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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诸侯之中，孙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一方面，他在镇压黄巾起义、讨伐董卓等战争中战功卓著，在东汉末年很有名气；另一方面，他是小霸王孙策（175—200）、吴大帝孙权的父亲。因此，史料上关于孙坚的记载相对于其他诸侯而言比较翔实。
陈寿（233—297）的《三国志》对孙坚的评价是：“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
“导温戮卓”，是指孙坚劝说张温提前杀掉董卓以免后患，但没能成功。这里，先抛开诸如“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的优点和“轻佻果躁”的缺点不谈，先看看“有忠壮之烈”这个评价。纵观陈寿《三国志》中对于其他诸侯，似乎还没有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这说明孙坚的“忠壮之烈”在三国及西晋时期都基本上是得到认可的。东晋南朝裴松之（372—451）在《三国志注》中也说“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家眼中，基本上对孙坚的评价都是比较正面的。不过，到了现代，孙坚的形象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对这一人物的评价变得模糊和混乱起来。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孙坚呢？
这还得从孙坚的家世讲起。如果要了解孙坚其人，那么对其世系、出身做一番了解显然是必要的。但纵观《三国志》全文及裴松之《三国志注》，均未提及孙坚先人名讳、官爵，除了《三国志·吴书·孙坚传》中那一句模棱两可的“盖孙武之后也”之语，孙坚世系几乎无从查考。然而，在与裴松之同时代人物的一些著作中，却记载了一个神秘的种瓜人——孙钟。
据说这个叫孙钟的种瓜人，因为人品好而受到神灵护佑，泽被子孙。但这个种瓜人孙钟的身份，特别是他与孙坚的关系，在诸多作品中说法不尽相同。有说他是“坚之父”的，也有说他是“坚之祖”的，莫衷一是；而古汉语的简洁令这个“坚之祖”的意思不甚明了，究竟是指孙坚的祖父还是指孙坚的先祖，后人各有各的理解。这样一来，孙钟的身份认定，就显得扑朔迷离了。
关于这个种瓜人孙钟，其实还是有一点可以供我们思考的：历史记载为什么非要强调孙坚的祖上孙钟是个“种瓜人”？是不是就意味着孙钟生活的那个年代基本上很少有人会种瓜，以及是不是意味着孙钟给一方的父老乡亲带来了种瓜的手艺呢？如果是的话，孙钟又是跟谁在哪里学的种瓜的手艺呢？再想到孙权的“紫髯”，又会做何联想呢？下面将一一解答。
除了这位叫孙钟的先人，有关孙坚的出身是贫是贱，劳苦大众抑或地方豪强，后人也有不同见解。就这一问题做一考证，这对东吴政权的崛起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笔，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日后孙坚的所作所为。
要弄清楚孙钟的身份，不妨先看看孙钟与孙坚关系的两种说法均出自何处：
孙钟为“坚之祖”说，见于《宋书·符瑞志上》以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明录》。《宋书·符瑞志上》的撰者沈约（441—513）是南朝齐梁年间人，而《太平御览》虽然成书于宋代，但所引《幽明录》的作者刘义庆（403—444）却是南朝宋人，比沈约还要早。
孙钟为“坚之父”说，见于刘敬叔的《异苑》和《太平御览·卷九七八》所引《幽明录》以及鲁迅先生所撰《古小说钩沉》。刘敬叔和刘义庆一样，也是南朝宋这一时期的人，而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中相关内容则均为辑录或引《幽明录》。
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书中也有类似或相关记载，但或者未言及孙钟与孙坚关系，或者成书年代较晚。总的来说，较为原始的记载基本就出自《幽明录》、《异苑》和《宋书》这三部书。其中，《幽明录》和《宋书·符瑞志上》的记载较为相近，大意都是孙钟种瓜，遇神仙指点，后来“祖坟冒烟”，泽被子孙；《异苑》则略有不同，虽然也是写孙钟种瓜，遇神仙指点，但“祖坟冒烟”的事却改成了孙钟死后神仙暗示孙坚，以及地里冒出沙子，喻指孙坚会做长沙太守。
上述三部书均为南朝时期著作，《幽明录》和《异苑》成书于南朝宋，《宋书》则系二十四史之一，乃南朝梁为前朝宋所撰正史。应该说，三部书的作者与裴松之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于是，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多部同时代的作品中都有提到孙钟，而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却不见孙钟的事迹呢？
众所周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可谓“不避繁芜，以常理推之”。因此，对于孙钟的故事，裴松之不应视而不见，然而孙钟其人又的确不见于裴注。难道裴松之当真疏忽了？
其实不然。倘若仔细查阅裴松之《三国志注》，就不难发现裴松之实际上是注意到了这个故事的。裴松之《三国志注》不但辑录了这个故事，而且其所注引的记载较之《幽明录》诸书更为原始，之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只不过是因为其中没有提到孙钟的人名而已。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韦昭（204—273）《吴书》相关记载如下：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
虽然《吴书》中没有提到孙钟，但数种说法中差不多都有提到孙家“祖坟冒烟”的事，其中《宋书·符瑞志上》与《吴书》对比，所记部分内容简直一字不差，都写的是“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以此推之，诸说应出同源。当然，刘敬叔的《异苑》的记载较为另类，权且不论。
《吴书》的撰写者韦昭是三国时东吴人，比刘义庆等人早了上百年，因而《吴书》所记显然更为原始。但与后世诸说相比，为何《吴书》中只记载“祖坟冒烟”之事，而缺失了孙钟种瓜遇神的故事呢？参考诸说，之所以如此有两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孙钟此人，这个传说的原始形态就是如《吴书》中所记，后世诸说均以此为蓝本进行改造并创作出孙钟这个主人公来；另一种可能是孙钟确有其人，但《吴书》出于立场考虑认为不便直书孙坚祖上是瓜农，故而略去“孙钟种瓜遇神”之事，而只保留了“祖坟冒烟”的故事。
既然诸说同源，而《吴书》最早甚至可能是故事的原始出处，那么我们不妨以《吴书》的记载为基础并参考后世诸说分析一下孙钟的身份，究竟是孙坚的父亲、祖父还是更早的先祖？当然，这个分析的前提是我们认为孙钟确有其人。
按《吴书》所记，在人们发现孙氏“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之后，“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再后才“母怀妊坚”，于是孙坚出世。所以，这些故事里的“冢”，也就是神仙指点给孙钟的那个葬地，肯定不会是孙坚父亲的，否则父亲已然安葬，母亲何来身孕？这个“冢”，显然是孙氏更早的先人的（至少也得是孙坚祖父的），可以说是孙家的祖坟。但问题在于故事里的那个“冢”，即那个神仙为孙钟指点的葬地到底葬的应该是谁呢？
无非三种可能：孙钟的父亲、孙钟的母亲，或者孙钟本人。
按常理，这个“冢”不应当属于孙钟早已过世、已然入土安葬的父亲（否则就得挖祖坟，迁坟）；而对于父系社会来说，祖宗保佑通常指男性，因此这个“冢”也不应当是与孙钟相依为命的母亲的。说到底，这个“冢”只可能是留给孙钟自己的。关于这一点，《异苑》的记载如下：
孙钟富春人，坚父也。与母居，至孝笃性，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为设食出瓜，礼敬殷勤。三人临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见之厚，欲连世封侯，欲数世天子。”钟曰：“数世天子故当所乐。”因为钟定墓地，出门悉化成白鹊。一云，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可以作为旁证。
《异苑》虽然与《幽明录》所记不尽相同，但明确说了那个葬地是孙钟的，并且孙坚在孙钟的墓地里受到了神仙的指点。因此，我认为，在这个传说的原始版本中，神仙为孙钟指点的葬地应该是给孙钟本人的，如果这个“冢”是孙钟本人的，而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冢”从逻辑上不可能是孙坚父亲的，显然孙钟是“坚之父”的说法不能成立。
据此，《异苑》中的故事之所以有异于诸书，极有可能就是由于它在坚持“孙钟是孙坚父亲”和“墓地是孙钟的”这两大前提的同时，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与“母怀妊坚”之间的逻辑矛盾，故在两难之下不得不进行修正，于是删去了“祖坟冒烟”的故事。
既然“坚之父”的说法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即孙钟不可能是孙坚的父亲，那么孙钟会是孙坚的祖父吗？这就要从中国古汉语遣词造句的方法说起了。
古汉语虽然简洁，但事实上也尽量避免造成歧义，如在《三国志》和其他古人的著作中，其实都是清清楚楚地写着“祖父”，而并不会将“祖父”略写作“祖”。所以，我认为，“坚之祖”的意思并不是指孙坚的祖父，而应当是指孙坚的先祖。
于是，也不难得出结论：这个传说是讲孙坚的先祖，他因为至孝笃性、乐善好施受到上天的嘉奖，得以泽被后世，自孙坚始富春孙氏逐渐兴旺显达。
尽管孙钟很有可能是孙坚的某个先祖，但由于他实在是寂寂无名，所以无论韦昭修《吴书》还是陈寿作《三国志》，显然都不会有他的位置。这样一来，在修史时，孙坚仍然要面对世系不明的尴尬，并且这个尴尬的问题事实上也终于没能得以解决。面对这个问题，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中只是以一句“盖孙武之后也”草草掩过。
所谓“盖孙武之后也”，显然是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原因就在于，单就魏晋时期的史料而言，我们确实无法证实孙坚究竟是否孙武之后。不仅如此，除了《幽明录》，绝大多数有关孙钟的传说中都没有提及孙钟系孙武之后。也就是说，在唐以前，人们对孙坚（以及孙钟）与孙武的关系，均持审慎的态度。
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讲，陈寿《三国志》对孙坚世系的处理是理智并且负责任的。但在一个有着强烈“祖先崇拜”的传统社会，这显然也是令人遗憾的结果。于是，在之后的岁月中，一件不可思议却又合乎情理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宋代，孙坚的世系竟然一扫昔日“模糊”的面貌而变得“清晰”起来。
在唐代林宝所撰《元和姓纂》一书中，有关孙氏的资料尚较为原始；但到了宋代，在欧阳修（1007—1072）等人所修《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中，孙家的世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不仅孙武的世系变得一清二楚，而且自孙武到孙坚这一段的世系也被修得一清二楚。
这个横空出世的孙姓世系，在其后的上千年中成为主流，虽然历代学者对此均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但直到近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这个孙姓世系所发出的质疑声才变得越来越大。
质疑的结果是，不仅孙坚与孙武的关系成问题，连孙武本人的身世也大有悬疑，而且孙膑与孙武的关系也是大有疑问的，这些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倘若一定要追问孙坚究竟是不是孙武之后，仍然要回到陈寿那句“盖孙武之后也”来。
按《史记》之说，孙武原本齐人，后为吴将，为吴国兴起立下了大功。除此之外，各种史籍资料对孙武的生平，尤其是他的生前身后并没有太多记载，或许唯一能让人感到些许欣慰的是成书于东汉时期的《越绝书》。
据《越绝书》记载：“吴县巫门外大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倘若孙武确实终老于吴，而孙坚恰恰又是吴郡富春（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这的确很容易使人在二者之间产生某种联想。
另外，从现有史料看，在孙武甚至更晚的时期，吴越一带似乎没有其他孙姓氏族。考虑到秦汉时期严格的户籍制度，姓氏迁徙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虽然中原和荆楚地区的孙姓迁入吴越一带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应该不是特别大，似乎也未见到相关的史料记载。综合多方面来分析，孙坚作为孙武的后人，也是很有可能的。
当然，“可能”终究是可能，面对孙氏源流众多、相关史料又相当匮乏的状况，想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明确的判断确实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或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陈寿在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情况下，只好用了一个“盖”字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盖”尽管不是很肯定的语气，但表明了作者的一种猜测。尽管已无从知晓陈寿作此猜测的理由，但作为著史者来说，这种猜测绝不会是完全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
《三国志》全文及裴松之《三国志注》，均未提及孙坚先人的官爵。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韦昭《吴书》中说“坚世仕吴”，有人认为这种说法系撰者虚饰之辞而不足为信，但陈寅恪先生却依据自己的考证认为“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
尽管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有不尽相同之处，但仍认为陈寅恪先生所论实有阐奥发微之效。孙坚日后得以“少为县吏”，依汉末社会形势看，则其家境应不至于过分微寒，甚至在乡里还应当略有威望，而“坚世仕吴”从另一角度看，正说明孙氏一门未出朝臣大员，至多不过郡县百石之吏。由此来看，《吴书》说“坚世仕吴”则未必虚饰之辞，其遣词用句言简而意赅，诚不失史家风范。
当然，《吴书》中所云“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之事，则显然是附会神异之说，但考虑到时代特征亦不足为奇。
尽管《吴书》《幽明录》等书记载的有关孙钟的故事，有相当程度的虚构，加之语焉不详能说明的问题很有限，但细细品读后却会发现，其实这类故事恰恰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孙坚的家庭或家族背景。
首先，当人们发现孙家“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之后，乡中父老都说“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既然说“孙氏其兴矣”，那反过来理解便有之前孙氏未兴之意，正与“坚世仕吴”相符。
其次，种瓜为生，虽然并不显达，但至少还算是良家，并且说到孙钟时差不多都提到他“至孝笃性”。同时，孙钟热情款待幻作凡人的司命，也称得上是“乐善好施”了，这些都是难得的优秀品质，也算是为孙氏的家风作一个注解。
另外，《吴书》说孙坚出生后“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似乎又在暗示其性情有异于父亲。这一点从日后孙坚与父亲去钱唐（今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途中遇到海贼的经历，也能看出些许端倪。在孙坚要求击讨海贼时，他父亲却认为这种事“非尔所图也”，而当孙坚智退海贼并“斩得一级以还”后，其父的反应是“大惊”，这就足以看出两人的个性有较大差异。这样，从孙坚的性情便可反过来推测其父应当是个较为本分的人，这一点从孙坚和他的同胞兄长孙羌的表字就能看出来，前者叫“文台”，后者叫“圣台”，而再拿“文”和“圣”对比一下孙策、孙权名字中的“策”“权”“符”“谋”，这种反差是显而易见的。按《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的记载，孙坚智退海贼之后“由是显闻”，说明在此之前孙坚名头不响，而像他这种年纪的青年人，如果是世家子弟则应当是以知书达理而显名的，这就表明孙坚绝不是那种名门望族。
据此判断，孙坚家应当属于当地的富户，受教育程度虽然无法与世族大姓相提并论，但比穷苦百姓又要高出一筹。尽管世代向往着跻身官场，可由于先天不足，只能勉强在基层混个小吏。从《三国志·吴书·孙静传》中“坚始举事，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来看，孙氏族群在当地是有一定的规模的，这可能也是孙家虽然一直没人做大官，但尚能保持“世仕吴”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在孙坚的父辈、祖辈时富春孙氏还只是当地较大、较富庶的族群的话，那随着孙坚的崛起则富春孙氏便逐渐跻身于地方豪族之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