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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蒋院长率政院同寅宣誓就职。首次院会于星期二举行。我清楚记得，会议开始前，大家都急待委员长的训话。他说：“我们替政府物色一个人应该像替女儿选女婿一样。”那次训话，表情和内容都令全体感到很大的惊异。委员长详加解说。他谴责过去的情形，他认为每次行政院改组，各部人事都要变动，这是不对的。“我要看几个月，”他说，“看看谁称职谁不称职。过几个月，你们可以根据这个原则有效调整，但在开始时，我们必须尽力和现在各部中的人共同努力。”此一指示以后成为人事行政上的一个准则。

帝制时期的中国，用人几乎都是沿用考试原则，所有政府人员都要透过各级考试。一九一一年，民国缔造，此种传统办法不再沿用。理由很简单，因为科举废除了。基于此种基本变化，各部工作人员已经不再是考试的优胜者，而是被委派的。每次行政院改组就意味着各部人事澈底更换。自委员长那次宣布后，各部长认为在接任伊始就更动人事是不适宜的。

考试院成立后，人事制度开始变更。考试院是国父对中国的一大贡献。虽然当时人们不了解，但它的确使中国政府从基本上改观。依照新制度，公务员可以分成若干类。人们可以参加考试。考试有高普之别。高考及格者可以担任高级公务员，普考及格者，可以担任中下级公务员。依照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依法受到保障，主管的好恶不能决定他们的去留。随着时间的演进，各部人员中经过考试的越来越多。部长能够控制的位置越来越少。大家渐渐承认部中工作人员（至少是某种人员），需要有相当的学经历。有效的政府要靠有经验有学养的人员，不能靠人员对主管的顺从。渐渐的，人们认为各部人员是为国家服务的，并非是替部长私人服务的。最后，各部人事公开，不再对某个特定人效忠。这种变化是积渐的，但却极有效力。研究中国政府的人一定承认此一变化的重要性。

首次院会后，经过人事问题的讨论，委员长已经了解院会的性质。他希望出席的人越少越好。他希望讨论的内容仅限于真正重要的问题。他告诉他的属下：他希望他们能澈底自由讨论，因为他认为行政院不是客气的地方，不是空谈的地方。

我到行政院后席未暇暖，学生就来请愿，要求对日作战。因为学生赴京请愿，交通又一度受阻。仅仅请求作战，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担心的是恐怕有居心叵测份子秘密用语言或行动在学生与宪兵队之间制造事端。一旦引起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野心份子就会藉机发动舆论反对政府。因此，行政院严令铁路当局不得载运学生至南京。同时，我们再派干员去说服已经首途的学生。政务处十名参事中有一位是端木恺，他原是一位律师，极有口才，也曾搞过学运。他仆仆于京沪路上，到处向学生们大声疾呼。有一次，委员长选了一天要接见全国各大学学生代表，说明他的政策并表示愿意采纳学生们的建议。翁和我都认为：假如我们不能解决学潮，其他的事就更不要提了。我们采取的措施终于控制了学运。

学生们返回学校后，铁路恢复畅通。有时教授及学生代表到南京。委员长集体接见他们，其他政院同寅再分批会见他们。我们暗地安排，要学生亲自去参观，看看我们备战的情形。此举，使他们一方面认为政府给他们面子，一方面满足他们的爱国心，于是他们都如愿而偿的离开首都。 z9fNHSfkiC7q6Gbu123MjsngtxibINg7YBxtsVn35NmvQi5DV6aQhcZZlCOGZ6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