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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细研究中国文书资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后，则需中外资料并重。早期的作者写到一八八五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这就是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写的原因。一八八五年以后的情况稍有不同。在更近的期间中，西方和中国有些新文件出现，有助于历史的编写。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学校放假，我急于前往欧洲。但是，我想起了蒋委员长年初在南昌时对我说的话，在我离国前应该先去看他。我不知道他在说话时认真的程度如何，我不想制造一种印象，争取好感，或是为了将来的政治前途与他建立一些关系。我先订了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票，预计七月中旬动身。大约离平的前五天，我接到蒋委员长的电报，要我再到牯岭去见他。我把车票往后延了一个星期。

当我在牯岭见到蒋委员长时，他想知道我的计画，他要我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他希望我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要我研究苏联的情况。他所用的字眼很笼统，实在说起来，似乎有些不明确。我想他不作明确指示是有理由的。他希望我从事初步了解。如果我进行得顺利，他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在当时，如果请他作更明确的指示，我认为是不适当的。但是，由于这件事是很机密的，我认为他似乎应该选一位经验比我更丰富，比我更能获得他信任的人去担任。我告诉他如此重要工作由我来担任一定不会得到实际效果，因为这不是学术研究工作。他立即了解我的困难，他告诉我他会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联络，此举可令苏联政府获悉他对我的信任。

为了在满洲里车站搭西伯利亚特快车，我要经过日本控制的东北。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告诉日本大使馆我要经过东北去苏联。我没有请求任何优待。沿途日本机关也没有找任何麻烦。

在火车上我遇到威尔·洛泽斯（Will Rogers）及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我们迅即成为朋友，谈论了各方面问题。洛夫人对苏联人极感兴趣。当他看到穷孩子们在车站时，他就对他先生说：“威尔，把这匣巧克力打开，给这些孩子们一些。”威尔依言而行。沿途我们看到很多强壮的苏联妇女工作。在较大的车站，火车要澈底洗刷，这些工作完全由妇女担任。洛夫人不明白为什么苏联要他们的女同胞来担任这种吃力的工作。威尔先生突然得到灵感。他随时将他在西伯利亚途中捕捉到的灵感撰成新闻稿发往《纽约时报》。有一天，他的儿子给我看一页他写的稿子，上面写着：“一个中国人了不起。两个中国人平庸。三个中国人没有用。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我在车上遇到一个中国人，他很了不起，我要向罗斯福总统推荐他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