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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出现了日本历史上奇特、难以解释的一页。经历如此严苛的禁制，日本的天主教徒没有消失，还是有人前仆后继成为信徒，在秘密状态下维持教会，也使得酷刑折磨、惩罚教徒的做法，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过程中制造了许多殉教者。
远藤周作在小说中明白宣示：日本人中也有殉教者，而一个人之所以会殉教，必定是将信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以不能说日本是一个只有“耻感”没有“罪感”，随着外在集体看法可以轻易放弃原则的民族。这些殉教者证明了他们有强大的内在信念力量，他们在最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背弃信仰。
然而，远藤周作不只要从日本的历史中去看殉教现象，还要从更广阔一点的基督教传统试图进行解释，这使得《沉默》不只是一部日本的畅销小说，而具备了离开特定社会阅读潮流仍然有意义、有启发的深刻文学价值。
在基督教会历史上，像日本这种殉教事件非常少见。然而换另一个角度看，殉教的故事在基督教传统中绝不陌生，甚至在教会律定的说法中，基督教最早的成立，就是靠在罗马帝国时代有那么多的殉教者勇敢面对帝国的种种迫害。殉教的事迹召唤起教会最早的历史记忆。
如果不是罗马帝国的迫害，根本不会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基督教主张严格的一神信仰，除了耶和华之外，不能接受、信奉任何其他的神；对其他的神的信仰，基督教都视之为“偶像崇拜”，和一神信仰绝对不能兼容。这样的态度和罗马帝国立国、开拓的基础是根本抵触的。
罗马人对外扩张的一项助力是他们的万神殿（Pantheon），武力进攻到哪里，就将被征服之地的神祇及其信仰纳进来，奉入万神殿，成为万神之一，也就表示其子民成为罗马帝国的一分子。
这是罗马的一贯策略，却在国境内遭到基督教的挑战。基督教不承认万神殿，不承认任何其他神的存在，因而受到了帝国的强力制压。然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制压的做法非但没有取消基督教，反而在基督教中刺激产生了“殉教烈士”（Martyrs）的传统，愈是受到迫害，基督徒的信念愈是坚定，信教的人也愈多。
罗马教会有“封圣”的重要仪式，给予一些信徒最崇高的永恒地位，而早期大部分得到“封圣”隆崇待遇的，都是殉教烈士。大家都知道二月十四日是西洋情人节，是圣瓦伦丁日，但很少人知道圣瓦伦丁到底是谁。他就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殉教烈士，不顾帝国禁令，偷偷替基督徒举行包括婚礼在内的宗教仪式，后来为此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殉教者表现出清楚的态度：你可以夺走我的性命，却无法要我在信仰上妥协。
《沉默》这部小说的背景，就是在远离基督教发源地的日本，竟然出现了殉教者，这当然吸引了有着殉教记忆的罗马教会高度重视，罗马教会要如何对待、记录这个奇特的信仰现象呢？
远藤周作选择了题材，坚决探索、呈现宗教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很明确地没有要采取单纯的教会路线，将这些人的行为事迹写成弘扬信仰伟大力量的“圣徒传”（hagiography）。在教会里，“圣徒传”有长远的传统，累积了大量的作品，然而因为内容大多重复，一味赞扬圣徒信仰坚定，描述受难过程之煎熬，现在即使是最虔诚的教徒大概也都没有动机、耐心去读了。
远藤周作的小说表面上描述殉教，然而他敏锐地警觉到，和殉教几乎必然同时发生的，是背教、弃教。在创造出殉教行为的高压迫害中，必然有人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放弃信仰，如果没有这些显然为数更多的背教者、弃教者，也就无从对照出殉教的难得与崇高了。
传统上将注意焦点对准殉教者，探讨他们为什么如此坚定、毫不妥协，他们信教的力量从何而来。这种阐述表达方式能够联结到耶稣基督及终极的上帝权威。他们见证了基督与上帝的超越力量。
然而远藤周作刻意避免用这种方式来写他的小说，他写的每一段殉教者事迹，都伴随着弃教者的相关行为与动机描述，殉教与弃教如影随形，永远并行出现。
教会当然不会对弃教者有什么特别的关注，更不觉得需要去探问弃教的原因。弃教者就是一般人，会被压力改变行为，没有压力时入教，一旦继续信教要付出生活上的代价，他们就退缩了。他们的“一般”“正常”，唯一意义是反衬出殉教者的独特。“一般”“正常”不需解释，甚至不需特别被凝视、记录。
然而远藤周作的文学内涵，就表现在他将弃教与殉教视为一体两面，真要了解殉教者，必须同时了解弃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