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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期，日本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形成了两组幸与不幸的对照。
第一组是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在国际成名较早，作品大量翻译为外国文字，也因而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却是川端康成于一九六八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虽然三岛由纪夫比川端康成年轻，但诺贝尔文学奖一年只颁一次，又以全世界为范围、以西方语言作家为主要选择对象，川端康成得奖，也就使得三岛由纪夫对于自己还能在有生之年得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另外一组则是大江健三郎和远藤周作。这两位作家有共同背景：两个人都是念法文系出身的，因而两个人的作品中都感染了强烈的西方风格，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不过远藤周作比大江健三郎年长十二岁，加上作品带有强烈的基督教意识，让很多人相信日本如果有机会再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就应该是远藤周作了。
一九九三年，远藤周作七十岁时，出版了一部庞大的作品，不是篇幅上的庞大，而是企图上的庞大。很多人将这部《深河》视为远藤周作更进一步朝向诺贝尔文学奖的积极努力，是他的晚年扛鼎之作，然而，第二年，却是大江健三郎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前面的川端康成是以传统日本美学代表的性质得奖，大江健三郎则被视为日本战后世代的反省良心，以其带有高度存在主义意味的小说呈现了日本的战争经验。其实战争结束时，大江健三郎才只有十岁，作为典型“昭和男”的远藤周作应该更有资格、更有体会来写战争吧！
但大江健三郎就是有本事用各种方式表现战争对日本长远的破坏，尤其是精神面的严重损伤。战争结束时他才十岁，然而他在《为什么孩子要上学》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他自己小时候无论如何都不愿去上学的理由。那是在战争结束时，他看到了学校老师的改变。这些一个星期前还信誓旦旦教导学生日本一定会打败美国，美国人如果胆敢踏上日本土地，日本战至最后一人也必定要歼灭他们的老师，突然之间改口要求学生服从来到日本的美军，也改口称赞美国与美国人。
这样的冲击在十岁男孩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到八十岁都忘不了的伤痕。他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大人，尤其是要求小孩无条件服从的老师，竟然可以如此从诅咒美国人，转眼就变成巴结讨好他们。所以他不愿去上学，无法让自己去面对这样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