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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公开一些关于战争起源的秘密外交文件。凡尔赛条约把整个挑起战祸的责任委之于德国。然而，德国伟大的出版物《大政治报》（Die GrossePolitik）由许多学养深厚的学者撰稿，除了剖白德皇政府对战争所应负的责任外，还对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外交情形有所说明。德国这种公开秘密文件的举措，使英、法和苏联也起而效尤。透过此种举措，世界历史家在战后十五年内能够写出自普法之战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正确的世界政治史。在公布资料时，各国政府不仅帮了历史科学很大的忙，而且也启发了世界专家们的意见。

我对这些公开资料极感兴趣，特别是有关远东部分的。在这方面，德国、苏联和法国的资料中有极丰富的材料，英国资料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其中没有日俄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远东的资料。

除了苏联政府公布的文件外，俄国学者们还发行一本名叫《红色档案》（Red Archive）的刊物，其中有许多关于沙皇政府在远东的外交文件。我曾将它们译成英文在《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这些文件虽然替我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样的，也引起了许多新问题，而且我对这方面资料的需要越来越殷切。有人告诉我说，在莫斯科苏俄政府成立了中央档案室，把档案公开给世界学者。我找苏俄大使馆接洽，要求赴苏，到中央档案室去研究。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alov）很兴奋的答覆我他绝对尽量替我设法，争取使用资料的许可。他要我详细指明我所需要的资料。我提出一张明细表，其中包括：（1）关于一八五。年缪拉维耶夫（Muraviev）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一带的活动资料；（2）关于义纳铁耶夫（Ignatiev）一八六〇年在北京的资料；（3）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有关中亚的各项资料；（4）有关一八八五至一八九四年朝鲜的资料；（5）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间有关我国东北的资料。关于我准备赴苏旅行的事，除了鲍格莫洛夫大使外，我还拜晤了好几位他的部下，他们也都对我很有礼貌。暑期来临，我不仅拿到护照，而且也获得对方的许可，我可以接触所有我所需要的资料。

除了苏联的文件外，使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英国档案处（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的资料。虽然英国政府对外交函件及使领馆的报告的公布一向是相当自由的，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遗漏。最重要的一项遗漏是一八八五至一八九四年英国在朝鲜的外交工作情形。从我所搜集的李鸿章的资料中，我获悉英国在那段期间内曾经支持过李在朝鲜的前进政策。除非我从英国方面得到反证，我认为在朝鲜纷争中大英帝国是和中国携手的。英国政策的目标是阻止苏俄渗入朝鲜。当一八九四年九月中日之战爆发时，英国宣告中立，没有参加对日作战。英国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我认为似乎充份说明了李鸿章在他逝世前六年所表现的对沙皇政府盲目而坚定的信任。我想我可以利用英国档案处的资料，花费部分假期时间，澈底研究一下中日之战前十年英国在远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