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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翁文灏从南京电告我，说蒋委员长要立刻见我。当我抵南京时，翁肯定的告诉我蒋即将出任行政院院长，要我担任他的政务处长。我根本不知道有政务处这一组织，翁给我一份组织法参考。就组织法规定而言，政务处什么都管，也什么都不管。

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订政策的。易言之，一个要注意法令与惯例，一个要注意行政的效果。虽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两部分人员都是在一起办公的。在作决定时，双方不仅都要顾到程序和法令，而且要彼此注意，以免产生不利于对方的政治效果。

第二，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秘书人员要帮助院长处理这些事务，代他分劳。公文往往由秘书长或处长念给院长听。特殊重大事件，要为院长先作摘要。秘书长和政务处长都是次长阶级，均能出席院会。

当翁带我到委员长南京郊外汤山官邸去见他时，我仍未决定我应该如何答覆他。事实上，他也并未让我答覆。他只给我一个命令。我们落座后，委员长说：“好，我想翁博士已经把我的计画告诉你了。你的意思如何？”“我没有经验，”我回答，“我不知道如何做法。”“你能，”他说，“从工作中吸取经验。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他一面对我说，一面拿起笔来写了一道手谕：“派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我告诉他我须返清华，结束那方面事务。“啊，不，”他说，“这次我上任，一定要带所有人员一同上任，清华那方面由我替你电告校长好了。”

于是，我被内定为政务处长。翁文灏被内定为秘书长，他比我年长，不论在经验方面或是声望方面，都是我的老大哥。虽然我们在公事上是平行的，但很显然的，他是院中秘书人员中的首领。我一开始就决定把政务处作为翁的附属单位，尽量采纳他的意见。

我和翁的任命消息一旦传开，一般的反应都认为是学者从政。

行政院于一九三五年冬改组，人们赋予新行政院许多称号。有人称之为“行动内阁”，因为它包括许多经验丰富而干练的人才，如精于理财的吴鼎昌，担任实业部长；中国银行杰出的总经理张嘉璈担任铁道部长等等。也有人称它是“政学系内阁”的，因为吴、张二人被认为是政学系的。政学系的首领据说是张群，当时任外交部长。也有人称它是“人才内阁”的。因为，不论人们怎么评论他们的政治渊源，而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等人毕竟都是能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除了这些人外，还有王世杰担任教育部长。

宣誓就职日期预计是星期一，星期日我们和委员长共进晚餐共商宣布政策事宜。那时，人们最注意的是对日和战问题。经讨论后获得结论：我们必须要光荣的和平。大家认为不可轻言战争，应该继续为和平努力。委员长与其他一些出席人都明白表示和平要有一定限度。一旦有需要，行政院必须领导全国军民作重大牺牲。我提议应该从事一项复兴发展计画，以为备战或鼓舞士气之用。我认为一旦全国人民看到行政院从事大规模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改良农业，他们就会信任政府。负责财政的人员认为我的建议可能增加开支，最后演成通货膨胀。尤有进者，还可能引起用钱的欲望和胃口，以致无法满足。

反对复兴发展计画最凶的，竟是铁道部长张嘉璈，实在令我感到惊异。财政部长孔祥熙对他立即表示感谢。孔说他已尽力注意预算，如果再追加预算，财政部实在不胜负担。实业部长吴鼎昌也表示同样看法。我真不解，“行动内阁”的人何以如此怕行动？这些人身处政治狂流中，居然想用普通的手法去避免战争，令人殊不可解。我认为：他们不晓得主战的情绪已经达到顶点，如果不用非常方法，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我知道这些说话的人都是主和反战的。他们的行动使我明了，他们除了避免战争之外当时实在不准备作任何事。 4DhvXPHQlFzaPIcWKA5SSsw7WbhGwf3B5EN7uqCmJSJU3TXLJlK5GlTUocsFMU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