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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生活的时代，正逢东汉王朝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曹操个人再怎么努力，也丝毫改变不了东汉末年官场的没落、风气的腐败。此时的曹操如果一味地朝着“治世之能臣”的方向发展，必将处处碰壁。那他又是怎么变为乱世之奸雄的呢？老纪认为有三点：求生存、求发展、求变通。
第一，是为了求生存。
公元 189年，董卓（？—192）进京，专擅朝政。此时的董卓为拉拢曹操为己所用，特地加升曹操为骁骑校尉。没承想，自以为出身有背景、周围有人脉的曹操并不领董卓这个“西北狼”的人情，当时的曹操并不想与恶人董卓为伍，曹操的内心仍然做着“治世之能臣”的大梦。
专权的董卓非常残暴，白天经常以杀人取乐，晚上则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一时间洛阳城内大臣敢怒不敢言。这时曹操自告奋勇，行刺董卓，正准备举刀砍下，董卓的义子，武力超群的吕布牵着马走过来了，曹操想要刺杀已经失去机会了，他急中生智，对董卓说：“你看这把刀怎么样？我是来献给你的。”这才蒙混过关。
看到没有，早期的曹操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当然，曹操敢于刺杀董卓，也仗着他武艺高强，据孙盛《异同杂语》说，曹操有一次秘密潜入中常侍张让的卧室，想刺杀这个专权者，但在得手之前，被警觉的张让发现，于是刹那间，持剑荷枪的卫士蜂拥而至，但曹操艺高人胆大，且战且退，十几个卫士都拿他没办法。
曹操的这种作风是不是好像有点豪侠的风范？曹操虽然蒙混过关，从董卓身边逃了出来，但得罪了董卓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得罪了董卓的曹操，在朝廷里失去了容身之所，为了生存，曹操只得从都城洛阳逃到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另谋出路。生逢乱世的曹操此时开始明白，没有什么是长久不变的，如果墨守成规的话，那就只能面临淘汰。
第二，是为了求发展。
此时的曹操很清楚，为官的正路是肯定走不通了，所以他开始放弃为官从仕的道路，另外开辟属于自己的职业方向。他决定自己出来创业，干出一番事业。
做乱世之奸雄，首先就要打皇帝牌。
公元 189年，董卓进京，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逃出京师洛阳，回到陈留首倡天下英雄讨伐董卓。董卓败亡后，曹操又收降黄巾余部三十余万人，将其精锐组成青州兵。公元 196年，曹操挟持献帝迁都许昌，改元建安，开始成为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曹操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的。最有资格的是袁绍。袁绍四世三公，有政治地位；地广兵多，有军事实力。如果袁绍要迎奉天子，别人是抢不过的。而且，袁绍的谋士沮授（？—200）也一再向袁绍提出这个建议。可惜袁绍目光短浅、志大才疏，他身边的一些谋士，也徒有虚名、鼠目寸光。在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看来，东汉政权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奢谈匡扶汉室已经毫无意义。既然并不打算匡时济世，反倒琢磨着乱中夺权，那就没有必要把皇帝接来。把这么个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是麻烦。听他的吧，显得咱没分量；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抗王命，实在不划算。袁绍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这一犹豫，就被曹操抢了先。曹操既有毛玠等人出谋划策，又有董昭（156—236）等人牵线搭桥，很快就把皇帝这张牌抓到了自己手里。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昌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曹操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曹操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来得理直气壮。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昌，“于义则违”。诸葛亮（181—234）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做乱世之奸雄，其次还要令行禁止。
南朝宋裴松之（372—451）《三国志注》引《曹瞒传》曰：“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意思是：有一次，曹操率军经过麦田，下令说：“士卒不要弄坏了麦子，有违反的处死！”军中凡是骑马的人都下马，用手相互扶着麦子走，未承想曹操的马竟然蹿进了麦地，曹操召来手下的主簿来论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应对说，自古刑法是不对尊贵的人使用的。曹操说：“自己制定的法律而自己违反，如何能统率属下呢？然而我身为一军之帅，是不能够死的，请求对自己施与刑法。”于是拿起剑来割断头发掷在地上。
曹操“割发代首”的典故向我们揭示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性。第一，使全军知道了法纪的严肃性，培养了军队的法纪观念。第二，一反“法不加于尊”的儒家传统观念，表明在军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殊人物。
曹操作为三军统帅，他依靠法纪来实施自己的领导，自己违法而请求处分，这与他以法治众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即使不能严厉处分，亦希望有处分的表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高明之处。曹操敢以自己违纪受处分的事例作为全军法纪教育的活教材，单是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办到、都愿办到的。
做乱世之奸雄，再次还要唯才是举。
公元 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获全胜。回师的路上，走到冀州时，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连续行军二百里不见滴水，军粮也所剩无几，“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回到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后，曹操下令彻查当初劝谏他不要征讨乌桓的人，并一一予以封赏。曹操说，我这场胜利，完全是侥幸。诸君的劝阻，才是万全之策。因此我要感谢诸位，恳请诸位以后还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也就是在这一年，曹操发布《封功臣令》说，我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已十九年了，战必胜，攻必克，征必服，难道是我的功劳？全仰仗各位贤士大夫之力啊！打了败仗检讨自己，而且感谢那些劝他不要打这一仗的人，打了胜仗感谢别人。正是这种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胆识，使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和对手，凝聚了一个又一个勇将和谋臣。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的人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169—222）原是吕布部将，张郃（？—231）原是袁绍部将，徐晃（？—227）原是杨奉部将，只有乐进（？—218）和于禁（？—221）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许攸（？—204）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出来迎接。
只是换了一个思路，曹操的职业天花板就被打开了。曹操一开始虽然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手里也掌握着汉献帝刘协（181—234年在世，189—220年在位）这一张王牌，但他此时应该还是汉室的忠臣，还是一心想着匡扶汉室的。只是后来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此后的曹操，就有了称帝的可能性。
第三，是为了求变通。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混战，谁都想乘乱起势，成为新的统治者。此时的曹操，能力有了，实力有了，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曹操这个人城府是很深的。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此前的袁术，因过早地称天子而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身死国灭的教训。所以曹操心里清楚，只有控制了社会舆论，才能使自己名正言顺地称帝。
曹操“代汉”采取的策略步骤：挟天子，加九锡，树党羽，把一切都铺垫妥当了，然后让自己的儿子从容登基，并且同样美其名曰“禅让天下”，等等，都被司马氏亦步亦趋地学到手了。到他的子孙时，“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代替了举荐贤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因此官员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不但没有保住曹氏江山，而且断绝了西晋的人才，嵇康（223—263）、邓艾（197—264）等文才武略之士，一个个被送上了断头台。两晋南北朝沿袭了他的制度，造成的后果人所共知。可见许劭的看法受到后人肯定，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