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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院会中，委员长命翁文灏检查各省市县行政工作，予以督促。令我检查中央政府行政工作。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因为我从政经验不足，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首先要对应作的工作分出轻重缓急。

我从政的前三个月，主要是研究中央政府，拟订一套改革计划。此一工作因为限于篇幅不能详述，只能在此略提一提。

首先我提议改善交通电信组织。当时我们有铁道部和交通部，两部都管公路。此外，我们有经济委员会，负责筑路事宜。我发现有许多新路应该修筑，有些铁路是平行的，有些铁路是与公路平行的。太没有计划。因为铁路、船和公路都缺乏经费，所以调整所有运输体系，我感到是绝对必要的。

例如，当时大家对空运都不太关心，没有兴趣，而发展空运却为当务之急。我把这些当作改善的对象，建议把铁道部改为运输部，主管铁路、空运、公路，而交通部主管邮政、电报、电话等业务。如此，可免架床叠屋之弊。

有一天，铁道部长张嘉璈告诉我，他想筹款买一批快船，航行于上海汉口之间。他所构想的航线，与平汉和粤汉两路有关。我问他为什么不接办已有的招商局，他回答说，此举会与交通部抵触，因为招商局属交通部。同时，如果将招商局改隶铁道部，他一定要接收一批滥船和一大批冗员。他不想找麻烦，想从头做起。

为了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我曾建议取消经济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上述两委员会不仅彼此间职掌重复，而且与其它机构也有重复之处。

中国以农立国，但却没有农业部。中央政府有关农民的工作划归实业部。我认为政府对农民应该予以更好的照顾，对此问题我研究了好几个礼拜。其中牵涉的问题很广必须要同时解决。举其要者如农作物及畜类改良、灌溉及水土保持、造林、改良农具、肥料、防止病虫害等均应着手进行。这需要一大笔经费，但据我判断，这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即使从狭义的财政观点看，这都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投资到农民身上，一定会增加土地税。我认为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帮助农民，可以增加生产，并可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我建议应该成立农林部。

我想建议集中管理办公用品。我请行政效率委员会研究有关办公用品问题，委员会提出好几份报告，暴露许多可笑的事实。例如：许多政府单位购买维纳斯牌铅笔，有的每枝七毛五，有的居然高到两元一枝。茶叶的数量、品质和价钱也出入很大。我想要建议集中管理所有政府机构的公用物品，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想在其他建议方面争取支持的关系。

依照国父遗教，中央政府的行政院是执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所拟定的政策的。行政院周二院会中较重要的决定，都要送到中政会周三的会议中通过。有一次，星期二晚上我接到委员长电话，大意是要我出席次日晨间的中政会，说明内蒙半自治问题。这次出席使我有机会了解政院与中政会之间的关系。内蒙半自治案已经列入中政会议程。我向蒋院长报告说我不是中政会人员，他告诉我这没有关系。

晨九时前我抵会场，一位穿制服的人员在入口处挡住我。我表明身份说明来意。他说他并不是不准我进去，是因为我违反了新生活运动。他提醒我那天是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我问他我违反了什么规定。他轻轻的从我衬衣领子上取下一件东西。我发现那是一条洗衣店的号码签，因为我赶着来开会所以没有注意到。我不禁自言自语说：“嗯，这的确是个神圣的地方，我一定要特别注意。”

出席会议的大约有二十五人至三十人。委员长任主席。讨论事项很多，三分之二时间用于讨论行政院院会所提议案，委员长桌上堆着一叠文件，他逐页宣读，与会人员逐案讨论。当讨论到绥远、察哈尔等省问题时，费时很久。有些人言及康熙、乾隆处理内蒙的成功事绩，也有些人谈到日本在内蒙地区煽动叛变情形，另一批人依据国父遗教讲述有关少数民族的权利。讨论过程很杂乱。因为意见多，所以没有具体的方案。我听了一阵，简直搞不清楚与会人员对行政院通过的政策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迄十二时，委员长宣布：“本案交行政院斟办较合适。”

尽管我对此一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衷心尊重，但对这种徒具形式的议事程序也不禁好笑。第一，中政会的执掌大部分与行政院重复。第二，中政会人员讨论此类问题，其了解程度远不如行政院人员。他们的经验一般的说都很差。第三，行政院起草提案的人员大部分都不能出席中政会，因此对提案没有说明、辩护的机会。很明显的，我认为行政院与中政会的关系应予调整。

我所要提的建议简单易行。中政会与行政院秘书间要保持密切联系，中政会讨论提案时，有关部会首长亲自出席。好些朋友劝我不要多事，少惹麻烦。

委员长要我尽速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首先我口头向他报告我的拟议。他很高兴，要我正式提出建议。当我草拟建议时，南京有很多议论。也有些人要我把建议中的某某部分删除。吴鼎昌不希望把农业工作从他的实业部中划出去。张嘉璈请我不要让他背上招商局的包袱。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秦汾告诉我：经济委员会做了很多事，不该裁撤。建设委员会的人告诉我：该会是张静江先生的灵魂。张与国父有莫逆之交，也是委员长的好友，所以建设委员会不能裁撤。最后，连翁文灏都劝我不可操之过急。显然的，有些政治压力加到他的身上，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对我有影响力。我对所有的反对者说，我要把建议呈给行政院长，时机成熟，他会征询大家意见的，届时大家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反对者越来越多，我想最好是尽速提出报告，以免夜长梦多。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建议稿完成后呈上去。我满怀热望期待它的结果。但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三月底，委员长命我和翁对调工作。翁负责改革中央政府，我负责地方行政改革。我认为院长对我欠公道，不采纳我的建议，甚至连告诉我一声都没有。但是一年以后当我在莫斯科时，听说铁道和交通两部真的合并了，经济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也真的一并裁撤了。

这些变动产生了一些怪现象。我实在不知道其中的底蕴。这些变动与我当初的构想完全不同。例如，新成立的农林部实际上只是纸上谈兵。前后几任部长都是军人，为了酬庸他们的功劳给他们一份闲差事。他们毫无农业经验。我真后悔当初提出改革建议。我认为当初反对我的人实在比我有远见。

但我与翁对调工作的事却是不折不扣的。人们认为翁文灏负责中央政府改革工作，至少他们可以放心了。如果换了我，说不定又会提出某些新的改革方案。

当时我颇失望，由于失望，我对新工作（改革地方行政工作），不甚积极。我想：如果我不小心，可能又是一次“庸人自扰”。从另一方面说，我认为这样也好，使我对当时省、市……的行政工作能有个认识。我认为我应该把工作分成若干方面，交给适当的人仔细去研究。五六月间，我开始物色对地方行政有经验者或曾发表过有关地方行政著作者。我要在六个月之内拟出一套标准改革研究项目，以备专题报告之用。夏季来临，二十多名学者和有地方行政经验人员到各省市去进行他们的研究调查工作。 ddFLiShHplcxnbYY9zeGdG92bWx5mlQmoawe9qT6DL5NcklwtTs63I6xh3ZAEH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