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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顾名思义，皇帝活着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个称号的。而且，在隋朝以前，庙号还算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只有那些对江山社稷有大功，值得后世子孙祭祀的帝王才会有庙号，并非像后来的朝代那样“烂大街”，无论是贤君明君还是昏君暴君都能混个庙号。
一般来说，开国创业和有突出贡献的称“祖”，其他有重要贡献的称“宗”。比如东汉时期的皇帝有庙号的才三个，分别是一祖（汉光武帝刘秀庙号“世祖”）、二宗（孝明帝刘庄“显宗”、孝章帝刘炟“肃宗”），足以看出庙号的来之不易。然而，到了曹魏时期，庙号的授予却大不一样，“宗”是看不上的，不称个“祖”都不好意思在历史上混。
公元237年夏，有司上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曹叡生前就已经得到了“烈祖”的庙号。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批评道：“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既没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清朝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亦称“曹叡方在，而先定庙号，可笑无过此者”。
曹操、曹丕的庙号都是死后定的，那曹叡身为活着的皇帝，为什么这么着急给自己定庙号，而且还特别下诏“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呢？
皇位的独一性、排他性极强的特性，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以“父子相承”为主流的，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兄终弟及”等其他情况。
曹操的生育能力极强，前后一共生了二十五个儿子；曹丕虽然比不上他老爸，但也生了十个儿子，也还算不错。然而到了曹叡，子嗣情况就相当不容乐观了，前后就生了三个儿子，而且全部夭折。这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相当致命的，曹叡只好收养了曹芳（232—274）作为养子，并后来将其立为太子。
那么问题就来了，曹叡驾崩之后，继位称帝的曹芳会不会追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从而改变皇位的继承统系呢？可以说这个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除了没有亲生儿子，曹叡另一个担心之处在于，礼法规定后世祭祀的先代帝王数量是有限额的。按照商周以来的传统和儒家的观点，天子宗庙应当是“七庙”（也有例外，比如明朝是“九庙”）。也就是说，祭祀的先皇也只应该始终保持在七位，而随着朝代的沿袭，后面逝世的帝王要入祀太庙，则要按照亲疏关系等因素将以前皇帝的牌位给移除。而东汉儒学大师郑玄（127—200）则进一步提出，应该有三位先皇是永久祭祀，不予移除的，而这个提法也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也就是说，如果曹魏传承够久，完全可能出现后面的皇帝将曹叡的牌位移出太庙的情况。这当然是曹叡不想看到的。
正因为有着如此的担忧，曹叡才会在生前完成曹魏皇室的祭祀体系。其将曹节、曹腾、曹嵩这三位“老祖宗”和曹操、曹丕两位入祭太庙，又将活着的自己入了太庙，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六庙”的构建，再下诏“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实是用白纸黑字规定，后世的曹魏帝王就算传得再多，要移除前面的祖先牌位，也不可以将曹叡从太庙中移除，还得世世代代去祭祀他。这番操作也是良苦用心，足以看出曹叡这位帝王对自己身后事的重视，其心虚的一面也是暴露无遗。
公元239年1月22日（农历正月初一），曹叡传令以驿马急召司马懿入朝。司马懿匆匆赶到，马上被引入内宫。曹叡拉着他的手嘱咐其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太子，司马懿痛哭，连连磕头，答应了曹叡的嘱托。当天，曹叡驾崩于洛阳宫嘉福殿。
曹叡统治时期，是曹魏政权的全盛时期。综观曹叡之行事，优点是善为军计、明察断狱、比较能容人直谏。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杀谏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这算是他的特色。曹叡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曹叡的最大失误则是在确定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方面。
就在曹叡驾崩二十六年后，曹魏就正式被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236—290）建立的西晋取而代之。曹叡那番生前的操作，也就很快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而他那句“三祖之庙，万世不毁”，也与秦始皇那句“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一样，注定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