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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短暂的不到四十年的人生中，一共只做了七年皇帝，却前后三次伐吴。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 222年，当时，刘备攻吴，孙权因此向曹丕称臣。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并随即要求孙权送太子孙登（209—241）入洛阳做质子。孙权百般抵赖。最终，曹丕决定自己带兵来取，于是分三路大军伐吴。此次出兵，魏国精锐尽出，但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战果，三路大军尽数败回。
公元 224年，曹丕再次伐吴。这次战果更加惨淡，连仗都没打，曹丕就回去了。因为这次来的时机不对。曹丕是一路坐着船，顺着蔡河、颍河、淮河南下的，等到了长江边上的时候，已经是农历九月，但不料此时长江还在发洪水。大浪滔天，曹丕站在江边，只能感慨：“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屋漏偏逢连夜雨。曹丕还在船上发愁如何渡江的事，老天爷也来欺负他了：曹丕的龙舟经历了一次飓风，差点被掀翻。这次偶然事件，让曹丕最终决定回国。
公元 225年，在吸取了长江涨水的经验和教训后，曹丕决定晚一点再出发，直到农历十月才带着大量船只到达长江边上。然后，他看到了另一种画面：江边已经冻上了。曹丕只能感慨：“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而且这次比上次还要惨。上次只是经历了风浪差点翻船，属于天灾；这次则是在伐吴无望、带兵回国的路上，被吴国人派出的敢死队打劫了一番，连皇帝的仪仗都被抢了去。糟心的事还没完。顺着水路继续往回走的曹丕，走着走着，水没了。无奈之下，曹丕只好把数千船只留给蒋济（188—249），自己带着人从陆路返回洛阳。蒋济最后凿通了水道才得以返回。
公元 226年夏，四十岁的曹丕病逝。曹丕的一生，乏善可陈。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能力所限；另一方面则是短暂的执政生涯以及数次伐吴失利，牵涉和耗费了他的极大精力，让他在其他方面难有作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曹丕非要屡屡伐吴不可呢？
曹丕内心对自己的评价，绝不是一个维持分裂的守成之主，而是一个要一统天下的开创之君。因此他在心里算计的，应当是如何尽快地削平割据，使天下重归一统，这才是他作为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最为关心的事。即如后世司马光所说的那一句话：“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那么，为什么曹丕只盯着吴国，而不去打蜀国呢？
首先，蜀地易守难攻。蜀国君臣只要闭门自守，魏国即使大军压境，可能也讨不到多少好处；相反，打吴国倒是熟门熟路。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晚年曾经几次到过寿春前线，只不过都没有什么战果。
其次，曹操在东吴曾经有过大败。如今曹丕若能一举击败孙权，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为父报仇的意思了。
最后，吴国在夷陵之战以后的背盟行为，在曹丕看来是一定得给予处罚的，否则何以服众？
此外，其实曹丕还有另一个方面的考虑。虽然他是开国君主，但其实他只是摘取了父亲的胜利果实。在曹丕继位时，并没有多少自己的班底。朝野上下，几乎全都是父亲留下的老人。在此现状之下，曹丕更需要做出一些功业来证明自己，以向世人宣示：他并不是只能靠父亲庇佑的“官二代”，而是自己也是天纵英才。
曹丕称帝后，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情，并非治国理政，而是领军征伐巡游。为了出巡方便，曹丕夸张地建了五座都城，即中都洛阳、东都谯县、南都许昌、西都长安、北都邺县。这五座都城转一圈，一年下来什么也不用干了。根据史籍记载计算，曹丕在位时间总共只有六十八个月，而他在中都洛阳之外的时间却有四十四个月之多，在洛阳的时间只有二十四个月。许昌虽然是陪都之一，但是曹丕在这里的时间却累计达到二十四个月。单单从时间上看，在曹丕时代，许昌的地位不亚于洛阳，曹丕治国理军的行动，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在许昌完成的。而且，许昌因为是曹丕进攻东吴的前沿基地，所以它的权重实际上应该是高于洛阳的。那么，问题来了：在位六十八个月的曹丕，不在许昌的时候，把许昌的事务交给谁打理？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曹操的众多女人一共为他生了二十五个儿子，除去早年战死的和早夭的，在曹丕称帝以后，在世的兄弟尚有十三人，其中包括与曹丕同一个生母的曹植和曹彰。曹植能文，曹彰能武，二人堪为曹丕的左膀右臂，兄弟三人若能齐心，必能光大曹操留下的基业，统一天下也指日可待。但是，曹丕却把二人视为天下最大的敌人，不惜将其置于死地，要不是母亲卞氏在世，恐怕二人早就死于亲哥哥曹丕之手。曹丕在位七年，花精力最大的事情，除了领兵出巡，就是对付兄弟们了。
曹操葬礼刚刚结束，曹丕就以赏赐诸侯王粟万斛、帛千匹外加金银若干的理由，派遣使者打着亲情的幌子巡行各诸侯国，查找诸侯王罪行。继而，曹丕宣布诸侯王全回到封国。回到封国的诸侯王，基本处在曹丕所委派监国的全天候监视之中。
为防止诸侯王在封国培植势力，曹丕就频繁徙封，让兄弟们没有常封之地。曹丕在位七年，曹植就四次改换封地。诸侯王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王国只允许有老兵百余人，诸侯游猎不允许超过三十里。曹丕为避免诸侯王之间串通勾结，就想出了一个灭绝人伦天理的毒招儿：藩王之间不得会面交往，藩王不得朝觐。兄弟之间你思我念，过年过节见面叙情，对不住，违禁。在曹丕的打压之下，曹氏兄弟虽名为王侯，但形同囚犯，皆思为布衣而不得。
曹丕不仅防着亲兄弟，还防着亲娘。曹丕决绝地颁发诏书，诰令天下“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防亲娘更要防亲娘的娘家人，这道诏书同时规定，后族之家非但不能担任辅政之职，而且不得被封为侯。在诏书的最后，曹丕恶狠狠地说：“以此诏书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曹丕如此激烈地禁止外戚干政，当然是吸取了汉代外戚乱政的教训。但是他矫枉过正，在把亲兄弟们关进笼子之后，又把外祖父家的人拒之门外，就错过了一些本可倚赖而又有血缘关系的人。
于是外姓人就得到了重用，而最受曹丕重用的，莫过于司马懿了。
曹丕统兵在外巡游出征，必须找个代理人处理后方军政事务。曹丕选定的代理人是司马懿。这些做法固然有削弱藩王的作用，但曹丕对兄弟过度戒备，导致大权旁落至外姓人手中。
公元 222年和公元 224年，曹丕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镇守许昌，并改封司马懿为向乡侯。公元 225年春，司马懿转任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掌管政务。此时的司马懿，不仅手握军事和政务两个方面的重权，而且陡然跃升到权力圈的核心。“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曹丕颁发诏书，强调司马懿的权力，让他为自己分忧。
但是，司马懿深深懂得位高震主的道理，为了表示自己并非贪图权位之人，他坚决推辞曹丕对自己的封拜。曹丕对他的这一表现非常满意，说：“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坐稳了天子之位的曹丕，浑然忘却了曹操临终前曾经告诫他司马懿并非人臣。
曹操弃曹植而选择曹丕，究竟是对还是错？有人认为曹魏最终失败缘于曹操把接班人选错了，如果当初选择曹植情况就不一样，假如曹植当了皇帝就没有司马懿、陈群这些人什么事了，司马氏夺权的一幕肯定不会出现。这样说似乎有一些道理，如果曹植当上皇帝，司马懿不仅掌握不了大权，而且会被曹植首先收拾掉，确实没有后来的魏晋“禅让”了。但如果没有司马懿，曹魏的江山就能坐稳吗？这大概又是一个问题。
司马氏之所以取代曹氏开创了另一个朝代，他们自身的努力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更多的原因在于曹氏子孙们自己把江山弄丢了。无论是曹丕还是曹植掌权，关键不是看司马懿能否得势，而是看曹丕和曹植谁的政治素质更高，谁有当一代明君的潜质。事实证明曹丕不具备这样的潜质，但可以肯定地说，曹植更不具备。
司马懿在曹操时代并不突出，真正开始执掌大权是在曹丕时代。曹丕一直非常信任司马懿。曹丕临死前，任命司马懿、曹真、曹休、陈群四人为辅政大臣，并指着司马懿、曹真、陈群对太子曹叡（206—239）说：“这三个人都是我大魏的大忠臣，千万不要怀疑他们！”曹丕临死前说的这句话，无疑为司马懿篡权、曹魏亡国埋下了伏笔。
对于司马懿势力的崛起，曹丕要负最大的责任。曹丕与司马懿相识多年，却从未怀疑过他。他把司马懿当作诸葛亮看待，并临终嘱托儿子不要怀疑司马懿，实在是失策。刘备说，诸葛亮的才华十倍于曹丕，确实没有贬低他。曹丕看人的眼光实在不行。
对东汉末年的流弊，曹丕都是亲历见证者。曹丕篡位开国，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导致司马家族如法炮制，也算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