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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一九三五年秋，清华开学不久，二伯电告我说祖母去世了，希望我能回家奔丧。正巧这时蒋委员长也约我去南京。我匆匆赶到南京，向他口头报告在欧情形，然后返家奔丧。从南京到汉口我搭一架单引擎三座水陆两用飞机——中国最早的民航机。从汉口搭火车至长沙，从长沙雇了一辆汽车，因此我可以在三小时之内赶到老家，车费三十六元。搭便车的还有我九堂弟和他的太太，另外还有一大批行李。一九二三年时这段路要走五天，还不能有人搭便车。
一反家父去世时的情形，我决定给祖母念经。葬礼一切细节均由二伯作主。虽然他是无神论者，但他也不想违反传统。丧事办的很风光，大约用掉三百元。为此，卖了三十亩家田。
所有与我们有关的人都参加了丧礼。一连三天，我家都供他们膳食。从早至晚，灵堂都挤满了人。每桌八人，每四十分钟开一次席，轮番招待。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依照佛教仪式在祖先堂念经。亲友祭奠的祭礼有八十份，完全依照俗礼规定，每份都附一篇祭文。整个丧礼可以说极尽人间的豪华和精神上的安慰。我感到每位戚友都认为我们蒋家作得对。在乡间，只有在婚丧和建造房子三方面夸富。荒乱年间，为了避免盗匪的觊觎，人们可以不盖房子。但是婚丧大事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是不能马虎的。
丧事过后，祖母的灵柩抬到墓地，送行的行列长达一里路。不仅有幡、旗和鼓乐，而且还有军乐和仪队。当时有好多亲戚都参加了军队，有一位甚至做了少将旅长。棺木下葬。阴宅是刘先生和二伯费了十年工夫所选的佳城。据刘先生说，此一佳城足可使蒋家享受四十年余荫。
葬礼过后，我和哥哥去看刘先生。他很客气，招待我们吃中饭，席间他不停的谈到祖母的墓地。他的话掺杂一些易经和妖言。我对他说的简直无法了解，只好闭口不谈。最后我对他说：“刘伯伯，闲话少说，请您告诉我们那块地究竟有什么好处。”他说：“！好得不得了。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你们蒋家还要继续发达。”我问他二十年后的情形如何。他说：“二十年后可以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于是我又追问他：“四十年后又如何呢？”他回答说：“超过了四十年我就不敢说了。”这是他的礼貌，因为他不愿谈及四十年后我们可能败家的事。
尽了作孙子的责任后我又回到清华。此时时局紧张，战云弥漫，谁也不敢说战争什么时候会爆发。清华随时都有被夷为平地的可能。日本在平津地区已经有妥善布置，因而对其侵略准备行为也不掩饰。虽然我们照常上课，但也知道来日无多了。每系都将值钱的书籍和仪器打包南运。我们讨论清华战时在什么地方好。有些人认为西安很适当。我提议迁往湖南，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侵略绝不会远及湖南。尤有进者，湖南盛产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锁中国，清华教职员和学生也不致挨饿。学校当局采纳了我的建议，在长沙设立了一所战时清华。