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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打开远藤周作的书，我总会想起故友蔡彦仁，三十多年前他年轻时温厚的面容和缓慢多思的说话声音浮现在心版上。
蔡彦仁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拿到了在哈佛大学被视为要求最严格、最难取得的神学博士（Doctor of Theology）学位，然而回台湾申请教职却处处碰壁，原来那时候教育部不承认神学博士学位，即使是哈佛大学颁发的也没有用。不得已，蔡彦仁只好向哈佛请托，希望能将学位改成“宗教学博士”（Ph. D. in Religious Study）。哈佛本来就有宗教系会颁发宗教学博士学位，经过由神学院、宗教系与东亚系合聘的指导教授杜维明老师奔走协助，总算完成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换发学位”，因为史无前例，当时哈佛大学的校报The Crimson还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报道中对于台湾教育体制“不识货”颇有讥嘲之意。
哈佛是全美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一六三六年，最早的校名是“Cambridge Seminary”，也就是“剑桥神学院”，两年后，得到约翰·哈佛的慷慨捐书捐钱，才改名为“Harvard Seminary”，仍然是“哈佛神学院”。神学院是哈佛大学的根底，而且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学校最重要的知识重镇，所以保持了招收精英中的精英的传统，设下了比文理学院更严格的学位要求。
蔡彦仁却必须在将哈佛颁授的最高等级学位“降级”之后，才能在台湾得到大学的正职。他怎么会给自己惹这样的麻烦，选择去念如此一个既艰难又冷门不讨好的神学博士呢？
当然不是为了前途，也不是为了名声，而是为了信仰。他是真耶稣教会的教徒，到美国留学前已经在教会中担任传道人，所以他的学习动机，很大一部分来自想要更深入理解完整的基督教思想，不只是神学，而是基督教传统的全貌。
因为都是杜维明老师指导的博士生，到学校没多久我就认识了蔡彦仁，在他热情的邀约召唤下，先是经常出入他所在的“世界宗教中心”，然后参与了他和几位在哈佛及耶鲁大学念神学的中国学生组成的、有着奇特长名称的团体：“基督教、犹太教与中国文明讨论小组”（Seminar on Christianity, Juda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简称SCJCC）。
那是我最积极探索、理解基督教的一段特殊时期。我从来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很早就对宗教保持一份理性的怀疑，然而却一直有着从非信仰角度对宗教文本的高度兴趣。高中时作家七等生读《圣经》后写下的《耶稣的艺术》让我手不释卷，反复翻读，强烈感受到《福音书》里的独特笔法、似乎必须和某种信仰冲动联结才有可能刺激出来的文字渲染力。大学时选修王任光神父的“西洋中古史”而对于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基础此一历史现象，有了深刻无可磨灭的认知，生出了必须熟悉《圣经》、熟悉基督神学传统的冲动，先是通读《旧约》《新约》，然后试着接触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不过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层面进行的，而且断断续续缺乏系统，是通过蔡彦仁和SCJCC的热烈讨论活动，我的生命中才开展出另外一面的关怀与疑问。和之前自己懵懵懂懂试图理解基督教所领会的相比，此时我转而疑问着：是不是有什么根本的基督教义与论理，是专门属于信仰层次的？也就是非信仰者无论如何动用同情理解能力，都终究无法达到的某种神秘领域？对非信仰者来说是神秘，对信仰者却反而是透彻光明的境地？那么，要如何将信仰的内容向非信仰者传递，相关地，要如何让非信仰者借由接收这样的内容成为信仰者？
我很快明白了，蔡彦仁他们这些基督徒朋友组成的讨论会之所以奇特地放入了“中国文化”作为主题之一，根源于他们深层的信仰纠结。他们是基督徒，却也是中国人，来自中国文化的环境，他们的思想与生活必然受到广义的中国文化深深影响，那么他们的基督徒身份会因此而有不同吗？对他们而言，这不是纯粹学术知识上的讨论，毋宁说是碰触自己存在意义的灵魂探索。
那几年间参与他们的深刻探索，教了我很多很多。蔡彦仁尤其真诚、尤其和我亲近，在各种公开或私下场合中有了数不完的对话，烛照出我原先之所以发生疑惑的根本错误——先入为主将信仰者与非信仰者截然划开，归属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这不是生命、存在的实体状况，在现实中，信仰与非信仰是非常复杂的光谱分布，无从在哪里切割出一条清楚的线。
进而，成为一个基督徒，维持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就是一种持续的动态，信仰的程度、信仰的形式、信仰的内容随时都在移动变化中，连带使得信仰的表达有着千千万万种面貌。
就如同文学有千千万万种面貌一样。
蔡彦仁先在辅仁大学执教了一段时间，后来转到台湾政治大学，在二〇一九年英年早逝。他之所以先进辅大，主要是因为辅大是天主教大学，最早设有宗教学院。出于同样的背景渊源，长期任教于辅仁大学日语系的林水福先生，一直积极译介远藤周作的作品进入台湾，到今天台湾读者都很容易在书市上找到许多远藤周作作品译本。
不过林水福教授自己并非教徒，解读远藤周作时比较少从深刻宗教体验内部切入；习惯理所当然强调远藤周作“天主教作家”的身份，而忽略了他在信仰上和天主教会、天主教教义迫切、动人心弦的搏斗；也不曾讨论他的小说是如何挑战并修正了天主教神学立场。每每对照阅读小说本身和书中附随的介绍，我总会想起曾经和林教授在辅仁大学共事的蔡彦仁，感觉到有一种将作品信仰面更认真对待、从细部讨论的必要。
这本书就是将这样的心念付诸实现的成果。马丁·斯科塞斯在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出版半世纪之后，才迟来地改编成电影，到台湾取景，提供了一个让台湾读者不至于觉得远藤周作如此遥远的亲切因素，也给予我在这个时代讲述、剖析远藤周作小说作品相当的鼓励与信心；另外，围绕着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台湾社会一度出现了时兴观念与基督教会反对声音的强烈冲突，显示了信仰在我们这个看似彻底世俗化的社会中其实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也使得远藤周作在小说中表现的真诚的困知勉行态度，有了具体的现实意义。
怀念故友，回到求索、体会信仰多样性的初衷，我很愿意以这本书和各种信仰者交流、沟通，一起探入灵魂令人悸动却也必然令人欣喜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