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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胡轸、吕布率领的军队军力显然比上次梁东会战时要强，而孙坚手里的不过是些败军和新兵，军力与上次比要弱。这样的情况下，孙坚是必败的。可是，就是这场人人都认为孙坚必然会输掉的战斗，孙坚居然赢了，而且赢得非常漂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话还要从胡轸、吕布二人的严重不和谈起。
在董卓军中，一直存在着并州派和凉州派的矛盾。这次董卓派军迎击孙坚的两位大将——统帅胡轸属于凉州派，而副帅吕布则属于并州派。正是因为胡、吕二人的不和，才给孙坚以可乘之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董卓听说孙坚进占阳人城，立即派胡轸为大都护、吕布为骑督带领五千人马，前往迎击。胡轸性急，出兵时预先扬言：“这次去，要当斩一青绶，部队才会整齐纪律。”诸将听胡轸这样说，心中颇为不快。
这里要注意，所谓“青绶”是指系官印的青色丝带，也借指官印本身。在古代，青绶是官员身份的象征，不同级别的官员佩戴的绶带颜色和质地有所不同。在汉代，佩绶制度非常详细，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官员应佩戴的绶带颜色和质地。例如，汉高祖时期，三公为金印紫绶，而御史大夫、九卿和二千石以上官员则为银印青绶。青绶的颜色呈紫青色，既体现了古代对色彩的审美，也象征着佩戴者的身份和地位。
部队行至广城（今河南省汝州市西），离阳人城还有几十里。此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兵马劳累，应当驻军休息，而董卓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也要求在广城住宿，秣马厉兵，养精蓄锐，然后再乘夜进兵，天明时分攻城。但诸将都嫌忌胡轸，想败坏他的大事，不想让他成功。于是，吕布等人便说：“阳人城中敌兵已经逃跑，应该快点去追赶，寻求战机。否则，就没有机会了。”胡轸便率军连夜出发。
到了阳人城下，城中守备十分严密，偷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时，部队饥渴困顿、士气低落，加上是在夜间，没有堑壕工事防御。将士们刚刚解甲休息，吕布又令人传布谣言，说孙坚率城中将士乘夜来袭。军众在黑夜中不明真假，慌乱奔逃，弃盔甲，失鞍马，十分狼狈。孙坚乘势出城追击，不仅使得胡轸全军溃败，而且还一举斩杀了董卓的爱将华雄。孙坚阳人城一役获胜，名声大起，威望更著。
因此，历史上真正做到温酒斩华雄的是孙坚，而不是关羽。
阳人城战后，有人乘机挑拨袁术，说：“孙坚倘若占据洛阳，发展势力，将难以制约。如果任其发展，岂不是除却一狼，又增一虎吗？”听了挑拨之言，袁术真的怀疑起孙坚来，不给孙坚运送军粮。孙坚军中无粮，焦虑万分。当时，孙坚驻地阳人城距离袁术所居鲁阳一百多里，遂连夜乘马直奔鲁阳拜见袁术。
在这个时期，孙坚、孙策父子对袁术可谓忠心耿耿，至于孙策后来的背叛实在是因为袁术自己太不像话了。
在袁术帐中，孙坚心情异常激动，在地上画来画去分析形势和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说：“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袁术心中怀愧，不能自安。
孙坚接着说：“大勋垂捷而军粮不继，此吴起所以叹泣于西河，乐毅所以遗恨于垂成也。愿将军深思之。”袁术马上下令给孙坚调拨军粮，孙坚立即回营。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袁术偏偏用人还要疑人。可想而知，孙坚跟着袁术处处受制，其实根本得不到重用。相反，袁术只是把孙坚当作一柄利刃而并非合作伙伴，一直在利用他。所以，孙坚只要一日在袁术手下，就不可能再往上走，也不可能图谋大业。此时，孙坚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还在一门心思领兵打仗。
有了后勤的保障，孙坚继续北上。这时，董卓才发现孙坚的厉害，尽管多年以前在平定凉州的叛乱时两人有过一面之交。
董卓惧怕孙坚的勇武威猛，派部将李傕前往劝说，想与孙坚结为姻亲之好，并且让孙坚开列子弟中能任刺史、郡守的名单，答应保举任用他们。在利诱面前，孙坚一身正气，义正词严地说：“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当即下令向洛阳的“南大门”大谷关（今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寇店镇水泉村）进军，一直挺进到距离洛阳九十里的地方。
孙坚一口回绝了董卓，不仅表现了他卓然不群的英雄气概，也使董卓大有感触。董卓曾对长史刘艾说：“关东的部队屡遭失败都怕了我，只有孙坚颇能用人，应该告诉将领们让他们有所防范。孙坚确有过人之处，其才可用！”
刘艾说：“孙坚虽然时出奇计，但到底不如李傕、郭汜。听说他在美阳亭（今陕西省扶风县）北率领一千多人与敌合战，差一点丢了命呢！”
董卓说：“孙坚当时率领的是乌合之众，兵不如虏精，且战有利钝，不可完全以成败论。不过，这回他跟从诸袁小儿，倒真是自寻死路了！”还说：“只要杀掉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然会服从我！”
依照董卓的意思，唯有二袁（袁绍、袁术）、刘表、孙坚才是其心腹大患。董卓迁都长安，不能不说与孙坚有一定的关系。
此时，董卓亲自出马和孙坚在洛阳郊外展开会战，结果遭到孙坚重创。董卓留下吕布掩护，自己转守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和陕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孙坚继续挥兵进攻洛阳，与吕布接战。
无心恋战的吕布迅速败走，孙坚进入洛阳。当时，洛阳空虚，数百里内没有烟火。孙坚入城，见此惨状，无限惆怅，潸然泪下。孙坚一边安抚百姓，一边清扫汉室宗庙，用太牢之礼祭祀。这表现了孙坚忠君爱国的一面。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坚得到了汉王朝的传国玉玺。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吴书》记载，孙坚当时驻军洛阳城南甄官署（今河南省洛阳市汉魏故城南甄庄村一带）。
甄官署，古代官署名，是提供建筑材料及建筑中所用装饰用品的部门。甄官署负责供应宫廷用瓷，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自东汉历代沿置，所属有前、后、中甄官令，掌烧制砖瓦、陶器，雕制石人、石兽、碾硙等物。甄官窑就是烧制这些用品的官窑。
一日，甄官署内的甄官井上，早晨有五彩云气浮动，众军惊怪，没人敢去汲水。孙坚命人下到井内察看，却打捞出了传国玉玺。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缺一角，其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据说，这是当年张让等作乱，劫持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人将其投到井中的。
但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呢？我认为，是假的。原因如下：
第一，从此事引用人自己的思考来看，孙坚得到玉玺之事典出裴松之《三国志注》中，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松之《三国志注》曰：“臣松之以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于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
第二，从此事的原始出处《吴书》和《山阳公载记》来看，裴松之引用的《吴书》和《山阳公载记》两书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而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有可能的。
第三，从陈寿创作《三国志》不引用此故事来看，众所周知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像这样的记载肯定是看过的，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其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是绝对不会忽略的。
那此后的孙坚又怎么样了呢？
孙坚显然没有什么大野心，在占领都城后依旧分兵出新安（今河南省新安县、义马市与渑池县交界地区）、渑池，往西出函谷关向董卓的新据点长安进攻。
董卓为防孙坚再来进击，也分兵驻守各处险要，自己则入镇长安。孙坚则在修复完被董卓挖掘的汉室陵墓后引兵回到鲁阳。此时，董卓在撤离洛阳后曾对他的长史刘艾说，“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
的确，孙坚在关东官僚集团中并不是什么大人物，可他却是击败董卓军最大的功臣，与董卓的作战也最为彻底。可惜，《三国演义》为了烘托刘备，把孙坚的事全安在了刘备头上，实在是太过分了。
正当孙坚兵进渑池准备一举打到长安时，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敌人出现了。
公元 191年仲夏，正当孙坚率军前往长安准备和董卓军展开又一场大战之时，袁术从鲁阳发来了急信。
原来，当时，关东州郡长官为了扩大势力地盘，纷纷兼并割据。袁绍、袁术虽为兄弟，可互相间也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由于袁术派孙坚去攻打董卓，孙坚自然作战在外，而勤王军的盟主袁绍却趁着孙坚远行改派会稽人周昂（一说周喁）担任豫州刺史，率兵袭取曾作为孙坚豫州刺史治所的阳人城。袁绍也真不把劳苦功高的孙坚放在眼里了！
孙坚得此消息，十分感慨：“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说完，仰天长叹，泪如雨下。
当时，豫州属于袁术的势力范围，袁术推荐孙坚为豫州刺史，实际上是让孙坚来替他抵抗北方的袁绍。此时，袁术本人正坐守南阳与荆州的刘表对抗。很显然，袁术的用心主要在刘表身上，他把孙坚基本上当作盾而不是矛，而孙坚出于一片忠君爱国心，冒险单兵与董卓军作战，实际上对袁术而言是件很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按袁术之意，先取荆州，后取江东，然后挥师北上，一举而天下定。袁绍当然也看穿了袁术的心思，所以趁孙坚西征之机攻打豫州，使袁术腹背受敌。就这样，孙坚只好奉命退兵。在袁术的帮助下，孙坚顺利地击退了周昂，在豫州巩固了政权。
此时，袁绍正忙于处理冀州问题，无暇继续派兵。于是，暂时缓了口气的袁术做了个决定，让孙坚出征刘表。这个决定即使从后世来看也是很正确的——无论从战略上讲，还是从战术上讲——可是对于孙坚而言，他的死期却临近了，尽管这完全是意外。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刘表其人。
刘表，字景升，和刘备一样是汉室宗亲。巧合的是，他们都是从汉景帝这一支分出来的。刘备自称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因为刘胜受封的中山国在今天的河北，所以他这一支的后人就都生活在河北，而刘备是涿郡人。刘表则是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之后，因为刘馀受封鲁国，所以这一支的后人就生活在山东。
刘表生于公元 142年，山阳郡高平县（山东省微山县）人。《三国志》说刘表“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可谓一表人才。东汉末年，其时十分流行人物品评，而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物，要出人头地，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有著名的人物给他一个评价，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曹操也曾经准备隐居读书二十年，换一个“名士”的头衔出来做官。刘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八俊”的评价，且为汉室宗亲，按说通过察举制度去做官也不是难事。
青年时期的刘表虽然与七位贤士同号为“八友”，但他没有仿效当时流行的隐居山林的清流作风，而是积极地投身仕途，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属，很受何进的赏识。后来，刘表被擢升为北军中候，掌管禁军。
公元 190年，荆州刺史王叡被孙坚杀死，何进向朝廷推荐了刘表担任荆州刺史。刘表一生中最重要的荆州割据时期就此开始。
公元 191年秋冬之际，孙坚开始转战于荆北，刘表也派黄祖在樊城（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邓县（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邓城村）之间迎战。到了公元 192年春天战争进入高潮，孙坚率军在樊、邓一带击溃了刘表的大将黄祖，乘胜追击，渡过汉水，兵锋直抵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刘表闭门不战，派黄祖乘夜出城调集兵士。黄祖带兵归来，孙坚复与之大战。黄祖败走，逃到岘山（在今湖北省襄阳市）之中，孙坚追击。
就在此时，董卓被他自己的义子吕布杀死。应该说，此时此刻的袁术已经胜利在望了。如果孙坚不日攻克襄阳，继而铲除刘表、平定全荆州，再加上此时身在北方的董卓已经被杀身亡，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由袁术一统天下的情形，历史也就完全有可能就此改写了。
可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发生了。
孙坚与黄祖大战，黄祖败走逃到岘山之中，孙坚追击。这次孙坚对黄祖在襄阳城外的追击，按照史书的记载，那是“单马行岘山”。“单马行岘山”，这一鲁莽的军事行动使孙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当孙坚“单马行岘山”追击黄祖的时候，其手下败将黄祖的部将从竹林间发射暗箭，孙坚中箭身死，年仅三十七岁。
这就不得不说到孙坚创业失败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成也“身先士卒”，败也“身先士卒”。对孙坚来说，正是应了那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孙坚打仗总是勇当先锋，喜欢冲在最前面，还经常亲自深入敌军腹地。作为将领，这通常说来没问题，甚至还有鼓舞士气、团结军队的作用，毕竟将军都亲自上阵杀敌了，作为士兵怎么可以退缩呢？
但是别忘了，到了这个时候，孙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领而已了，他早已经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可以跟各路诸侯并肩而坐了。此时，孙坚手下有诸多大将能用，他自己完全不需要事必躬亲，只要在后方指挥作战，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然而，孙坚显然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凭借着一腔热血上阵奋勇杀敌。
孙坚虽死于意外，但这背后似乎又透露着一种必然性。一是他一门心思带兵打仗，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结果没人家会算计，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就这么被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地拿走了。这就是董卓说孙坚的“戆”。二是他不懂得人心险恶，也不会识人看人，所以投靠错了袁术，这就决定了他的发展前景不可能好。三是他还不知道自己身份地位的转变，身为将帅却干着一兵一卒的活儿，白白给对手制造了刺杀他的机会。这就好比我们下象棋里的“将”，手下明明有一堆“车、马、炮、象、士”和无名兵卒，但他不用而非要自己跨越“楚河汉界”去打仗，这不是千里送人头吗，谁能保得了呢？
孙坚是一个站在时代关口的草莽英雄，他能力出众，也在乱世中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又缺乏政治远见和全局视野，这就决定了孙坚只能是一个出色的将领，而无法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董卓评价孙坚“小戆”的评语实在恰如其分。
一代豪杰的死往往很突然、很意外，而孙坚的死是袁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推迟了南中国的统一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