的反感因素，背后更多是因为日本人的集体焦虑——他们太急切于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美军总部离开日本、结束占领之后，日本有了新宪法，形成了“55年体制”，自民党稳定长期执政。松本清张带领“社会派推理”崛起，逼迫日本社会凝视美军占领时期出现的问题。那些为了生存、为了发展而投靠美国人，和美军合作，甚至修改自己过往军国主义资历的人，在新的时代该如何自处？那样一段非常时期的账又该怎么算呢？为了掩藏不方便的过去，为了保护自己战后取得的身份与利益，他们不惜将可能泄露秘密的人杀掉，这是松本清张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凶案动机；而挖掘、彰显这份历史所造成的内在黑暗，在松本清张的小说中也比推理探查出凶手是谁更重要、更有意义。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一九五八年，远藤周作出版了《海与毒药》，这本书的创作用意，远藤周作自己说得很明白，是为了探索日本没有“罪感”的问题。这显然是呼应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主要结论——日本文明是“耻感”的文明，和西方源自基督教的“罪感”文明大异其趣——而来的。和松本清张一样，他对于日本人战后和美军的互动也感到高度困惑。
不过特别之处在于，远藤周作自觉地以一个日本天主教徒的身份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原罪”是基督教不可动摇的根本，《旧约·创世记》记录了人的来源，每个人都是因犯错被从伊甸园里赶出来的亚当、夏娃的后裔。《新约》告诉我们，原本背负祖先罪责的人类，靠着耶稣基督“无罪受难”的无边慈爱，才终于重新得到了救赎，有了回到伊甸园，甚至升上天堂的机会。这套环环相扣的严密伦理，才让基督教传播得那么广，得到那么多信众。
人不只带着原罪，还必然是不完美、会犯错的。所以人不只是恋慕崇拜完美的上帝，而且期待借由对上帝的信仰，在不完美、犯错连连的人生结束后，能够进入不同的超越境界，享受永生的幸福。人不能傲慢，必须经常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讨忏悔，才能维持信仰，靠近耶稣基督和上帝。
如此，罪的概念与意识，当然就深入以基督教信仰为根柢的西方文化了。然而日本没有这种传统，日本文化中没有类似的上帝与救赎信仰，这样的社会如何看待人的错误，如何形成罪责的观念？
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观察是：罪在西方是内在的，在日本却是外在的，所以特别称之为“耻感”文化。西方的“罪感”是内在的压力、恐慌，担心自己犯错，又意识到自己必然犯错；日本的“耻感”则是外在的，是透过别人的眼光——谴责或轻贱的眼光带来了羞耻的痛苦，得到了罪的惩罚。
易卜生最重要的剧作，除了《玩偶之家》外，有《人民公敌》。剧中的主角是一位因特立独行而被社会大众视为“公敌”的人，然而他心中明白也始终坚持自己是对的。在别人眼中他是羞耻的，别人会用各种方式羞辱指责他，但内在，他没有“罪”。“耻”与“罪”不一样，必须分开对待。
远藤周作顺着这个理论，在《海与毒药》中描写了一个没有内在罪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